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唐繁华留胜迹——西市遗址西市遗址位于唐长安城中部偏西，在今西安城西南一公里多的糜家桥与东桃园村之间。

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经1959年、1960和2006年三次考古发掘，目前已大致廓清其基本情形。

西市约占唐代城坊的两坊之地，合今1600亩。

市内有四条主要街道，还有两条与西市东侧永安渠通连的水渠及多条排水支渠。

考古发掘证实：唐代西市建筑密集，人口众多，水陆交通便利。

遗址一：西市东北“十字街”遗址西市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031米、东西广927米，埋藏于现今地表下1.8-2.5米处。

市内有南北向与东西向的平行街道各两条，由此形成西市的东、西、南、北四条大街。

四街交叉成“井字”形，街道宽约16米。

四条纵横交错的街道，将整个市内划成九个长方形版块，每个版块四面临街，街面遍布店铺，商家数以千计。

遗址二：东北“十字街”北侧石板桥遗迹2006年，曾对西市东北的“十字街”进行过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街之北侧发掘出一处桥梁遗迹：此桥东西长 5.5米、南北宽1.75米，是为“十字街”北侧东西向路沟上部供行人通行之用的“石板桥”，亦为此处之过水涵洞。

石板桥的石板间用铁卡固定，下部有石条或石板支撑。

其做工考究，结构牢实。

遗址三：排水沟道遗址在西市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土筑和砖砌两类排水沟道。

土筑水沟时代较早，沟宽0.3米，沟壁贴有木板，板外竖有立柱，以防沟壁坍塌。

砖砌水沟时代较晚，系早期沟道改造或移位而建，沟底约1.1米，沟口残存1.2米，沟深0.65米。

唐长安城八水环绕，引水入西市，既通水运，又解决了供水问题，这是西市繁荣的基本条件之一。

遗址四：古井遗址在2006年的考古工作中，发现唐代永安渠流经西市东部，当系西市用水之主要来源。

在大部分坊址中，多发现水井遗迹，分吃水与窖水两类。

井深4-6米，直径约1米，砖砌井壁。

另发现有楔形石构件，应是石质井台构件。

遗址五：道路与车辙遗迹在西市南大街东端路南发现上中下三层路面。

第三层路面距地表1.8-2.7米，属盛唐时期。

路基填石子后经夯打，极为坚硬，路宽16-18米，车马道宽14米。

路两侧各有一条宽30厘米的明沟，其外侧又有1米宽的人行道。

在路面上发现若干条车辙遗迹，宽度约为1.3米。

发掘的道路如此坚实，车辙如此明显，足见当时西市交通繁忙的盛况。

焦木：唐代末年，社会动乱、群雄纷起，长安城不断遭到火灾和战乱的破坏，公元904年，朱温劫持唐昭宗东行时，拆毁长安的建筑，将木料投入黄河送往洛阳，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从此灰飞烟灭，西市也未能幸免于难。

您看到的这些焦木便是西市经受火灾之后遗留下来的。

大石臼具体用法是将稻谷放入臼中，用石杵不断捶捣把稻谷外壳去除，经过加工的稻米做出的饭食，不但口感细腻，而且利于人体吸收。

西市的一些手工业加工也需要捣碎原料，像染料、药材、末茶等。

这也正是西市出有很多小石臼的原因。

还有石磨石碾也是粮食加工工具，主要用来碾磨面粉。

西市有不少的食店卖的各种炊饼，就是用这种粮食加工工具磨制成的面粉制成的。

陀罗尼石经幢经幢是刻有佛的名字或者经咒的石柱，这一石经幢，为八棱柱形，是在2009年夏季，大唐西市项目施工建设时，于西市遗址附近出土。

上刻文字12行，每行51字，从经幢的铭文来看，是唐宪宗李纯元和十四年间的遗物。

此时佛教信仰在社会上极为普遍，信众广泛，西市附近出土石经幢，证明它是社会公众活动的重要场所，周围有佛教寺院。

白石莲花座莲花图案的意义一是代表建筑等级高，二是可能与佛教有关，总之不是一般人随便使用的；莲花台座上面原可能用于安放佛像，也可能是房屋木柱的柱础。

石宝珠顶：宝珠在佛教里代表光明和智慧，很多佛教法器上都有它的造型。

这件石宝珠顶很可能是石灯的顶部。

（二）万里丝路由此启——西市概况段首文字：矗立在关中平原的长安城，自西汉建都后，先后被七个王朝沿用为都城，几经兵燹，残破不堪。

隋文帝于此修建大兴城，始定宫城、皇城与外廓城，并建街坊及东、西两市。

唐承隋制，保留了两市格局。

西市自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开市，至唐代末年遭到破坏，维持了320年的繁盛。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西市作为丝绸之路东端的源头，起到了货物中心集散地之重要作用。

10 .西市模型根据考古资料和史料记载复原西市模型，西市的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占地1600亩。

市内有南北向的和东西向的平行街道各两条，街道的宽度均为16米。

四条街纵横交叉，将整个市内划成九个长方形，每方的四面都临街，当时的店铺就设在各方的周围。

西市除陆路交通之外，还有比较发达的水运系统。

模型中展示的水渠即是贯通西市的漕渠和永安渠。

西市行肆众多约有220行，绢行、茶阁、金店、卜肆等。

其中一些行肆的经营模式为前店后厂，即店铺的后面为作坊。

当时西市中外商贾云集、尤其以西域胡商居多，是名副其实的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中心。

11 .建筑材料一组西市遗址出土了很多带字砖和手印砖，意义重大。

这种做法从战国时期就有了，反映了当时的生产责任制：即在制成的砖背后刻字或压手印。

这块砖一旦有了质量问题，刻名字或按手印的人就要承担责任。

由于这种责任制简单明了，所以在制作时谁也不敢马虎大意，使制成的砖质量很高。

西市遗址发现的瓦当，多为莲花纹样，完整的瓦当其实是个筒状，套在建筑物的椽子头上，起保护椽子和美化建筑的作用。

兽面砖上面印有兽面，取吉祥如意和辟邪的用意，寄托了人们希望建筑长久平安的愿望。

12.胡俑一组这些骑马俑、背货俑多为胡人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当年不畏险阻长途跋涉，奔波于丝绸之路的各国商旅身影。

丝路遗存、文化交流都是双向的，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上的这些胡人，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传向西方，西域的音乐、中亚的舞蹈、罗马帝国的琉璃、非洲的象牙和香料也纷纷传入唐朝。

13.骨器2006年考古发掘发现，西市西大街中部偏南的东侧不远处，不仅出土了一些精美的骨器，还发现有相关加工骨器的遗址等。

专家推断，此处可能是西市一处加工、制造和出售骨器的店铺遗址。

这里展出的有骨梳、骨簪、骨饰原料等。

14.西市交易时间管理开市鼓、闭市钲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商业属阴，故“日中为市”，据说这是商代即有的习俗。

唐代西市沿此，史料记载西市每天中午12点击鼓三百声表示开市，日落前一个时辰击钲三百声表示散市。

展出的这两件鼓和钲分别就是代表西市开市的鼓和闭市的钲。

15.度量衡管理铜尺唐（618-907）长：31cm 宽：2cm度器。

一共两枚，整体呈窄长方形。

铜质坚硬，上有刻度，錾金刻花，此尺为研究唐代度量衡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

铜秤唐（618-907）直径：17.6cm，盘高：4.7cm，杆长：43.4cm衡器。

称体呈浅盘型，平底，三兽蹄形短足，盘口沿上置三个均与分布的铜环。

细长圆柱形秤杆，无星码，其间铸一圆环，与三条索状链条相接，链末端有钩，正好勾在盘口的三环之上。

此秤为研究唐代的衡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尺和秤是市场管理中重要的尺度，凡在市场交易中使用的度量衡器，都要符合官方定制并且要按时校对，经官府用印之后，才可以使用。

不合规定的要负法律责任，而对私自制造度量衡器者也要严格处罚。

展线上展出的斗、升、石权等都是唐代市场贸易所使用的度量衡器。

展出的两枚铜尺，长31cm,宽2cm，上面錾金刻花，是研究唐代度量衡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

铜秤的盘直径17.6cm，高4.7cm，盘的口沿上有三个均匀分布的铜环。

秤杆长43.4cm,但是没有星码，其间铸有圆环，与三条索状链条相接，在链条的末端有挂钩，正好勾在盘口的三环之上。

这杆秤为研究唐代的度量衡制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16. 釉陶算珠2006年唐代西市遗址清理过程中，采集到一些釉陶丸，陶丸共计60枚，仅有几枚残破，大部分完好。

色彩有两种：一种是黄釉、一种是绿釉；规格也有两种，一种直径2.5cm;一种直径1.2cm。

陶丸中空，胎和釉层均较薄，在釉下依稀可见散乱分布的涡纹状的装饰，它与弹球游戏使用的实心弹丸不同，腔内中空，摇动时可以感觉内装有硬核。

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珠算工具：算珠。

中国古代一直使用筹算，一般认为珠算萌芽于宋元，至明代才取代筹算而成为主要的计算方法。

西市出土的这些唐代釉陶算珠是一重大发现。

它不仅为汉末徐岳所著《数术记遗》一书中提到的“珠算”提供了实物资料，而且为数学史界有关唐代可能已有“珠算”的推断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唐中叶以后长安城西市商业日盛，计算日繁，传统的算筹携带不便，室外计算尤为麻烦，为便利商业计算，珠算应运而生是很自然的。

珠算这一在当时被认为是“先进”的计算工具在西市出现，是当时西市商业极为繁盛的重要标志。

17.西市金融开元通宝钱西市的商业活动离不开货币流通。

当时的流通货币是开元通宝，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废五铢而改铸“开元通宝”钱。

开元通宝制作规范，十枚重一两，革新了秦汉以来二十四铢为两的旧制，从此中国的衡制多了一个单位，即一两的10分之一两叫做一“钱”，也就是一枚开元通宝的重量；又由于每枚开元钱圆径八分，十枚排成一排为唐小尺一尺，十二枚半为一大尺，因此开元钱还可以当尺子用。

此外，革新了钱币的名称，唐以前的钱币，多以重量命名，如秦时叫半两和汉时叫五铢，都是重量。

而自开元通宝开始，首次将“宝”字铸入钱文，并冠以当时的年号，说明这时的货币已经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以及唐人眼里的家中之宝。

这是古人在钱币认识方面的一大变化。

开元通宝在唐代流通近三百年，存世数量较多。

18.外国货币随着中西方交往的频繁，彼此间的商贸往来空前繁盛。

由于来华经商的波斯商人和东罗马商人增多，波斯钱币和东罗马钱币流入中国。

这枚七世纪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银币，应当是随着丝绸之路贸易而传入中国的。

在长安外国货币只作为玩赏或随葬，并不流通。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来自其他国家的金银货币。

19.和同开珎日本的“和同开珎”形制与“开元通宝”如出一辙。

唐代，东瀛日本曾先后多次派遣唐使到唐长安，学习中华文化，同时也把铸造开元通宝的技术带回了日本。

公元708年日本发现铜矿，这对资源贫乏的日本是一件大事，因此日本在次年改元“和同”以示庆祝，“和”是日本的意思，而“同”与铜相通，“和同开珎”仿照唐代的铸钱技术和工艺，是极为罕见的珍贵货币，目前，这种货币在日本已经不存。

20.陶扑满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储钱罐，本身具有满则扑之的特点，即钱满时将扑满扑倒，并凿孔取钱，因此扑满很少有完整保留的，也很少用作殉葬品，各地博物馆收藏的扑满较少，故这件扑满显得十分珍贵。

21.西市水运郭均墓志此墓志为正方形，边长87厘米，四周刻有十二生肖。

墓志主人为隋朝大将郭均，太原祁县人。

墓志铭文中有“开皇四年，领开漕渠总监，同当时之发卒，三月既成”的字样，可见隋代已开漕渠。

据史料记载，唐代曾多次重修漕渠，和西市有关的是天宝二年（743）京兆尹韩朝宗，在渭水上开槽渠，引水至西市，并造潭于西市西街以贮木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