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帮研究叶辉（周一上午）2013年12月摘要：宁波商帮在中国十大商帮中后来居上，迅速发展，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
它有其自身的特点，不仅善于开拓活动地域，还善于因时制宜地开拓经营项目。
他们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点，也非常实用：以传统行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为依托，新兴行业经营为方向，而往往一家经营数业，互为补充，使自己的商业经营在全国商界中居于优势地位。
从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遍布全世界，在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后，呈现出全方位多领域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宁波、儒学、教育、现代、中西结合。
一、传统商帮的创富秘诀中国古有十大商帮分别是山西晋商、徽州徽商、陕西、福建闽商、广东粤商、江右赣商、洞庭、苏商、宁波、龙游浙商、山东鲁商等。
其中晋商、徽商、潮商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16至18世纪中国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尽管它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但正由于这场“革命”，才使得十大商帮相继崛起。
1、晋商学而优则贾晋商学而优则贾理念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
正因为如此，使得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是比较高，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
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并在家族内形成重教之风。
2、徽商贾而好儒大凡称之为儒商的人，理所当然是一个睿智的人。
在他们身上，既充满优秀传统文化的烙印，又有和时代发展相适应(或超前)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
他们懂得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有驾驭市场变化的能力。
他们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于一身，恪守做人第一，经商第二的准则。
商人的务实和精明，加之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他们处处体现着儒家理想人格的魅力。
总之，儒商是属于有知识、有道德、有谋略、会赚钱的人。
3、广东商帮内涵丰富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
在近代广东商人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
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粤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4、福建商帮亦盗亦商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福建商帮却在海外南洋、台湾等地开辟出新的商业场地。
福建商帮中的许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无畏地开拓海外市场，终于在福建帮这棵枯树上开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帮的商业精神在海外华人和台湾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续。
5、陕西商帮行道多多虽然贵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且民风习俗与山西商帮相近，但在外人看来陕西商帮见识短浅，在各个方面都无法与晋帮相比。
而对于商业资本的使用上，陕西商人采取的是土财主方式，很少有人投资手工业，这与江南地区商人积极发展手工业的情况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
6、山东商帮全民经商山东人经商，是好的地区的人要经商，不好的地区的人也要经商。
一个省份的人，经商的动机和条件相差甚多，仿佛是中国十大商帮的综合缩影。
这在中国是仅见的。
7、宁波商帮后来居上宁波商帮形成的时间较晚，但其发展势头却非常之快。
他们的活动区域不断拓展，最终形成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的局面。
宁波商帮不仅善于开拓活动地域，还善于因时制宜地开拓经营项目。
他们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点，也非常实用：以传统行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为依托，新兴行业经营为方向，而往往一家经营数业，互为补充，使自己的商业经营在全国商界中居于优势地位。
8、龙游商帮海纳百川龙游商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是他们良好的经商心态的反映。
他们虽然是出自一个偏僻之地，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坚强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
9、洞庭商帮善于审时度势洞庭商人十分讲究具体的经营手段，而这些手段看起来则非常符合现代经商的要求。
洞庭商人非常注意市场信息，时常预测行情，在经商过程中，洞庭商人会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而变化自己的经营策略，不拘于成见，只要有利就行。
洞庭商人还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比如商人资金和民风特点，因地制宜的采取独特的经营方式。
10、江西商帮讲究贾德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
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
总之，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
二、商帮发展不完全，衰弱的原因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未能完成，有其经济和政治原因：第一，经济发展失衡，商业革命缺乏后劲。
第二，封建势力对商业资本的摧残和压制。
第三，商业资本控制生产之路狭窄。
16至18世纪，中国没有发生资本的原始积累，没有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中国的商业革命到此停止了前进的步伐。
三、宁波商帮历史渊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力的逐步改善，商品交易逐渐增多，尤其到了明清时代商品数量广泛，种类繁杂，商人队伍在此间得到迅速扩展，而且竞争日益激烈。
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一直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也就是重儒轻商、重农抑工，当时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士、农、工、商”四类行业，“商”屈尊末位。
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根本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
因此，在那样的年代，商人自发地利用他们天然的血缘、乡里、宗族关系团结起来，相互支持，和衷共济，就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制定者和控制者。
不仅如此，商帮能够内部规避恶性排斥、外部增强竞争力，并借用封建体制内集体的力量，趋利避害，保护自己，形成壁垒。
商帮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并且逐步发展，达到鼎盛。
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共有华人68万，而其中宁波人竟占40万人之多。
以上海作为一个最大的集散地，宁波人，宁波帮，这群从小闻惯了海风腥味的人们，这一传统儒学教化之下的新兴商帮，带着商人的精明开阖却不失书生的道德操守，完成了从传统商业到现代商业的转型，真正在中国的近代经济舞台中脱颖而出。
四、宁波商帮新型商业文化（一）在海外的宁波帮中，包玉刚是一位有号召力的人物。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一位香港来的客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船王”包玉刚。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说过一句对后来影响深远的话：“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在邓小平的讲话鼓舞下，包玉刚行动起来了，他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建了一座饭店。
对此，他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用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兆龙饭店”。
邓小平为饭店题写了店名。
而在众多的捐款中，也许人们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他为家乡宁波捐资兴建宁波大学。
1984年月12月19日，是个大吉大利的好日子。
这一天，中英两国正式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也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包玉刚与当时的宁波市长耿典华签订了筹建宁波大学的正式协议。
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1985年10月29日，宁波大学破土动工，仅用了13个月，新建的宁波大学就迎来了她的开学典礼。
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包玉刚的率先垂范，这对海外宁波帮不啻是巨大震动。
赵安中、曹光彪、李达三、顾国华、汤于翰、黄庆苗、朱绣山等一大批海外“宁波帮”纷纷捐资，包氏家族也继续出资捐建宁波大学。
一个在故乡办学的热潮，在海外的宁波帮中蔚然成风。
今天，当人们走进宁波大学的校园，你会发现这座优美的校园称得上是“捐资助学博物馆”。
每一幢楼都诉说着宁波帮人士对“百年树人”的深刻认识；铭刻着宁波帮人士对家乡的赤子情怀。
“要真正富裕起来、强大起来，就靠教育，就靠人才”，这正是他们的共同认识。
（二）宁波人办教育是有传统的。
它又与一位年轻的改革家王安石名字连在一起。
正是他指给了宁波人又一条出路。
1047年，27岁的年轻知县王安石从今江西临安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宁波的土地。
王安石是一位十分执著而务实的人，他把离衙门不远的一处破旧的庙宇改建为县学，并亲自从深山寻找到五位知书识字的老先生出山执教。
这五位人物，便是日后在浙东学术史上著名的“庆历五先生”。
宁波文化的种子播种发芽了。
从此宁波有了作为学子科举考试的专门场所“考试院”。
十余年后，当王安石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为宋王朝部署改革的时候，宁波的第一代进士也产生了。
那些农人商民的孩子经过十年寒窗开始成才，不久，即产生了宁波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
这些原本安放在宁波孔庙里的历代的儒学碑，无不颂扬着王知县当初的开蒙之功。
王安石的意义并不在于使少数的民间子弟通过读书做官而从闭塞的小城走向全国，他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恰恰在于他从此倡导了一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传家、商儒并生的传统。
这以后宁波出了2432名进士、12名状元，出了数万名举人和数十万名秀才童生，更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开创的那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那种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方文化精神，成为了一代代宁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
这以后，从宁波走向全国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人：商人和学人。
所以，从19世纪末以来，包括包玉刚在内的众多宁波帮一直都盼着在自己的家乡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大学。
但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们美好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只有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包玉刚们的抱负才得以实现。
（三）唐宋（618-1279）以来，宁波人向外拓展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国漫长的海岸线。
假舟楫之利的宁波商人，开始与日本、高丽、东南亚沿海国家有了贸易往来。
而与宁波毗邻的上海，更成为他们活动的主要区域。
三江汇流的宁波，是中国最早开放的贸易口岸之一。
开放带来的商业文明，使宁波人拥有了一种闯荡天下的勃勃雄心。
耸立在宁波江滨老码头上的雕塑，成了这座城市某段历史的注脚。
它所表现的，正是印记在一代代老宁波记忆里最常见的情景。
当地的口语，向来把外出经商形象地称为“跑码头”。
沙船是当时的南方最常见的一种商船，尽管这种只有三尺阔的平底木驳船，常常经不起海涛的颠簸，但与走西口的山西人相比，“跑码头”的宁波商人，却似乎少了一些悲凉，多了一份放达。
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已经有很多宁波商人走出故乡的四明山，来到隔海相望的上海。
在那个交通并不快捷的年代，乡音成了游子心中最温暖的慰藉。
1797年，宁波人在上海的第一个同乡团体“四明公所”建立了。
对于当时旅居外地的宁波人来说，组织同乡团体不仅仅是出于一种自然的乡情纽带，更是出于一种生存的需要。
1819年，宁波籍的号商和船主在上海建立了“浙宁会馆”，而在上海干手艺活的宁波籍下层民众，也本着“亲帮亲，邻帮邻”的互助精神，于1831年建立了“水木业公所”，会众基本上是泥、木、石、雕、锯的匠人。
以上两个同乡团体，前者是同乡的互谊组织，而后者则是同乡的行业协会。
另一种更具特色的同乡性的行业，也在这时出现在宁波人聚居的上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