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永词的雅与俗摘要：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的作家。

其词从艺术风格上可分为雅与俗两大类。

其雅词客观地反映了一个文人的情怀，俗词更贴近社会，反映市井平民的平凡生活。

他的“雅”在一定程度上被他的“俗”所改造，而俗词也是“以雅写俗”，是用文人学士的语言、视角、技巧来写通俗的东西。

故而其词作就达到了雅俗兼备、雅俗共赏之妙。

关键词：柳永；雅词；俗词白衣卿相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

北宋词人，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原名三变，字景庄。

后改名永，字耆卿。

他是北宋时期第一位专力写词的作家，传词近两百首。

由于他本人放荡不羁，藐视礼法，故而他的词不被当时的封建社会以及正统文人所推崇，而且一直以来备受争议。

随着历史的慢慢沉淀，人们对柳永有了较为客观的统一的评价。

由于他自身的才学和他后来长期所处的环境，基本上将柳永的词分为雅俗两大类。

其雅词客观地反映了一个文人的情怀，如描绘社会面貌、抒发个人情感等；但俗词更贴近社会，多是反映社会下层歌妓舞女的痛苦生活。

因此，要正确评价柳词要整体把握柳永词的雅与俗，做到以俗为美、雅俗兼济。

一、何减唐人高处（一）“雅”之体现在宋代，伴随着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产生和发展，雅俗观念的分辨开始兴起。

而当时雅的评判标准则趋向于“文雅”。

《论语·雍也》中孔子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他强调，文章应该形式与内容并重。

雅俗也是参照于此，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提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可见，雅俗的评判在于“文质”的考究，落实到宋词来说，评价一首词的高雅与否其外在主要表现在语言词章的含蓄、雅丽，意向的跳跃等，内在主要表现为思想内容要脱离低级趣味，境界开阔，取材符合文人雅士的趣味等。

柳永作为出生在宋代的仕家子弟，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他的思想和写作很难跳跃出“文雅”的篱籓。

故而他的作品中有不少雅量高致的上乘之作。

这些上乘之作不单单是依靠“文雅”的评判标准来定夺，更重要的是得到众人的肯定和欣赏。

对此，前人笔记资料中有记载：东坡云：“世言柳耆卿词曲俗，非也。

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

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

”[1]刘熙载也赞其词“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于叙事，有过前人”。

[2]，清代宋翔凤《乐府余论》中谓：“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

虽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3]这些评论中都肯定了柳词“雅”的一面。

柳永的《雨霖铃》作为《乐章集》的压卷之作，也很能体现其典雅，如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声文并茂的美学效果等，都给千百年来的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细细品读柳永的词作，属于雅词范畴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羁旅词。

柳永生长在一个崇尚儒学、注重科第的传统家庭，自幼苦学，少有才名。

曾著《劝学文》曰：“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

”由此可知其读书之勤奋与志向之远大。

弱冠之年，柳永便开始了他的羁旅冶游生活，四处奔走，寻求安身立命、实现抱负的机会。

在异乡漂泊往往是困难重重、孤独凄凉的，这些真切的体验便激发了作者的创作欲望，大量描写了羁旅劳顿之苦、漂泊孤独之愁。

柳永一生羁旅大半个中国，而其中心旅行圈就在古楚国一带，由于政治上不得志又身处楚国，使他对宋玉式悲凉有着直接的感受，并在创作中深受宋玉的影响。

宋玉是历代悲秋之祖，他的《九辩》以所谓“摇落之悲”被后人誉为“千古绝唱”。

柳永在他的词作中得到共鸣，把他当做异代知音、艺术参照。

如“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应同”（《雪梅香》），“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玉蝴蝶》）等。

师承宋玉，自然少不了悲秋的佳作，陆机曾在《文赋》中说过：“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可见大自然的各种变化能引发人的某种情感，柳永的部分词就融情于景，触动人们的心灵。

如得到文人高度评价、被后人称道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

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

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

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

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

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

怎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这首词前两句就勾勒出一幅深秋时节的暮江雨景，深秋时节的潇潇暮雨，给人一种凄凉的况味，客观写景，却已浸透抒情的感伤。

“渐”字起领的三句让人感觉迟暮的逼近，他把深刻的感情，融入到所写的景物里，一个“紧”字真实的描写了霜风的凄厉，表现了词人心理的触动。

“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到处的红花绿叶都凋敝了，大地上不留半点春夏的印痕，万物的芳华都随着秋雨和霜风逐渐消逝。

作者的青春、事业也逐渐走向幻灭。

“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柳永将秋士易感的悲凉和大自然的景物融入在一起，兴象超远。

下阕写他的怀念与相思，在景物描写的基础上感情的升华。

“登高望远”，更显羁旅漂泊的苍凉悲慨。

整首词境界开阔，高远雄浑，的确是不减唐人高处。

宦游词。

柳永进士及第之后，喜悦之情没维持多久，便开始心生矛盾，他在《满江红》中提到“游宦区区成底事，平生况有云泉约”。

他即希望能像王仲宣那样遭遇明主，大展宏图，又向往严子陵的隐居。

可见他的仕宦生活不如意。

代表作如《凤归云》：向深秋，雨馀爽气肃西郊。

陌上夜阑，襟袖起凉飙。

天末残星，流电未灭，闪闪隔林梢。

又是晓鸡声断，阳乌光动，渐分山路迢迢。

驱驱行役，苒苒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漫相高。

抛掷云泉，狎玩尘土，壮节等闲消。

幸有五湖烟浪，一船风月，会须归去老渔樵。

从词中我们可看到词人对功名的鄙弃、对宦游生活的厌烦、对荏苒光阴逝去的惋惜、对现状的无奈悔恨。

上阕描摹沿途景色，下阕抒发凄凉之情。

全词反映出词人夙愿难偿，个性压抑的苦痛心情。

词中后几句表达了作者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抛掷云泉”“五湖烟浪，一船风月，会须归去老渔樵”。

其敢于否定封建思想，追求个人自由的观点在当时一般文人是无法企及的。

柳永在为官之时也是尽心尽责的，在做昌国县的晓峰盐场监官时，目睹了海边盐民的悲惨生活，写下了著名的《煮海歌》。

深刻细致描写了盐民的沉重苦难及根源，也表达了自己去兵、罢盐铁的进步主张。

体现了柳永对民生的细致观察和积极用世的一面。

这首诗被《大德昌国州图志》收录，作者也被列入该志的《名宦传》[4]。

咏怀词。

这些词作都是日常生活所感，怀古词大多蕴含着对现实的无奈，对功名的失望等情绪，以《双声子》为例，全词通过对“夫差旧国”荒凉残破之景的描绘，抒发出沉重的历史兴亡之感。

咏物词则托物言志，蕴藏深意。

如《受恩深》是柳永的一首咏菊词，“待宴赏重阳，恁时尽把芳心吐，陶令轻回顾。

免憔悴东篱，冷烟寒雨”写出了菊花甘于淡泊，孤寂自持。

通过吟咏菊花，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之感。

此外，柳永的游仙词如《巫山一段云》，以及承平气象词，描绘都市壮丽容貌和富庶景象的《望海潮》，风格典雅、符合上层社会审美情趣的《乐章集》中的祝颂词都不乏有上乘佳作，雅致佳句。

（二）“雅”之比较这些词作使柳永在后来得到文人们的认可，而当时宋人们的评价则认为柳永词作之俗，“柳永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

”[5] “彼（柳永）其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之故。

”[6]他们大多认为柳永“言多近俗”、“流俗人喜好之”，但词作同是“花间”而来的晏殊却被冠以风格雍容闲雅、实属贵族雅词的称号，其原因大致是因为当时的社会风尚和雅俗的评判标准了，人们评价词之雅俗过分注重外在的“雅”即语言和技法方面，晏殊的词作在语言上一直都是以工致见称的，在审美情趣上更赋有文化气息和品位。

而柳词大多以俗语入词，醉心于市井文化，与其他文人在语言上审美上形成对比，雅俗立现，故而受到当时文人的批评和鄙夷。

（三）“雅”之原因那么形成柳永这种独特的雅词风格，其原因何在呢？首先，应该是其家庭背景和社会环境。

柳永生于一个典型的奉儒守官之家，其祖父柳崇是五代著名的儒士，其父柳宜为官且善政，其五个叔父、两个哥哥皆有功名。

长于一个文风昌炽的名邦，崇安县当时以“诸儒继出，蔚为文献名邦”闻名。

在这种环境下，柳永受到了良好的文化艺术熏陶，从小养成功名用世之志，抱玉握珠之才。

其次便是他的自身际遇，柳永一生颠沛流离，坎坷起伏。

年少意外名落孙山，发出“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后又得不到重用，愤而“奉旨填词”，一生漫游大半个中国，人到中年才得到一官半职，但阅历渐多，矛盾的人生追求使他发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感叹。

丰富的人生经历使柳永做到绘时人习见而不察、欲语而难言之景，抒时人不敢言或不屑之情。

他的雅词“雅”的不纯粹，其原因是被相当程度上的“俗”所改造，但他的雅词，雅的独特，雅的有韵味。

二、流俗人喜道之（一）“俗”之体现在宋代，随着都市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日益膨胀，市井间的娱乐活动日益兴盛。

当时整个社会都追歌逐舞、浅酌低唱。

俗，作为一种社会风尚的体现，在当时逐渐抬头。

一时间围绕宴饮歌舞的词作不断出现，它代表着当时的一种审美情趣和创作趋向。

“俗”与“雅”是相互对立的又相互关联的，相对于“雅”来讲，“俗”大指世俗、俚俗、通俗、浅俗、艳俗、淫俗、卑俗等等。

柳永处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也做了不少俗词。

王灼在《碧鸡漫志》中有云：“柳耆卿《乐章集》，世多爱赏该洽，序事闲暇，有首有尾，亦兼出佳语，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

唯是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

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

”[7]此论对柳永做了很中肯的评价，肯定了他的词作声律谐美，铺叙从容，不乏佳句，也对他“浅近卑俗”的词风进行了斥责。

柳词的“以俗为病”是当时文人的普遍看法，但而正因他词的俗，故流传很广，几乎达到了“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的程度。

究其“俗”的原因。

大致可分为以下三方面：语言俗。

柳永因早年不得志，常浪迹于秦楼楚馆，帮歌妓写词，与乐工，歌妓关系密切，长期处于这样的生活环境，自然熟悉了解市井习俗，了解民间“新声”和俗语。

柳永生活的年代正是“新声”繁盛时期。

“新声”即指当时流行的通俗音乐，他经常来往于酒楼妓馆，教工乐坊，实际的生活经历使得他有机会把流行于世的“新声”曲调变成新的词牌。

如他独创的《戚氏》《望海潮》等。

他多次提到“新声”流行的盛况，“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也致力于新声的探索，他选取大量新声入词，创造慢词。

今存《乐章集》中所用词调，多数都是这类新声。

据今人统计，在宋词880多个词调中，有100多个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又十之七八为长调慢词。

柳永的慢词奠定了慢词体制的基础，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

他对新声的采摘和加工，把适合大众市民的曲调写成词作，充分反映市民生活，绘制市井万象，使柳永词的以“俗”为美，得以承载。

柳永词在北宋时代广泛的流传，其重要原因是语言的通俗浅近、毫不晦涩，且都来自于民间和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