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笔与簪笔
毛笔与簪笔
一、古代毛笔形制特点
我国很早就有使用毛笔的记录，远在新石器时代，彩陶装饰已用绘制，商朝也有用毛笔写字的证据，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当时的毛笔出土。
目前发现最早的毛笔实物，当属1954年在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山的一处楚墓里出土的一支战国中后期竹杆毛笔。
随后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楚墓，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也出土了三支秦笔。
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楚墓也发现了当时的毛笔实物。
这些是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比较早的毛笔实物了。
汉代发现的毛笔实物较多。
1931年，在古居延发现西汉毛笔一支。
1972年在甘肃武威磨咀子49号东汉墓中又出土了一支毛笔，笔杆为竹制，并刻有隶书“白马作”三字；又同址2号墓也出土了毛笔一支，笔杆上刻有隶书“史虎作”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67号西汉早期墓葬，1978年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也都有毛笔出土。
江苏连云港地区20世纪末期曾连续出土三支汉代毛笔，即西郭宝汉墓与尹湾汉墓出土的毛笔。
上述出土的毛笔实物，其形制大体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毛笔的笔杆下端粗，上端削尖而尖细，而对比唐代和宋代的毛笔实物（图4、5）[4][5]看，毛笔笔杆下端粗上端细的特点完全消失了（表一），此中原因，实与古代的簪笔制度很有关系。
二、簪笔的出现
簪笔是汉代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最早记载簪笔的是《史记》，《史记·滑稽列传》：“西门豹簪笔磬折，向河立待良久。
”这样的记载还有《汉书·武五子传第三十三》：“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视居处状，故王年二十六七，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行步不便。
衣短衣大绔，冠惠文冠，佩玉环，簪笔持牍趋谒。
”又有《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初，破羌将军武贤在军中时与中郎将宴语，道：车骑将军张安世始尝不快上，上欲诛之，家将军以为安世本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见谓忠谨，宜全度之。
安世用是得免。
”张晏云：“囊，契囊也。
近臣负囊簪笔，从备顾问，有所记也。
” 颜师古注：“簪笔者插笔于首。
”可见，簪笔就是官吏奏事时，把毛笔插在耳边，以备随时记录。
簪笔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
汉代还没有高型家具，当时人们是席地跪坐，书写时没有高桌高椅作为凭借，完全是悬肘而书，当时虽然有几和案，但不是作为书写的辅助家具。
因此当时官吏奏事，为了要随时记录言语，毛笔无处搁置，为求方便，即插头上耳边一侧。
与此相适应，当时的毛笔形制，不仅笔杆都很长，而且都是末端削尖，其原因，就是为了便于簪笔。
出土的汉代毛笔实物恰恰印证了这点，出土的一些汉画像石，也直观地反映了这个史实。
三、簪笔演变与毛笔形制的变化
从两汉到三国和两晋时期，簪笔逐渐由实用形式向纯粹的礼仪形式过渡，并且形成了制度化。
《隋书·礼仪七》引用曹魏故事：“白笔，案徐氏《杂注》云：‘古者贵贱皆执笏，有事则书之，故常簪笔。
今之白笔，是遗象也。
’《魏略》曰：‘明帝时大会而史簪笔。
’今文官七品已上，通之。
武职虽贵，皆不也。
”，是羽毛作的装饰品。
所谓笔，就是形式上象征簪笔而已。
又西晋崔豹《古今注·舆服第一》说：“白笔，古珥笔，示君子有文武之备焉。
”很清楚地表明了簪笔作为一种象征或者一种礼仪来体现，已不具备奏事记言的实际功能，到了
这时，簪笔仅仅是当时高级文官的象征性标志了。
汉时书之于简牍，笔无处搁置，即插耳边一侧，簪笔本处于实用，到魏晋后才成为官制具文，限于御史或文官使用，由此簪笔发展成为“簪白笔”。
白笔，就是不用蘸墨的新笔，所以笔头是白色的。
在这里，原来实用的毛笔转化为起装饰作用的白笔，已经远离原来的实用，仅起装饰功能了。
于是簪笔已完全由原来的习俗演变为官员的簪白笔礼仪。
这在魏晋南北朝的史实中有大量记载。
如《晋书·舆服志》：“笏，古者贵贱皆执笏，其有事则之于腰带，所谓绅之士者，笏而垂绅带也。
绅垂长三尺。
笏者，有事则书之，故常簪笔，今之白笔是其遗象。
三台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内侍位者乃簪之。
”《宋书·志第八·礼五》和《南齐书·志第九·舆服》都有类似记录。
由此更可以看出，两晋南北朝时，簪笔已趋规范，并且已经成了礼仪服饰制度的一个规定。
这时的簪笔，不但已把原先实用的毛笔远远地排除在外，就连汉代的实际簪笔形象也相去甚远了，这可以从河南洛阳宁懋石室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的画像石中看出。
沈从文先生在评论此画像石时说：“由此可知，晋南北朝绘画中，仿簪笔制度使用‘白笔’，如簪道由后插入顶发，已难得应有形象。
北朝高级官吏由戴漆沙笼冠，由后上升悬垂一缨穗于额间，或称垂笔，也由簪笔发展而来，则就本来形象相去甚远。
”
到唐朝时，簪笔仍被朝廷作为冠上的饰物而制度化。
《旧唐书·舆服志》：“诸文官七品以上朝服者，簪白笔，武官及爵则不簪。
”其形制，根据张守节《史记正义》的解释：“簪笔，谓以毛装簪头，长五寸，插在冠前，谓之为笔，言插笔备礼也。
”可以看出唐时的簪笔特点，这已经和魏晋南北朝又有不同了，即以此代替发簪，但“插笔备礼”的实质是一致的。
经唐至宋，簪笔制度仍保留，不过，这时它的名称和形制再次发生了变化。
《宋史·志第一百四·舆服三朝服》：“礼官言：皇子邓、庆、恭三王，遇行事服朝服，则七梁额花冠，貂蝉笼巾，金涂银立笔，真玉佩，绶，金涂银革带，乌皮履。
”又曰：“诏文思院制造一曰进贤冠，二曰貂蝉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
宋初之制，进贤五梁冠：涂金银花额，犀、玳瑁簪导，立笔。
”上面讲的立笔，就是唐以前的簪笔，据《宋史·志第一百五·舆服四·诸臣服上》记载：“立笔，古人臣簪笔之遗象。
其制削竹为干，裹以绯罗，以黄丝为毫，拓以银缕叶，插于冠后。
旧令，文官七品以上服朝服者，簪白笔，武官则否，今文武皆簪焉。
”则可以看出，宋代又在唐代基础上变异其制：削竹为杆，裹以绯罗，顶端附以彩丝，以代笔毫，一般和朝冠连在一体，无须簪插。
这可以从明代王圻的《三才图会》所绘的插图中看到。
元朝未见有簪笔的记载，这可能和元朝的统治阶级是少数民族，从而取消了汉民族某些制度有关。
然而到明朝时，统治阶级对整顿和恢复汉族礼仪十分重视，废除元朝服制，采用唐宋的服饰制度。
因此，簪笔制度再次显现出来，当然，它是以宋朝的立笔面目出现的。
《明史·志第四十三·舆服三》：“一品至九品，以冠上梁数为差。
公冠八梁，加笼巾貂蝉，立笔五折，四柱，香草五段，前后玉蝉。
侯七梁，笼巾貂蝉，立笔四折，四柱，香草四段，前后金蝉。
伯七梁，笼巾貂蝉，立笔二折，四柱，香草二段，前后玳瑁蝉。
俱插雉尾。
”可知明代的立笔形制和宋代又有小异，即把笔杆弯成数折，折数越高，爵位越高。
清朝时，统治者强令汉族男子依照满族习俗，剃出额发，结发为辫，还强迫军民穿着满族服装，唯妇、儒、隶、伶、婚、丧不在禁限。
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礼仪朝服，取消汉制，簪笔这种礼仪形式，此时才
真正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簪笔退出实用转而成文官冠饰标志，这种演变对毛笔形制的影响关系极大。
魏晋南北朝到唐，是中国古代起居方式和家具形制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垂足坐逐渐代替了席地跪坐，家具形制也从低矮向高型发展，到唐中期以椅子和桌子为代表的高型家具已经定型，到宋已经完全转化。
起居方式和家具形制的变革，引起书写方式的变革，书写可以伏案进行，毛笔也可以随手搁置在高桌之上，这样就没有必要再把毛笔插在耳边，毛笔末端也就不必再削尖。
因此，簪笔的演变和毛笔的形制设计特点是相互关联的，由于簪笔“记言备事”实用功能被礼仪化，毛笔的形制特点也跟着发生了变化，礼仪化簪笔的“笔”，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真正的毛笔，其“笔”只是代表了原来毛笔所具有的文化含义而已。
晋人书写的坐姿与执笔姿势分析
《史记集解》曰：坐，跪也，表明古人是跪着坐的。
“跪坐”的标准姿势是两膝着地，臀部贴于脚跟。
也许是文字的抽象所使然，“ ”（女）字的构形与“跪坐”有别，其臀部悬起不着脚跟，似为虚坐。
先民常见的坐姿还有“单膝跪坐”、“蹲居”、“立坐”、“箕踞”以及“盘坐”等。
“单膝跪坐”即一膝立起，一膝跪地，跪地一侧的臀部贴于脚跟上。
“蹲居”即双脚落地，两腿弯曲，臀部不着地。
“立坐”即双脚落地，两膝立起，臀部着地。
“箕踞”即两腿分开，微屈其膝，臀部着地，有如簸箕。
“盘坐”即交胫（盘腿），臀部着地。
这些坐姿中，箕踞最舒适，蹲居次之，跪坐则最不舒适。
如果没有跪坐的习惯，坐不了多久，便会双腿发麻，难以忍受。
古人很讲究坐姿，《礼记·曲礼上》云：坐毋箕。
《弟子规》亦云：勿箕踞。
在传统文化中，箕踞被认为是非常失礼的，蹲居也不礼貌，
而令人难受的跪坐却被视为文明的举止。
为何如此呢？有学者解释说，古人的下衣不全，跪坐可以防止下体露出。
晋人的坐姿，我们可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看出。
1961年在南京西善桥地区的南朝墓室中出土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
图中的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名士，他与七贤有共同之处，故被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