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
早在远古时期，中国就有了农业文明的萌芽，“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就是那段历史留下的印迹。
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已发现了成千上万处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遗址，最早的当在一万年以前。
考古证明，距今七八千年的时候，我国的原始农业已经相当发达了。
一般认为，我国的原始农业在夏朝开始向传统农业过渡。
在漫长的传统农业经济社会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化。
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不但铸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书写了中国人的伟大与自豪，而且今天仍然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今天，深入发掘农耕文化的内涵及当代价值，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农业文化体系，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着无数先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
保护我国农业文化资源，探究农业文化的内容及其现实价值，对于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业文化的内涵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871 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是一个复杂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分子所获得的任何技巧与习惯。
对于农业文化，一般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的农业文化被认为是在农业生产实践活动中所创造出来的、与农业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狭义的农业文化仅指在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观念体系，其中包括与农业生产紧密相连的哲学理念、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科学认识等具体内容。
我们认为，探讨农业文化必须从广义上进行理解，因为无论是研究农业文化的产生，还是研究农业文化的传承与保存，都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作为载体，只有把农业文化物质的和精神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才能把握农业文化的本质，掌握农业文化发展变化以及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规律。
在中国，农业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农民的文化，而且也是城市的文化，它贯穿古今，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中国文化中历史最悠久、内涵最丰富的文化[2]。
2农耕文化的发展时代要求：农业文化的价值文化是一条记忆的长河，是各时期的命。
就农业生产本身而言，农业机械化、化肥化、良种化、饲养科学化等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的成果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农耕方式，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农村富余劳动力逐年增加的矛盾也日益突显。
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农业之外的就业出路就是农民应对生活压力的必然选择。
大部分中青年人离开乡村，直接的后果是土地撂荒、村庄的社会生活缺乏活力，给承载了农业文化的乡村生活增添了几分凄楚的晚景。
与农民如潮般流向城镇的同时，电视、手机等信息媒体也在引领着乡村生活的走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文化正在影响着农民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重新设计，致使乡村固有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环境难以成为诗意的栖居之所。
当农民不再倾注心力于农田，当城市的繁华与喧嚣日益成为农民所向往的生活目标时，农业文化也就只能是日近黄昏、夕阳西下的图景了。
在面临工业文明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时，人们逐渐开始反思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关系，试图从传统农耕文化中汲取生存与发展的智慧以克服现代化的消极影响，进而重新发现了传统农业文化的价值。
由此，农业文化的继承与保护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3.1 农业文化的保护2002 年8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UNFAO）、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和全球环境基金（GEF）开始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
按照FAO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12]。
该项目的目的是建立全球重要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和保护，使之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
这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对于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策略。
本文的所指的“农业文化保护”指的是广义层面上的农业文化保护，其范畴大于一般意义上的农业文化遗产范畴。
农业文化保护涉及一切保留至今的、对今天的发展仍有价值的、与农业相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保护的内容既包括农业生态系统、农业生产工具、农业景观、农业品种等有价值的物质文化；也包括传统农耕信仰、民间文学艺术、农事节日习俗等非物质文化；其核心是农业文化所蕴含的农业哲学思想，以及围绕之而产生的价值体系。
关于如何保护农业文化，学者和实践工作者提出并运用了许多办法，在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这对矛盾中，生态旅游和传统手工业的振兴被认为是弥合二者的有效路径，由此产生了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开发的可行性模式[13]。
在发展旅游产业这一视角之下，我们看到传统农业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契机和曙光。
青田县的龙现村在拥有了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的标签后，从上海、杭州等地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
其独特的田鱼文化、民俗文化、华侨文化有效地带动了生态旅游的发展，旅游业的年收入达200 万元。
在经济上直接受益的农民也由此切实感到继续保持稻田养鱼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必要性。
目前方山乡稻田养鱼的面积扩大到5000多亩，部分年轻人也因此留在村中发展。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正进入良性循环之中。
开展乡村旅游不仅可以给传统农业文化的保持提供存在的土壤，而且也给乡村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活力，因此对农业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乡村旅游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很多以获利为目的的外来资本投资乡村旅游并无益于农业文化的保护。
一些乡村旅游模式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展就开始逐渐变味了，一些不恰当的经营管理方式于无形之中将商业化的元素渗透到当地文化的细胞中，反而加速了传统农业文化的毁灭。
建立农业文化博物馆也是农业文化的保护措施之一。
对不同区域的农具、农器、农谚、农趣、农节等进行收集、保护和展示。
目前虽然国内一些综合博物馆、休闲农业园区有所收集和展示，但要么零星分散，要么商业化浓重，传统农业文化的韵味浅薄，更未上升到一种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
相对于静态的文化博物馆而言，现在更多的学者倡导的是建立生态博物馆（农业文化生态保护区），实现农业文化的活态保护[14]。
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对农业文化遗产实施活态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农业生产经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都是以鲜活的状态存在于民间社会的；将这类遗产如实地记录下来，或是将其中的一部分做成标本放进博物馆固然没错，但如果将这种固态保护方法作为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法宝并用于全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则是大错特错了。
生态博物馆不仅保存社区的实物遗存，更强调保护社区内自然的、人文的一切资源，社区内的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建筑、可移动实物、风俗习惯等一系列因素；生态博物馆将整个特定的社区作为一座整体的博物馆，社区的遗产被原样保存在其原生环境中。
为了避免许多优良农作物品种及家畜品种的灭绝，也有学者倡导建立地方特色农业品种资源保护区[15]，把具有地方特色但暂时又缺乏经济利用价值的品种保护起来。
国家农业部已经开始建设濒危和珍稀水生野生生物自然保护区，江苏省04 年起也率先实施农业品种资源保护，如江苏家禽科学研究所的家禽基因库已收集保存了国内20 多个珍稀濒危禽种。
该措施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措施，也是保护农业文化的必要措施。
生物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前提，农业物质文化是农业非物质文化的载体，保护好农业物质文化，可以间接地维持非物质文化的存在和发展。
但是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农业品种资源保护依然处于较低水平。
无论是发展乡村旅游，还是实现农业文化的活态保护，或者是建立各种农业文化特色保护区，其保护的载体或环境都是农村社区，因此，如何搞好新农村建设、怎样建设新农村，就显得尤为重要。
2.2农业文化的经济价值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在几千年的农业生产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创造了一系列有特色的耕作制度和成熟的农业技术，形成了精耕细作、轮作倒茬、用地养地的优良传统，并创造了土地连续耕种2000 多年而地力不衰减的奇迹。
传统农业文化注意保持土壤肥力的持续和稳定、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施肥技术的发明等措施，不仅体现出传统农业文化所蕴含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循环利用理念、尊重自然的理念、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也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
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应该建立在继承传统农业精华的基础上，如精耕细作、轮作复种、用养结合等[9]。
精耕细作是我国传统农业的精华，至今仍然对世界农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比如，北方农民根据其地区春季干旱、冬季少雪的特点，创造出了一套以保持土壤水分、减少地表蒸发的“防旱保墒”耕作技术；其具体的做法是，冬季深耕、春季浅耕、耕后镇压，形成了“耕—耙—耱”相配套的技术组合。
而在南方，则采用“耕—耙—耖”的水田耕作技术，并在水稻收获后的冬闲季节栽种绿肥植物，达到用地与养地结合的目的。
轮作复种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
“轮作”是指在一块土地上有计划地轮换种植不同作物，以防止严重的病虫害的发生和地力的加速衰退；“复种”是指在一年内在同一块地上播种两次以上，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在南方有多种形式的水旱轮作制，在北方则发展了以“豆谷轮作”为基础的轮作复种制。
豆谷轮作、绿肥轮作和水旱轮作仍然是今天可持续农业的基础[10]。
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在弥补和克服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消极后果方面被认为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能够并且也完全有必要在优秀传统农业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发扬我国有机农业的优良传统，走生态农业现代化道路，以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