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星衍生平传记研究的史料学考察——以阮元《山东粮道渊如孙君传》为核心马振君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又字伯渊，号季逑①、薇隐、芳茂山人，小名喜。
江苏常州阳湖县人（今江苏常州市）。
乾隆五十一年（1786）丙午科举人，翌年连捷成一甲二名进士，由翰林院编修，仕至山东督粮道。
②著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孙渊如先生全集》等。
③孙星衍少以诗名，乾隆年间与洪亮吉、黄景仁、赵怀玉、杨伦、吕星垣、徐书受以诗才争胜，并称“毗陵七子”。
袁枚目其为“奇才”，并与结交。
后因自身志趣并受卢文弨、钱大昕等人影响，始将主要精力转移至学术研究方面，从此浸淫于目录、版本、校勘、辑佚、典藏、经学、小学、方志等众多领域，孜孜矻矻，终成一代大师。
对于这样一位造诣精深、交游广泛的人物，若欲做更深入的研究，编制更翔实的年谱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这就需要对前人所作的有关生平传记史料有全局把握。
那么，到目前为止，这样的资料有哪些？史料之间是否有传承因袭的关系？分别有什么价值与不足？本文就从这几个方面展开谈一谈。
一、现存孙星衍生平史料概观搜索现存孙星衍的生平史料，最方便的工具是李灵年的《清人别集总目》，其中列出三十条传记资料（其中有两条为图像史料），基本囊括了现在能看到的资料。
现以表格形式列出主要的几部，以便更直观地考察史料产生的先后和可信度。
①王昶《湖海诗传》卷四十《孙星衍传》：“字渊如，号季逑，阳湖人。
乾隆五十二年殿试第二人及第，官山东粮道。
有《雨粟楼诗集》。
”②阮元《研经室集二集》卷三《山东粮道渊如孙君传》和张绍南撰、王德福续《孙渊如先生年谱》。
③江庆柏等纂《江苏艺文志·常州卷》，第507～532页。
④人物字号、生卒年皆引自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
⑤孙星渊《孙渊如先生全集·平津馆文稿卷下·诂经精舍题名碑记》。
①来新夏《近三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梁廷灿：《年谱考略》著录。
并按称：‘著者清张绍南，常州人。
王德福，江宁人。
嘉庆十六年渊如五十九岁以前为张撰，六十岁以后则王续成之’。
”上表未列那些二、三手资料③，因为这些资料皆各取所需转相传抄而来，且如断烂朝报，对研究传主生平毫无价值可言（书画类书中所收之书札和画作却有重要价值），故未予列入。
从表格统计情况可知，最早的生平传记文献出自传主的老师辈王昶、举人同年阮元、学生钱林、同里张绍南。
王昶的《湖海诗传》寥寥数语，虽信息准确，但实在不关痛痒。
钱林的《文献征存录》则大段引用孙星衍各时期之文，漫衍铺排，大概效仿《史记》以传传文之意，而叙生平之文字反淹没其中，难理头绪。
并且其文也不够准确，如云：“孙星衍，字渊如，又字季仇，阳湖人。
母梦星堕怀而生。
”而阮元《山东粮道渊如孙君传》云：“君生时，大母许大夫人梦星坠于怀，举以授母金夫人，比旦而君生。
”张绍南《孙渊如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张《谱》）亦云：“生前夕，大母许太夫人梦星堕于怀，举以授金夫人，比旦生君，因以命名。
”言之凿凿。
可见即便如钱氏为孙诂经精舍时弟子，也会因听闻而误。
当然此处之误也可能是“大”字脱文造成的。
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错误，都应引起使用者的警惕：即使是一手资料（或同时代较为亲近之人所撰史料）也要慎重使用，多方比勘，方可使用。
统计结果表明，最有价值的是阮元的《山东粮道渊如孙君传》和张绍南的《孙渊如先生年谱》两种文献史料，所以，欲深研孙星衍的传记，须先深入研究阮文与张《谱》。
本文将对阮文作史料学考察。
二、阮元《山东粮道渊如孙君传》的初步探究。
（一）写作时间和性质。
这篇传记收在阮元的《研经室集二集》卷三中，此文写作时间，自然应该在《研经室集》刻成之前。
据《雷塘盦主弟子记》卷五：“（道光三年癸未六十岁，正月）是月，《研经室集》刻成。
”今传世《研经室集》共四集，乃同于此时刻成，故可定《山东粮道渊如孙君传》写作时间在道光三年（1823）之前。
而孙星衍卒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于是可定此文写于1818年到1823年之间。
通过上文表格考察，可见《清史列传》及《清史稿列传》都受到阮文影响，那么就有这样一个问题：阮元此文是否与国史馆有关系呢？换句话说，此文是否收入国史馆的《大臣列传》了呢？否则，为什么馆臣所写的传记那么多处与阮文相似呢。
如果是阮元为国史馆所撰，那么必然要收入《儒林传稿》中，检此书稿并未收此文，这说明此传不是为国史馆所撰。
下面进一步证实这一点。
①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凡例一》：“《清史·儒林传》创始于阮文达公，当时总裁即以私憾有所去取。
道光末年，复位，又非嘉庆时进呈原本。
光绪庚辰奏请派员续修，缪荃孙拟稿，仅存目录，全书则秘藏于家。
今《清史》虽成，尚未刊布，乃私撰此编，非敢云备征献，聊资检索而已。
”②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点校序言》。
③如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窦震《国朝画家笔录》、震钧《国朝书人辑略》、姚永朴《旧闻随笔》、朱汝珍《词林辑略》、易宗夔《新世说》、马宗霍《书林藻鉴》、李放《皇清书史》、阎蕙湘《国朝鼎甲征信录》、李玉棻《欧钵罗书画过目考》、周俊富《清代畴人传》等。
首先要提出几个问题：阮元是否任职国史馆？是否曾为国史馆撰稿？检《雷塘盦主弟子记》卷一：“（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前）充《万寿盛典》纂修官，国史馆武英殿纂修官。
”由此可知他确实曾任职国史馆，然不久散馆，故未暇修史。
卷四有云：“（嘉庆十五年庚午四十七岁）十月，大人自愿兼国史馆总辑，辑《儒林传》。
”又同卷：“（嘉庆十七年壬申四十九岁，九月）二十日，将纂办粗毕之《儒林传》稿本交付国史馆。
其《文苑传》创稿未就。
”这两则材料非常明确地给出了答案，即他在嘉庆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主动承担了《儒林列传》的撰写工作。
这里要注意到他交稿的时间是嘉庆十七年（1812），此时距孙星衍去世尚有六年，这就弄清了此文为什么不在《儒林传稿》中的问题。
再看一则材料：“福谨案，家大人撰《儒林正传》、《附传》共百数十人，持汉学、宋学之平。
群书采集甚博，全是裁缀集句而成，不自加撰一字。
因馆中修史，例必有据，儒林无案据，故百余年来，人不能措手。
家大人谓群书即案据也，故史馆赖以进呈。
闻家大人出京后，馆中无所增改，惟有所删。
原稿抄存家笥，不应入集，人无由见。
然《二集》中有《蒋士铨传》一篇，集句之式，观之可想也。
”①由此段案语可知，阮元为国史馆所撰稿皆直录原书，以求信而有征，观其《研经室集二集》中的《蒋士铨传》可明其例，此文首云：“蒋士铨，字心余，一字苕生，号清容。
王昶《蒋君墓志》。
其先为钱氏，自浙江长兴迁江西铅山，始姓蒋。
翁方纲《蒋君墓志》。
”一一标注，可谓无一字无来处。
然而孙星衍传则与此截然不同，没有一处标明出处，这说明什么呢？答案只能是，此文不是为国史馆写的传稿，而是阮元给故去友人写的“墓志铭”。
现初步查孙星衍众交游之文集，未见有关的墓志铭、行状、哀诔之类，故可初步判断阮文乃纪念孙星衍的最早传记和“墓志铭”。
这样也就能解释表中所显示的后世的小传终不能超越阮文的原因了，就是它们多是直录或抄撮删改阮文而成。
虽然阮元此文没有呈入国史馆，但后来的馆臣大概也不会无视其存在而不加参考。
上面说到此文不是集句而成，那么，它的史料来源是什么呢？（二）史料来源。
首先，因为阮元与孙星衍乃多年挚友，且曾聘请孙作绍兴蕺山书院和诂经精舍主讲，故于传主所知必详，亲见亲闻，这是最为直接的材料来源之一。
二人同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考中举人，是为同年②。
后孙于第二年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而阮元于五十四年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两人同在京城，同任翰苑，故得常相交往。
阮元《研经室集四集》诗卷一有诗题为《（壬子）初秋，同孙渊如星衍、言皋云朝标同年游万泉寺、凉水河。
后数日，招同沈云椒少宰、那东甫彦成同年再游》，壬子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
时孙星衍居琉璃厂，官刑部直隶司员外郎，而阮元时任詹事府少詹事，充文渊阁直学士。
孙曾助阮修《经籍纂诂》③。
公事之余，二人交往是很频繁的。
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孙星衍奉旨简放山东兖沂曹济、兼管黄河兵备道，而此时阮元为山东学政。
八月，孙赴职而先取道济南历下，人还在途，阮元先有《柬孙渊如同年，时初任兖沂曹道，尚未至山东》诗寄赠，孙也有《次韵荅阮芸台学使同年元柬招卽往厯下之什》诗答谢，此事张《谱》也记载颇详。
这样的唱和作品很多，不遑列举，这些都说明二人关系之密切不同寻常。
所以阮元于传主生平事迹所知必丰，故其采摘史料，不乏细节。
如叙孙星衍生之前夕大母梦星堕于怀一节，事涉神异，颇类小说家之谈资，此类大概即得之于平时之宴谈，非交情不深者能得之。
再如叙孙因治河务而欠坝工银四万五千两，他本可辩白，但①阮元《研经室集》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后阮福按语。
②阮元《研经室集》二集卷三《山东粮道渊如孙君传》：“元与君丙午同出朱文正公之门，学问相长，交最密。
”又张《谱》：“（乾隆五十五年）阮公元时以考廉馆内城，与君尤密。
”③张鉴《雷塘盦主弟子记》卷一“（嘉庆三年八月）撰《经籍纂诂》一百十六卷成。
”下引张鉴按语云：“钱宫詹大昕序云：‘……公在馆阁，日与阳湖孙渊如、大兴朱少白、桐城马鲁陈相约分纂，抄撮群经，未及半而中辍。
”序见钱大昕《潜研堂集·文集》卷二十四《经籍纂诂序》。
最终承担下来，并说：“吾无寸椽尺土，然既兼河务，不能不为人受过也。
”揣此口吻，当是与如阮元等朋友谈论时语。
再如，对于孙星衍何时受聘主讲诂经精舍，阮传与张《谱》出现矛盾。
阮传云：“（嘉庆）六年四月，元抚浙，建诂经精舍于西湖之滨。
选督学时所知文行兼长之士读书其中，与君及王少司寇昶迭主讲。
”而张《谱》则将之隶于嘉庆五年，到底孰是孰非呢？检张鉴等人所撰《雷塘盦主弟子记》嘉庆六年下载明精舍此时建成，先后聘请王昶和孙星衍讲学其中。
又检清严荣撰《述庵先生年谱》卷二载，嘉庆四年，阮元抚浙，邀王昶主杭州敷文书院。
五年年底王辞职归里。
六年再受阮元之约至杭州，此年谱中言：“杭州书院有三：自敷文外，崇文则冯玉圃给事培，紫阳则御史孙君志祖。
又蕺山则孙渊如观察，诸暨则礼部郎中孙君嘉乐，皆先生门下士，浙人以为美谈。
夏初适课诸生《西湖柳枝词》……”由此段记载知王昶也是在嘉庆六年才主讲诂经精舍的。
再检孙星渊集《冶城挈养集》卷下《湖楼诂经》诗序云：“阮中丞元既延予主讲浙东，复建诂经精舍于孤山之北，集诸生之高才者讲学其中，属王少宼昶偕予迭主授经之席。
”这里的“主讲浙东”，乃指主讲绍兴蕺山书院而言，而主讲精舍，则在“复建诂经精舍”之后，即嘉庆六年。
如此则说明张《谱》之记述有误，盖其资料非亲见亲闻之故。
可以断言，亲见亲闻，乃此传资料重要来源之一。
其次，资料还来源于当时的公文与档案。
在传中叙孙星衍由刑部直隶司主事升任至刑部广东司郎中过程中所承办的一系列案件，叙述简约详明，可以断定其资料来源必为当时刑部分藏相关档案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