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评述
一、学前教育机构数量的变化趋势
因为全国性学前教育机构数据的相对缺乏①，我们无法在全国范围内
实行精确的数据比较，但通过一些相近年代的区域性数据，依旧能够
推导其变化趋势。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两个近代学前教育事业大发展
的历史阶段，近代学前教育机构的数量呈增长态势。

（一）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事业大发展
的推动下，该阶段各地学前教育机构表现稳步增长的趋势。

１９２７
年的北京市与广州市，各有幼稚园１２所［２］、９所。

其中广州市
各园设立时间见表。

广州市９所幼稚园中设立于清末的仅有１所，设
立于民初的亦仅有２所，而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却有６所新园成立，
为清末民初的２倍，数量增长的趋势十分明显。

至３０年代初，这种
趋势更增强化。

以经济教育文化事业在全国相对发达的广东与人口大
省四川为例，其幼稚园数量也出现了相当的增长。

其中广东省一年就
增加了７所幼稚园，年增率达到了３５％，四川省３年内增加了４0所，年均增长率达到了９．７７％。

截止到１９３３年，全国幼稚园数量
已经达到了８２９所。

其中四川省最多，为１６４所；察哈尔省最少，仅有１所［５］。

至抗战前夕，保守估计，全国幼稚园数已逾千所。

（二）抗战及战后恢复时期该阶段，在政府的主导下，随着全民保育、公育运动逐渐兴起，学前教育事业在大后方有了高速的发展，数量也
迅速增加，几乎每个县都有学前教育机构的出现。

因为全国半壁江山
的沦陷，兼之战争环境下档案资料的缺失，全国学前教育机构的具体
数量难以统计，但仅以国民政府社会部、战时儿童保育会等单位所属
学前教育机构数量统计，即可见其趋势。

至１９４０年，短短一两年内，全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已设立了１５个分会及４０多个保育院、６
个寄养处及３个连接站［６］。

至１９４３年，战时儿童保育会所属
的保育院分布于全国１２个省份。

同年，国民政府社会部所设之直属
保育院仅在重庆地区即有５所，分别是设于唐家沱的第一育幼院，设
于歌乐山的第二育幼院、婴儿保育院，设于土桥的救济院育幼所与设于北碚的儿童福利实验区［７］。

以上这些机构都是在抗战期间设立的，可见，大量政府儿童保育机构的设立，为抗战期间大后方学前教育机构的数量增加提供了新来源。

抗战胜利后，首先是大量战时儿童保育机构在后方地区的裁并与在恢复区的增设。

如至１９４５年底，社会部直辖儿童保育机构为２０所，分布如表４所示。

这其中，安徽第二育幼院、陕西第二育幼院、重庆第三育幼院、重庆第五育幼院４个育幼院已被裁并。

裁并后的重庆地区保育院数量也达到８所，超过１９４０年的数据。

而南京儿童福利实验区、上海特殊儿童辅导院、广州水上托儿所及江苏、山东、辽宁、湖南、山西、河北等地的育幼院正在筹设之中。

至１９４６年年底，社会部有案可查的全国儿童保育机构单位数达到了１７３７所，详见表５［８］：从上表可见，因为抗战刚刚结束，内战又很快开始，恢复区的数量即使有所增长，但依然明显不及后方，如江苏（含南京）仅有１２所，山东（含青岛）仅有６所，北平仅有５所，河北仅有３所。

而后方的重庆有７６所，陕西有１５９所，四川有２７７所，对比悬殊。

但很快就有了变化，有数据证明：上海市在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的一年内，即新成立儿童保育机关１２处，占全部５３处的２２．６％，年度增长率达到了近三成［９］。

１９４８年，南京市仅托儿所即达到了６所，分别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儿童福利实验所托儿所、南京妇婴保健所儿童所、社会部南京儿童福利实验区第一日间托儿所、航空工业局托儿室、中央医院托儿所、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妇女日间托儿所［１０］。

从上海、南京的情况来看，增长速度是惊人的。

二、学前教育机构的一些数据分析
在数量增长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前教育机构在内涵建设上的进步并不明显，但亦有变化。

我们能够从机构的教职员数、机构教养幼儿总数与平均数、被教养幼儿的人均经费上实行考察。

（一）机构教职员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限于机构规模，学前教育机构教职员数量普遍在１～５人的范围内。

如１９２７年，北京幼稚园
教职员人数为５８人［１１］，园均４．８人。

１９３０年的四川省
幼稚园教员有２５５人［４］，园均２．０６人。

１９３３年的江苏
昆山县，有３所幼稚园，教职员６人，园均２人［１２］。

具体到省
份范围，以１９３６年的河南省为例。

３６所幼稚园中，教职员共５
８人，园均１．６１人。

教职员最多的郑县、扶沟幼稚园，也只有４人。

而仅有１名教职员的幼稚园多达１４个，占总数的３８．９％。

再如１９４８年，江西省赣县、大庾、浮梁、贵溪４县有４所幼稚园，教职员有７人，园均１．７５人［１３］。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也存
有一些大型的幼稚园，如私立集美幼稚园，拥有教职员十数人。

又如
抗战前南京的一些大型幼稚园，也有相当数量的教职员，但总体相对
于中小学来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前教育机构的教职人员的数量明
显偏低。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前教育师资的缺
乏与学前教育事业整体规模的相对弱小。

<BR>（二）教养幼儿总数南
京国民政府时期，各学前教育机构所收容的幼儿总数呈上升趋势。

２
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全国幼稚园入园幼儿总数已经达到２万６千多人，较之清末的数百人，有了天壤之别。

从江苏、上海、河南、广东、四川等具有代表性的省域及全国的数据上分析，更加明显。

从上表可见，四川省为民国人口第一大省，其幼稚园幼儿数量也居全国首位。

此５省市教养幼儿数达到了全国总数的近一半，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南
京国民政府时期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存有着区域性的不平衡现象。

除
幼稚园外，其他学前教育机构的幼儿数量也有发展，如１９３２年，
江苏、上海的县立保姆所也收养了大量的幼儿。

抗战期间，在全民保育、公育的大环境下，大后方的幼儿保育人数有了巨大的增长，以社
会部直辖儿童保育机关为例。

截止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末年，全国保
守估计，各类学前教育机构教养幼儿应不下于数万人。

（三）机构平均教养幼儿数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幼稚园的园均幼
儿数普遍不高，在几十人的数据上徘徊。

如以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至３
０年代初的几个代表意义的城市幼稚园园均幼儿数的比较。

这５个城
市中，北京、广州为南北部特别市；汕头为普通市；合肥、昆山为中部、东部县，各有其代表意义。

除了汕头园均幼儿数超过百人以外，
其余皆不足百人。

除各园具体幼儿数不详的北京外，广州、合肥、汕头、昆山４市的２３所幼稚园中，仅有６所入园幼儿数超过百人，仅
占总园数的２６％；而入园幼儿数不超过５０人的有９所，达到了３９．１％。

从上表可知，１９３６年河南全省幼稚园３７所，总计教
养幼儿１３９６人，园均幼儿数为３７．７３人，其中仅郑县，实际
是郑州，园均幼儿数超过百人，为总园数的２．７％。

而园均幼儿数
超过５０人的也仅有扶沟一县。

园均幼儿数不足３０人者多达９县１
１园，占总园数的近三成。

抗战时期，幼稚园园均幼儿数基本保持与
战前一致。

如１９３８年江西４县的园均幼儿数在５０人左右。

相比
于幼稚园，在抗战时期全民保育运动下所兴起的保育院等机构的院均
保育幼儿数相对较多。

１９３９至１９４０年，全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成立约６０个保育院、寄养处、连接站，前后收容幼儿将近２万人［６］，单个机构收容幼儿超过３００人。

１９４５年年底，社会部
直辖儿童保育机关的单个机构保育幼儿数见表１３［８］：上表中，
２０所保育院总计收养６７９９名儿童，其中学前幼儿６６９６人，
院均幼儿数为３３４人，甚至出现了超过７００人的广东第二育幼院（７３３人）、陕西第一育幼院（７４１人），而最少者亦有８２人。

这是因为在抗战时期，需要保育的幼儿数量大量增加的现实环境所造
成的。

这种情况在抗战结束后就有了改变，如抗战胜利后的１９４７年，上海２２所儿童保育机关共收容幼儿１０４６人［９］，所均４７．５５人。

所均收养幼儿数明显下降。

（四）学前教育机构儿童人均经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前教育机构
的经费来源分公立与私立两部分。

一般来说，公立机构的经费较私立
机构更加充裕。

如１９２７年的北京，１１所私立幼稚园全年经费为
６５１１８元，同期的１所公立幼稚园全年经费为９９６０元［１１］，园均经费公私立比为１∶０．５９。

在公立机构中，高一级的
政府所立机构较低一级政府所立机构经费更为宽裕。

以１９３２年的
江苏为例，如表１４：学前教育机构儿童人均经费区域不平衡现象也
很突出，如以四川、广东、河南三省为例，如表１５：可见，广东省
幼稚园儿童人均经费是河南省的近２倍，是四川省的近３倍，是全国
平均水平的１．４２倍，河南与四川却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７４％与５１％，差别悬殊。

但在经费总数上，广东却不占优势，仅为河南的５４％，四川的２４％。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学前教育事业实现了在系统上的三个转变，其机构数量也表现巨大的增长，而其内涵建设上，亦有相当变化。

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