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二篇附件文章非常互补地论述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担当和困境。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形成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立的、自由的人格。

在孔孟和老庄二大主流文化传统天衣无缝的互补统治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入(入世、出仕)则以孔孟“忠君”思想为行为准则，成为皇权的附庸和帮凶。

这是因为，无论是孔子的“仁、义、礼、智、信”;还是孟子的“民本思想”，毫无例外，都是以“忠君”和“皇权”为根本前提的。

即使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无数“为民请命”的清官大老爷，他们的真正目的，也就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还是离不开“维护皇权”这个儒家的本质性命题。

也正因为此，他们如果遇到真正的乱世，确实无法实现他们儒家的“忠君”信仰时，他们出(出世、隐居)则以老庄回归自然的思想为寄托，游山玩水、栽花种草，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远离民众和逃避现实的生活。

在中国皇朝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真正地“以人民利益为终极目标”的知识分子。

也就是还没有真正出现过知识分子自立、自强、自卫、自信、自爱、自觉、自由的独立人格。

当然，这也和历史的局限性有关，我们不能以现代的标准来要求古代的知识分子。

但作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解读，就必须站在时代的制高点来科学地解读历史。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华民族经历了以戊戌变法为前奏，以五四启蒙为主体，以抗日救亡为尾声的全民思想启蒙和文化创新历程，其发起和主导者，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

因此，在这个全民思想启蒙和文化创新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迈开了自塑独立人格的起始步伐。

但是，随着急风暴雨式的武装革命，无情地截断了这种民族启蒙和知识分子自塑独立人格的过程。

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经历的二次对知识分子独立地说真话的“定点打击”——党外的反右运动和党内的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事件，——，(当然还有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此以后，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中国的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干净彻底地失去了说真话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独立人格。

刚刚发芽的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幼苗，遭到了风雪严寒的摧残。

这也就是下面丹桠老师所指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非常幸运的是，自古以来，中国政治舞台上第一个真正地推动民族思想解放的先驱邓小平，在中华民族发展到“崩溃的边缘”的危难时期，亲自领导和发动了以“真理标准”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再一次地培育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立自由人格的幼苗。

但在80年代末的那次事件后，客观上，具有独立见解，敢说不同观点的真话的优秀知识分子被迅速地边缘化了，所谓“边缘化”就是：虽然不会受到打击，但将长期地和名利地位无缘。

随后就是中国大批知识分子出国求学，知识分子的精英大量外流。

当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知识分子的言语环境在总体上确实是在不断地改善，党和政府也确实需要知识分子中的专家学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前期出国的优秀知识分子回国奉献也越来越成为潮流。

但是，从深层次客观地说，就中国目前存在的大量腐败和逐步恶化的贫富悬殊的事实来说，人民群众对中国知识分子在反腐败和经济政策建言方面的表现是非常地不满的。

这种不满，并不在于认为他们缺少学术的、科学的知识，也不是认为他们真的存在什么道德缺陷，而是如鲁迅所说的，是在于他们缺乏凛然风骨的“奴性”。

正如丹桠老师所说的，就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对知识分子提出过分的高要求。

但是，在这里，还是应该有底线的：在目前的中国，反腐败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民众有权利规避风险，对腐败保持沉默，但作为知识分子不行，如果你真的想和老百姓一样规避这种风险，那么请您脱下“知识分子”这顶桂冠，放弃民众给予知识分子的荣誉和物质利益，因为反腐败，应该是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

再比如，你可以通过对当局歌功颂德来获取名利地位，但你只能对当局真正取得的成就歌功颂德，决不能对错误和问题来歌功颂德，也就是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黑白颠倒。

在政策建言中，你可以对和领导不同的观点保持沉默，但你不能为了说顺风话而提出实际上对国家有害的政策建言。

请问各位大知识分子，你们守住了这条底线了吗?只有先守住这条底线，我们才能够进一步谈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凛然风骨，才能进一步探讨所谓“知识分子的良心是民族的脊梁”等问题。

丹桠老师说：“关天网刊编辑解传喜说：‘我不相信道德，我只相信制度’。

我是很有些认可他的这话的。

”那么说真话的制度保障从何而来?很显然，只能依靠说真话的公民，尤其是知识分子通过说真话自己去争取，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如果连知识分子都不肯承担说真话的担当，“说真话的制度保障”是不可能从自己天上掉下来的!历史发展规律证明了一个事实：任何社会变革，都必然有一个思想启蒙和理论创新的前奏：戊戌变法为辛亥革命作了生动的铺垫，五四运动为北伐成功做了贡献，马列主义的传布，为新中国的诞生做了理论准备;同样，“真理标准”的全民大讨论，为三十年改革开放做了思想上的开路先锋。

在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胡锦涛主席又向全国发出了“解放思想”的冲锋号令。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前途，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实际成果，而当前“思想解放”运动的成败，除了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之外，另一个必要前提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切实担当起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中流砥柱的历史责任。

请问，中国的各位知识分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敢于承担起这个历史赋予知识分子的“担当”吗?2008年8月30日星期六附件一：在转贴这篇文章之前，再做一个题外的说明：我转贴下面第一篇文章不是针对余秋雨先生个人的，主要是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时代性命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如何来担当他们肩负的时代的、民族的责任问题。

我个人对余秋雨先生的学说非常钦佩，至于网上人们对余教授人格方面的质疑，我认为，人无完人，任何人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只是希望余先生能够以平常心来面对网民的意见。

知识分子的担当——从余秋雨的《胡适传》谈起作者：真正易水寒提交日期：2008-8-27 13:54:00天涯论坛《历史人物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5月出版。

前面有说明：“本书是《学习与批判》丛书的一种，共收人物传记十六篇。

这些文章都曾刊登于《学习与批判》杂志……”《学习与批判》是文革期间的主流媒体，上面刊登的每一篇文字都有来历。

早就听说余秋雨先生曾在该杂志1974年第一期发表有《胡适传——五四前后》一文。

偶从旧书摊上购得《历史人物集》，终于一睹《胡适传》真面目。

我得佩服余秋雨的钻研精神，他那时才20多岁，能整理出这样一篇详略得当的文字，的确不易。

不到两万字的传记，从1910年胡适参加“庚款”留美考试开始，到1922年他晋见废帝溥仪结束，基本上把这一段的事都概括清楚了。

唯一不同的是结论。

他这样描述胡适出国时的情景：“上船以来，天气连日不好。

到七月三日晚上，才出了月亮。

胡适就跑到甲板上来‘赏月’。

赏月不可无诗。

按照老例，胡适也做了一首‘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

结尾是：‘凭阑自语，吾乡真在何处?’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中国，他有点搞不清楚了。

胡适差点就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

”评价胡适在北大讲课的情景：“但是实际上，胡适是讲了一部被歪曲、被颠倒了的中国哲学史。

例如，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他完全是一个‘尊儒反法’的专家。

”这些结论是当时一贯的论调，不足为奇。

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不错，史实是那个小姑娘，结论是各种胭脂粉，同一个小姑娘，可以被不同的胭脂粉打扮出不同的模样。

这些暂且不论，我关心的是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的写作。

他自述“1968年8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当时正逢浩劫，受尽屈辱，家破人亡，被迫赴农场劳动。

”可想而知，其处境并不好，没有什么靠山，没有遮风挡雨的大树。

但他的确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

他能在“受尽屈辱”之后迅速被起用，在严格的政审中过关，进入核心力量控制的写作组，一下子站立在潮头，靠的是什么?知识分子靠的只有一支笔，和这支笔背后的态度。

从《胡适传》里我们里看不出端倪，能看到的是一个完全模式化的余秋雨。

我们只能说，在完全模式化的环境里，脱颖而出的余秋雨，一定有区别于他人的表态技能!余秋雨对《胡适传》一文有过解释：当时作为鲁迅著作教材的参考资料，需要整理几个有关人物的“生平小记”，他和另外一位先生被分配整理胡适。

当时读不到胡适的任何书，无法写生平，只有一套解放后胡适批判运动中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集》，因此所谓生平小记全是从里边摘抄的。

“这份东西后来怎么拉长，由谁修改，为什么作为文章发表，发表时为什么用了我的名字，完全不知道。

”余秋雨素有一推了之，事不关己的行事风格，原文照录，真真假假是非曲直，由读者自己去判断。

如果把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的崛起定性为一种生存技巧，我是认同的。

若朝令夕改、人人自危，举国上下声调一致，没有任何杂音，为了自保，说几句违心的话，随大流吆喝几声，又能怎么样?即使他吆喝的声音比别人更大，也不能因此判断他比别人更恶劣。

余秋雨的生存技巧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再次显现出来。

他的所谓文化散文一炮走红，可谓抓住了机遇，使他再度崛起，站在潮头。

这次崛起对余秋雨意义很大，证明他顺利完成言说方式的转化，掌握了话语权。

如果仅止于此，倒也无所谓。

即便他坚决不承认别人给他指出的文字硬伤，即便他把所有批评他的人诬为盗版商的同谋，即便他心安理得地做一个银屏上的“知道分子”……这些通病很多知识分子身上都有，余秋雨做得也不算最出色。

余秋雨的再一次被关注，源于四川地震之后那封著名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

“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

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

余秋雨劝告的理由虽然很可笑，但有一句是他自己一直津津乐道的：“校舍建造的质量，当然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

我现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

你们请愿所说的话，其实早已是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决心。

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其实，只要监督不力，在什么情况下，都有人敢包庇这些人。

为避免断章取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这篇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看看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这封信刚出炉时引起巨大轰动。

网络上几乎一面倒地把他和为鬼代言的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并称为“南余北王”，一个是“余劝劝”、一个是“王舔舔”。

而有意思的是，在余秋雨的新浪博客上，全部是赞同、表扬他的话，有人写的文章里有如下语言：“余秋雨先生的那篇博客《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凡是看到过的人，只要是神经正常的，没有人会反对。

”自然，神经不正常的才反对。

这样的文章都被转帖过来，而批评和“谩骂”的跟帖都被删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