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教政策与选士制度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中国封建社会初起于春秋战国，全面确立于秦王朝，巩固于西汉，延续到清王朝，期间经历了二千多年历史。
其中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内涵和举措非常丰富，成效也十分显著，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教政策和措施，二是选士制度和措施。
一、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教政策和措施中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共同特点是“学在官府”，学校教育为统治阶级所垄断，特别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意味着国家政策和文化教育皆以儒术为本，儒学成为统一的指导思想，但总的趋势是由单一走向多元即儒佛道并重的文教政策。
(一）秦代的文教政策及措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除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巩固统一的措施外，在文化教育方面主要采取了“书同文”、“行同伦”、“颁挟书令”、“设三老以常教化”、“以法为教”和“禁私学，以吏为师”等巩固新兴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重大政策和措施。
其贡献是推行共同文字、促进共同文化和共同伦理习俗，为文化的传播和教育的推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其教训是“焚书坑儒”和“以吏为师”，破坏了学校教育制度。
“以法为教”有其两面性，由政府统一地实施法治教育是其优势，但不能以法代数，否定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
(二）汉代的文教政策及措施汉代的文教政策及措施的指导思想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汉代文教政策的核心。
具体体现在：第一，置明师，兴太学，大力发展官学；第二，广取士，重选举，逐步加重考试经术的成分；第三，读经和尊孔，汉代给孔子及其后裔很髙的荣誉和地位，把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尊为“经”，并专置五经博士，最典型的就是《白虎通义》。
其贡献是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官学、私学和社会教化都受到重视，并逐步建立起相应制度，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遵循，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文教政策的基础；其教训是“独尊儒术”，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都不许研究，使学术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宣告百家争鸣的局面结束。
(三）三国两晋的文教政策及措施三国两晋的文教政策及措施的特征是学校教育呈现失控的局面，但统治者一心想恢复汉代教育模式，颁行崇儒兴学的文教政策，并在整顿大学的基础上创办了国子学。
具体措施是:第一，在大学之外另设国子学，其对象是“国子”即国之贵游子弟，其目的是为了“殊其士庶，异其贵贱”，因而国子学的设立是豪门世族的特权在教育上的反映，这种做法对以后封建社会等级学校的产生有很大影响。
第二，设四门小学，设儒学馆、玄学馆、史学馆、文学馆，设儒、道、文、史四科，进行分科教授，还开设了律学、书学、算学等实科学校，从而突破了儒学一统的局面。
(四）南北朝的文教政策及措施南北朝的文教政策及措施的特征是由独尊儒术的单一格局走向了多思潮并存的多元格局。
其表现：第一，由于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差异，各割据政权采取了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文教政策，从而呈现出多元特征；第二，随着玄学的流行，佛教的兴盛，道教的生长，终于突破了儒学独簕的单一格局，形成了儒、佛、玄、道并存的局面；第三，由于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对新思潮的态度和认识不尽相同，带来了各政权文教政策的差异性，再加之各时期文化的相互交融程度有异，导致文教政策的层次差异，例如同是儒、佛、道并存，南朝和北朝的看法就有差异⑴；第四，专科教育和私学的兴起，冲破了“独尊儒术”的藩篱，出现了诸如史学、文学、律学、书学、医学、算学、玄学、佛学、道学，以及千姿百态的私学多元格局等。
(五）隋朝的文教政策及措施隋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之后，重新重用儒学，因为“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
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
具体措施是：第一，广泛征集并梳理儒家经典；第二,积极促进南北儒学的合流；第三，重视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从中央到地方广建学校，备设重礼，招募全国各地的鸿师硕儒到京师和郡县学校任教；第四，创立了科举制度，始置进士科，再设“十科举人”和“四科举人”，进一步加强了儒学在教育、选士、任官制度中的地位；第五，完善中央教育体系，制定了职业教育制度和实科教育制度，同时对佛教与道教予以鼓励并加以利用，促进儒、释、道的融合。
(六）唐代的文教政策及措施概括来说就是“祟圣尊儒”四个字，在“祟圣尊儒”文教政策的指导下，唐朝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教育制度，规范了教育内容，完成了“养士”与“取士”之道合而为一的理想。
具体措施是：第一，树立儒家政治思想的权威地位，确立了孔子在教育领域中的崇高地位，并主张“道统”（以师儒为主体即儒家之学）与“治统”（以王侯为主体即王霸之术）相分离；第二，统一教育内容，建立新儒学，特别是颜师古考订的《五经正义》和孔颖达主持的《五经义疏》成为新儒学的经典；第三，“祟圣尊儒”的文教政策作为唐代在国家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起主导和指导作用的政策，它体现在统一的教材、严密的学制和与科举制的结合等方面。
(七）宋代的文教政策及措施宋代的国策是“重文”即“以文治国”，主张“兴文教，抑武事”，明确提出“宰相需用读书人”，其核心思想就是“尚文抑武”，即通过重用文官，削弱武臣的兵权，加强皇帝的绝对权威，进而强化中央集权，稳固封建专制统治。
具体措施如下：第一，尊孔崇儒，努力提髙孔子和儒学的地位，在学校教育、科举考试中不断加大经学的比重，同时又提倡儒、佛、道，推行三家融合，实行以儒学为主，糅合佛、道两家思想的政策；第二，重视知识，尊重读书人，扩大科举录取规模，鼓励世人读书仕进，其他措施如对科学技术上有发明创造之人的奖励，尊师重教，重视学校教育和兴办私学，聚书编书和加强基础文化设施等，都颇有成效；第三，重视科技教育、女子教育和社会教育，对科技领域学有专长且有一定成果者采取特别鼓励、破格提拔的政策，对女子教育以家庭教育为主，强调道德要求及贞节观念，而社会教育注重同地方政权建设、社会风俗改造和封建道德知识的普及结合起来，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巩固统一，重振封建伦常纲纪;第四，设立了教育机构书院，其特点是有自己的校舍、藏书、教学活动、供祖和常设经费等，被宋代理学家看作是探讨学术和传播理学的基地。
(八）元代的文教政策及措施元代的基本国策是推进封建化，其文教方针和书院政策都是为封建化的基本国策服务的，基本内容是实施汉化教育及认同儒家文化传统的政策。
具体措施如下：第一，尊孔崇儒，以文治国，以佛治心，全面推行“汉化”和“三教合一”的政策，从而缓和了蒙元统治者与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矛盾，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特别是忽必烈，可以说是全面推行“汉化”的第一人，也是元代文教政策的奠基者，他颁布了一系列保护、优待和任用汉儒的政令，并以守成必用儒臣为由，主张开科取士。
第二，大力兴办学校，认为“学校之设，本以作成人材”，为此下过多道诏书，要求各地学校的正官、教官“主领敦劝，严加训诲，务要成材，以备擢用”元代的学校类型主要由官学和其他半官方及民间性质的私学组成。
其中，官学由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个系统组成，半官方及民间性质的学校则是散布于全国各地的社学和各类乡塾学舍。
第三，教育上的民族歧视和不平等，元代统治者将国人分为四等：蒙古族人最贵，其次为色目人，再次为汉人，最贱为南人（中国南部之汉人），如元制百官，正职均为蒙古人，汉人、南人只能任副职，地方行省长官也均为蒙古族人，在教育政策上亦体现这种民族歧视与压迫。
(九）明朝的文教政策及措施总的政策是“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
具体措施如下：第一，广设学校，培育人才，认为“治天下以人才为本，人才以教导为先”[8]，学校是培育人才的主要途径和有效举措，强调学校是“国家资之以取人才之地”,把学校作为培养人才和科举选拔人才的预备场所，因而明代学校之盛达到“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的程度。
第二，大力推崇程朱理学，明确规定“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强调从“四书”“五经”中命题，并以八股文的格式行文，内容只能是“代圣人立言”，不可独创，这就是著名的“八股取士”制度。
第三，大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实行了种种禁锢思想的措施。
如对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中的不同学派，横加排斥和压制，明令非“四书”、“五经”之书不准读，非程朱理学之说不许讲，突出事例就是所谓的“孟子问题”，其他禁锢措施还有施行文字狱，建立厂、卫特务制度，对师生言行进行严格的管理与控制，凡不利皇权的一切思想言论，均在严禁之列。
(十）清朝的文教政策及措施第一，尊孔崇儒，提倡程朱理学，颁发《圣谕广训》，确定共同的行为规范；第二，对汉族士子采取笼络、压制并用的政策措施，在常规的科举考试之外，还运用了皇帝特设的“制科”来收罗不愿应科举的著名人才，以及“招试”和“恩赐”举人、进士等手段收罗大批士子，组织捜集、编纂、注释古书，同时又严订“学规”，严禁结社，大兴文学狱；第三，科举与学校紧密结合，调控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方向，以实现其培养后备官僚和教化的目的；第四，提高官学地位，调控非官办学校，最根本措施就是朝廷给予它垄断输送科举考生的特权，规定科举必由官学，賦予官学以特殊的地位。
二、中国封建社会的选士制度和措施选士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要举措，其主要功能是选拔士人、用以补充管理者队伍。
我国历代统治阶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都十分重视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的工作，并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养士”和“选士”的制度，其中“选士”制度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一）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夏、商、西周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到春秋战国时出现了唯贤、唯功的人才选拔制度，汉代选拔人才制度则是“察举制”，据考证，该制度肇始于前196牟汉高祖刘邦下求贤诏，这一制度是由地方长官在自己的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具体内容如下：一是明确了察举人才的标准。
根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要求，凡儒家以外的各家均不得举，开创了以儒术取士的标准，可推荐的人才为地方六百石以下的官吏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举。
二是取士包括德行、学问、法令、谋略四个方面的内容，称之为“四科取士”。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
”三是察举分为岁举和诏举两种类型。
岁举每年推举，科目设有孝廉和秀才；诏举则是临时性的特科，即由皇帝下诏察举人才，通常都是在灾异发生之后的特殊时期举行，人数不限,由诏令临时规定，诏举科目多而不固定，较常见的科目有贤良方正、童子、明经、明法等，但总的原则是以能把有专门才能的人推举出来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