试探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法律思想孟德斯鸠的理论是法国启蒙思想的一部分，从性质上看，把他的理论作为古典自然法学的一部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同的是，孟德斯鸠在许多问题上不同于其他自然法学。
如果说从格老秀斯到卢梭更多的是在谈政治和政府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孟德斯鸠更多的是在谈具体的法律问题，他深入到法律的内部，不再仅仅从政治的角度谈法律，而且从法律与其他现象的关系上谈法的精神。
《论法的精神》是其一生重要的著作。
这部著作，对于十八世纪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和实践，起着思想准备和理论指导作用，从而也为资产阶级建立法律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孟德斯鸠是一位在我国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家。
清末，在为启动我国法的现代化进行的思想准备活动中，他是第一个被介绍到我国来的具有深刻法律启蒙精神的思想家。
1904年到1909年期间，我国早期重要思想家严复陆续将《论法的精神》一书翻译出版，当时译名为《法意》。
该书出版后，不仅当时在我国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他的政治法律理论在整整一个世纪中都是我国法律学、政治学学者的研究对象，他的有关法律与理性、法律与社会以及权力制约等方面的思想，一直是中国人反封建、反压迫和追求法治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
《论法的精神》一书，虽囿于时代的限制，在思想上有其局限性，但在资产阶级的法学著作中，可称之为具有独特风格的百科全书，也是资产阶级法学最早的古典名著。
在这部著作中, 孟德斯鸠的法律见解就是建立在他的社会理论基础上的，即法律本质上是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这种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人类可以认识和控制的；所以，法律与社会存在密切关系，社会中某些因素的变化，则是法律变化的根源；法律变化也会引起社会变化。
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认识社会和法律的性质，从而使法律符合正义的要求。
本文就是对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关于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思想和社会理论中的法律思想等观点进行探讨，试图说明孟德斯鸠法律思想对当代司法实践的现实意义。
一、《论法的精神》中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首先，提出三权分立学说孟德斯鸠厌恶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认为：“专制政体既是无法律有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
”为了反对全部国家权力集中于专制君主一人手中，孟德斯鸠根据约翰·洛克的分权论，并加以发展，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学说。
他说：“每一个国家有三种权力：（一）立法权力；（二）有关国际法事项的行政权力；（三）有关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
”“我们将称后者为司法权力，而第二种权力则简称为国家的行政权力。
”他主张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应该分属于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
孟德斯鸠主张由议会行使立法权，君主掌握行政权，法院专管司法权，使他们之间互相制约，防止滥用权力。
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分工、相互制约和保持权力平衡的理论根据。
孟德斯鸠的意图是想用资产阶级控制的议会，来限制当事还在封建势力手中的行政权力，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主张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常常滥用刑罚，在大多数的场合下是轻罪重罚。
孟德斯鸠说明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罪和刑不相适应的不合理情况，指出只有根据犯罪的性质来量刑才有利于自由，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是资产阶级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重要原则之一。
资产阶级革命后，西欧国家都实行了这个原则。
第三，是反对以思想、言语和文字治罪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君主制度下，君主们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都以思想、言语和文字论罪，以造成恐怖气氛，使人不敢违抗、造反和篡夺权力。
孟德斯鸠反对以思想、言语和文字治罪，他认为言语并不构成罪证，言语只有在准备犯罪行为、伴随犯罪行为或追从犯罪行为是，才构成犯罪。
孟德斯鸠也反对以文字论罪，认为文字包含某种比语言较有恒久性的东西，但是如果文字不是为大逆罪作准备而写出的话，则不能作为犯大逆罪的理由。
第四，反对株连、反对肉刑、反对拷问封建社会的刑罚制度一个最残暴的方面就是株连。
那时候，处罚犯人，刑及亲友，无辜含冤，极不合理。
我国封建社会就有灭三族，灭五族，灭七族，灭九族之类的酷刑。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刑罚，绝大部分都是损害犯罪者的肢体的，非常野蛮。
封建社会的诉讼程序也很野蛮、很残酷，他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拷问，即刑讯逼供，造成了无数的冤狱错案。
孟德斯鸠是反对封建社会、奴隶社会这些陋规的。
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后都废除了株连制度，实行刑罚只及犯罪者本人的原则，也废除了肉刑。
二、孟德斯鸠社会理论中的法律思想孟德斯鸠倡导理性主义法律观。
他认为，一般法律是人类理性，各国的法律是人类理性是在各个特殊场合的适用。
这个理性论在当事神学统治一切的时代，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瓦解了封建主义和专制暴政的重要堡垒———教会的统治权。
他是通过社会理论的构建，考察法律与理性的关系，为理性定位。
这也是他的主要理论贡献之一。
孟德斯鸠理性主义法律观主要表现在：首先，孟德斯鸠以整个社会及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确定法律体现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
虽然孟德斯鸠带有浓厚的经验色彩，但是他也明显注意到经验知识的局限性，因此，试图从复杂万变的经验事实中，通过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依赖性，概括出法律的一般原则。
他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联系。
在这个定义下，所有的事物都离不开法律。
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就是他说的“法的精神”。
其次，孟德斯鸠立足于社会形态的考察而对各种政治原则的分析，是他得出政治活动是有规律的，以及政治原则具有可控性的结论。
他认为政治活动是有内在规律的，各种政治原则是与不同的政府形态相联系的。
他把政府的形态划分为三大中，即共和、君主、专制。
同时，他认为，共和国适用于小型国家，君主国适用于中型国家，专制政体容易发生在大国。
第三，孟德斯鸠将实证分析与价值判断相结合，奠定了解释社会学观察法律问题的隘路。
他把法律形式主义和形而上学两者结合在一起。
例如，他提出法律与三种政体之间的关系：专制国家里没有法律，君主就是法律；君主制国家，法官遵守法律，法无明文规定时，法官按法律的精神办；共和制国家里，法官只是被动的法律条文和文字的宣告者。
他有关共和国法律与法官的关系的论点，显示了形式合理性的观念。
再如，他提出专制国家刑罚都是严酷的，而在节制的国家，刑罚通常比较轻微；他反对刑罚报复主义，主张多用财产刑，少用人身刑，等等，都变现出他的理性主义法律观。
由于他强调严格依照法律办事，反对实施法律时，参与政策、道德等的考量，因而，总体上倾向于法律形式主义。
三、《论法的精神》的法律思想对当代司法实践的现实意义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的政治观点和法律观点，对促进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对当代司法实践活动，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孟德斯鸠看来，法的主要精神就是正义，法律是正义的化身。
他还断言法律是代表整个人类的，是人类正义的体现，法律为整个社会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某一个阶级利益服务，不是为一部分居民的利益服务。
他的这种思想，对资本主义法律想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公平、正义作为法律的价值是被普遍接受的。
虽然人们对公正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作为价值，公正应在法律之上，而不是想反。
公正也是司法追求的最终目标。
孟德斯鸠认识到法律经常会和感情发生联系，有时会产生冲突。
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他认为，法律不能走过了头，只从感情出发。
司法实践中，的那个法律与情理相冲突的时候，执法者往往感到困惑和棘手，也最容易使其罪具体而明确的法律规定视而不见，“制定“一个例外，以情代法作出裁判。
这种自由裁量权的随意行使，实际上否定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根本就不是一种”衡平“或”正当背离法律“的方法。
孟德斯鸠认为，如果对法律制定例外的规定，实际上就破坏了法律的原则的规定，其结果后患无穷。
在孟德斯鸠法律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法律总是要遇到立法者的感情和成见的。
有时候法律走过了头，而只染上了感情和成见的色彩;；有时候就停下来，和感情、成见混合在一起。
“孟德斯鸠还把法律区分为自然法和人为法两部分，人为法又分为国际法、政治法和民法。
他认为，人为法抚育普遍性；政治法使人类获得自由，民法使人类获得财产，国际法则是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这几种法律的渊源、目的和性质是不同的。
尽管他对法律的规定是不科学的，但其观点对当代司法扔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就是要就执法者在适用法律时，既要从宏观上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又要从微观上探寻某个部门法律的立法目的和原意，使司法更合乎立法目的和原意，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全面、准确理解法律，正确适用法律。
司法公正为何如此重要？司法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深刻理解法律精神，把握其内涵，并能熟练运用法律于办案中，在当事人之间真正实现公正，这才是司法的最高境界。
在司法过程中，法官遇到法律规定不明确时，就要思考立法者设立该法律或法条的目的和原意是什么，努力探寻法律深层次的含义，从立法目的的角度来正确解释法律，以正确适用法律做出公正裁判。
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司法公正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它与严格依法办案的观念的联系十分密切，司法公正就要求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要做到严格依法办案，就必须正确处理好法与情的冲突。
孟德斯鸠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主将之一和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他的思想和学说，不仅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过巨大作用，同时对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确立，都具有着深刻的影响，也波及到我国的政治思想界。
其法治思想对我国现在的法治建设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同时，孟德斯鸠的法制思想不应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我们要在观念上对其重新认识，摒弃偏见，吸收其合理成分，借鉴其经验，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国家权力运行走上法治的轨道，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