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讯逼供的法律规制
【关键词】刑讯逼供；法律规制
我国目前虽有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进行刑讯逼供，但是刑讯逼供的现象仍是屡禁不止。

随着社会各界对司法活动监督力度的加大，一系列刑讯逼供事件被新闻媒体曝光。

这些案例给予人们深刻的教训并引发了强烈的思考：为何刑讯逼供会愈演愈烈？这存在多方面的原因，既包括社会现实方面的原因，又包括历史方面的原因，既有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又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

笔者认为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否是刑讯逼供能否得到有效遏制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现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法律制度，在制度上对遏制刑讯逼供有着积极的作用，旨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本文将参照旧刑事诉讼法，分析新刑事诉讼法在遏制刑讯逼供的法律制度方面所作的修改，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进一步防范刑讯逼供的制度构建。

一、新旧刑事诉讼法遏制刑讯逼供的制度比照
（一）沉默权制度
我国旧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

”这就使犯罪嫌疑人丧失了沉默权。

侦查机关应承担搜集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或罪轻罪重的责任，而不是让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

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如果不回答或者不“如实”回答，那么就很可能承担相应的“惩罚”——刑讯逼
供。

因为“不打不招”已经成为许多侦查人员所认定的观点。

而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被称作是一项特权，这项特权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一句格言：“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去控告自己”。

虽然目前公众对该条款是否确立了沉默权尚有争议，但该权利对于遏制刑讯逼供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正因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刑事司法史就是一部刑讯史，故今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终于对强迫自证其罪说不，本身就为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提供了进一步的保障。

（二）证据制度
我国旧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刑讯逼供或者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告人的陈述，不能够作为定案依据。

”1999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56条也有同样规定。

虽然这些条文都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同时还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这里的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仅仅限于排除言词证据。

换言之，通过非法方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无须排除并且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这样含糊而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对遏制刑讯逼供没有实质上的意义，相反还会为侦查人员以获取案件线索为借口而对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提供可趁之机。

新刑事诉讼法为此特别增加了五个条款，专门规定哪些证据是非法证据以及如何排除非法证据。

如第五十四条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这就修补了旧刑诉法对于仅规定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缺陷，进一步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二、遏制刑讯逼供的制度构建
刑事司法改革的第一要务是遏制刑讯逼供，虽然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遏制刑讯逼供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刑讯逼供问题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从古到今长期得不到解决，因此要完全遏制其出现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

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提出以下几点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以供参考：
（一）加强法制队伍建设
1.矫正价值错位，转变执法理念，提高侦查人员的侦查水平。

对侦查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高侦查人员的侦查能力，培养他们的证据意识。

要提高办案质量，就必须加强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做到不过分重视口供在证据中的作用，坚持“先证后供”的侦查原则，并按照证据补强规则，深入细致地获取确实充分的证据。

2.倡导程序正义，转变司法工作人员“重实体，轻程序”的观
念。

侦查人员身为执法者，理应充分认识程序的作用，程序法不仅具有服务于实体法的外在价值，而且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只有程序的公正才能保证实体的公正。

因此，应及时转变部分司法工作人员“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树立其“程序正义”的法制意识。

3.提高侦查人员自身的素质，进一步完善业务考核制度。

有关机关应进行定期培训，提高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另外还应把侦查人员依法办案作为其业务考核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不是过分强调破案率，把破案率作为奖惩和个人职务升降的唯一依据。

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执法人员依法办案，防治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

（二）建立、完善有关法律制度
1.完善立法，加大对实施刑讯逼供行为的办案人员的惩治力度。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责任追究制度和制裁机制。

虽然刑法中规定了刑讯逼供罪，但其对构成犯罪的刑讯逼供行为规定的法定刑较低，只要没有造成死亡、伤残的后果，一般只有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而在实践中被定罪的刑讯逼供行为一般都是造成了死亡或者伤残等严重后果的，大多数刑讯逼供行为并没有受到刑事追究。

正是由于制度的不健全，未能对实施刑讯逼供的办案人员进行违法必究，才使得刑讯逼供时有发生。

因此，笔者认为，要遏制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就应该严厉查处刑讯逼供案件，提高刑讯逼供案的法定刑，增加法律对办案人员的威慑力，以促使执法者依法办案。

2.建立律师在场权制度。

我国现行法律对律师的权利作了种种的限制，导致律师在办案过程中无法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如前所述，犯罪嫌疑人在一个封闭的场所被讯问，整个讯问过程都掌控在侦查机关手中，这对犯罪嫌疑人是极其不利的。

要改变这种现象，就需要建立律师在场制度，并让律师在讯问笔录上签字，若没有签字应说明理由。

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卞建林主编.刑事证明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235.
［2］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236-245.
（作者单位：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