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刀币始于战国考于嘉芳本文论点是,齐刀币起源于主要用于畜牧业的青铜削,受尖首刀币和“明”刀币的影响,始铸于战国晚期的齐襄王时期,而且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货币。

一、什么是齐刀币齐刀币之于齐文化,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近年来齐刀币之研究,在形制、材质、金相、工艺、币文、渊源、币值、时限诸方面皆有卓荦可观者。

细观学者文章中,何谓“齐刀币”,见仁见智,观点尚不统一。

王献唐先生认为“节墨”刀、“安阳”刀铸于齐国铸行刀币之前,“节墨之法化”者,尤其是背文有“辟邦”、“安邦”者都是齐灵公十五年灭莱以前的莱国货币。

王毓铨先生也持此说(王毓铨:《我国货币的起源与发展》)。

《辞海》作者对齐刀币作如下解释:“刀币的一种。

战国时齐的铜币。

每枚重量四十四克至四十八克之间。

按币文字的数目可分为三字刀、四字刀和六字刀等,其中第一字都是‘齐’字,是指齐城,即齐的首都临淄。

”这里作者认为齐刀币时代是战国;种类为三字刀(“齐法化”)、四字刀(“齐之法化”)、六字刀(“齐返邦立长法化”),即币文都有“齐”字,齐指临淄。

显然,作者把“安阳”刀,“即墨”刀、“莒邦”刀等都排除在齐刀币之外。

以上两种观点都认为只有刀币文字有“齐”字铭文的才是齐国的货币。

随着讨论的深入,多数学术界同仁逐渐统一了认识,认为齐刀币包括三字刀“齐法化”、“齐之化”;四字刀“齐之法化”、“即墨法化”、“莒邦法化”;五字刀“即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六字刀“齐返邦法化”以及无字齐刀。

齐“明”刀亦应作为特例归入齐刀币之列。

判断先秦铸币之国别,币文、形制、主要出土地点、文献资料、金相分析等皆可作为依据。

在诸多依据中,形制特征是最重要的特征。

从总体货币发展史考量,货币不同于礼器、兵器,它不是限定于一定社会阶层使用的特殊物品,它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具有社会性、流通性和世俗性。

在全国各地大量发现的宋元时期青铜铸币窖藏,一次出土往往百千斤计,其中多数是汉以后各朝代的方孔圆钱混合一起。

这说明,只要是方孔圆钱,在宋元时期皆能流通使用。

布衣百姓大多只识其形,难辨其字。

现代不识字的老百姓对于纸币的辨认,仍是主要通过大小、颜色、图案来判断,不识外文的人照样能够依据其形制辨认使用美元、英磅等外币。

在文化教育远未普及的先秦诸国,金属铸币自然更是以其造型和重量标示其国别和价值。

从货币发展史综合分析,中国青铜铸币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象形阶段(贝币、布币、刀币、圜形币等)、标量阶段(半两、四铢、五铢等)、纪铭阶段(开元通宝、大观通宝、崇宁重宝等)。

很明显先秦时期金属铸币处于象形阶段,形制因素更加重要。

那么,从基本形制上说,什么是齐刀币呢?齐刀币就是先秦时期齐国铸造、由国家法定认可、在齐国境内主要作为储藏手段使用的刀削形青铜铸币,其形制特点是较其它类型的刀币形体明显宽大厚重,长刃(其实没有刃,在这里是按实用刀削的相应部位暂时定名)和刀首的短刃都是凹形,分大小两种,大刀有“齐之法化”、“齐法化”、“即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齐返邦法化”、“齐之化”、“莒邦法化”,无字齐刀等,重量在43—61克之间;小刀有“即墨法化”,重量在23—42克之间。

不管是哪一类齐刀币,单凭形体特点几乎一眼即可把齐刀币与其它种类的刀币区分开来。

王庆正先生曾指出,齐刀币,尤其是数量占绝大多数的大刀类,形制上虽小有出入,但基本上是一致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是当时历史条件对货币的基本要求。

二、齐刀币始于战国考从世界货币史资料看,是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

作为刀币母型的青铜削,大量考古资料证明是一种畜牧业文明的产物;作为刀币形式,迄今经过科学的考古手段获得的、有明确地层层位和具体墓葬单元的考古资料显示,尖首刀币的时代最早,式样最原始,最接近实用刀削的式样。

墓葬资料方面,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的晚期墓葬中,出土少量尖首刀币,无币文,型制与同时出土的Ⅲ式青铜削十分相似,其时代当是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北京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年8期)。

地层学资料方面,在河北省平山县平山乡东半部,距灵寿县城约十公里,发现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古灵寿城址,在早于城址年代的春秋末至战国初的地层中,出土尖首刀币,出土时多则二、三十枚,少则七、八枚,长度16.2—17.4厘米,单独出土,均无与其他刀币混合的现象(陈应琪《战国中山国“成帛“刀币考》《中国钱币》1984年第3期)。

该遗址还在相当于城址年代(战国晚期)的地层中,出土Ⅰ、Ⅱ、Ⅲ式“明”刀币。

陈先生推测,Ⅰ式“明”刀币的出现要早于城址年代,大约在战国前期。

尖首刀币的形制最原始,已为学术界公认,并为考古资料证实。

至于其为戎刀,抑或燕刀,则见仁见智。

从出土地域和考古学文化分类来说,多数人定其为戎刀,近是。

齐刀币(包括燕刀币、赵刀币)都是在尖首刀的刺激和启发下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出现不会早于战国。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齐刀币的年代下限,齐刀币作为一种独立的国别货币系统,其时代下限不会晚于秦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

在临淄齐故城遗址以南一个没有任何其他随葬品的竖穴土坑墓中,发现四枚“齐法化”刀币。

该墓与同一墓地中的其他西汉墓有规则地排列在一起,初步定为西汉墓(朱玉德《齐刀币殉葬考》《山东金融研究》1988年“钱币专号”)。

这就否定了原先有人认为齐刀币是新莽币制改革产物的观点。

在临淄齐故城的考古发掘中, 1965年山东省博物馆在发掘临淄于家墓地时,在属于战国后期的第3层文化层中,发现“齐之法化”一枚(发掘资料未发表)。

另外,陕西咸阳故城遗址车站南沙坑中发现280多件铜器,其中战国货币十五种,有“半两”、“安邑二”、“梁充当”、“齐法化”、平首方肩方足小布、“明”刀币、尖首刀、蚁鼻钱等,发掘报告的作者认为:“我们认为下限在西汉以前。

”(陕西省博物馆等:《秦都咸阳故城遗址发现的窑址和铜器》《考古》1974年1期)迄今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齐刀币,断代依据较明确的墓葬、地层、窖藏资料,唯此三处而已。

至于1930年山东章邱东平陵城西南春秋遗址上发现的“莒邦”残刀(图录见朱活:《古钱新探》;汪庆正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1)》590页),无地层断代依据,原物为著名藏泉家方若所得,拓本发表于其所著《古化杂咏》,该残刀现藏于天津历史博物馆。

朱活先生在《齐鲁及齐鲁币制》(《山东金融研究》1991年钱币专号)一文中又说在该遗址曾发现一大一小两枚节墨刀,一为“节墨之法化“,一为“节墨法化”,并且作出“这多少说明五字节墨刀铸行于春秋,四字节墨刀铸春秋晚期,或略早“的结论。

朱活先生文中没有指明原始材料的来源和出处,从文中叙述分析,显然是指征集品,或许是上述“莒邦”残刀记载之误。

我们认为在没有科学的考古地层依据的情况下,冒然作出的时代判断是不能成立的。

齐刀币产生的年代上限,目前有西周初期说,齐桓管仲时期说,春秋末期说,战国说等。

战国说为是,惜皆未全面展开论述。

把齐刀币产生定为战国以前,其根据多依据文献资料推断,且主要引征《管子》一书,尤其是《管子·国蓄》篇。

《管子》一书成书年代颇多争议,现在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该书为战国秦汉时人所作。

其内容虽不能说与管仲思想无关,然书中所记典章文物自然以成书年代为其时间的上限,这是治学断代的基本标准。

至于《史记》、《汉书》所记只是说明齐国重视工商业而已,有关刀币之产生的记载,如《史记·平淮书》等,正如朱活先生所言是“以周秦之衣冠,绘虞夏之图象“,不足为据。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研究者大多已经意识到考古学资料和考古学方法的重要,在学术讨论中许多人都引用了大量考古学资料,借用了许多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例如分型分式,分类排比等。

加以考古学资料日益丰富,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广泛采用,更为研究者提供了多种研究角度。

但是,在关于刀币年代的研究中,在考古学范畴,愚以为有几点需应注意,除现代科技手段如碳14,热释光之外,判断出土遗物绝对年代的主要依据是器物本身的内证和地层学(包括墓葬、灰坑);同一地层或单元遗迹出土的遗物,以年代最晚者作为地层或单元遗迹的年代上限;标型学应以地层学为依据来划分;标型学(如果严格依照科学依据来划分)一般只能判断遗物的相对年代。

然而在将考古学引入关于刀布年代的研究中,目前存在一种人为地、毫无根据地将考古年代提前的倾向。

例如,关于“明”刀的研究,就迄今发表的考古资料分析,较为确切的资料只是在战国中期地层、墓葬、灰坑中发现Ⅳ式刀范(石永士、王素芳:《试论“明”字刀化的几个问题》《中国钱币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其它则仅是依式推测其相对年代而已。

天津东郊张贵庄战国墓地第二次发掘, M26出土象牙笄和四枚明刀币, M26被M25打破。

发掘报告称:“第二种为鼎、豆、壶,年代在战国中期……故第二、三种墓的年代应当彼此接近。

”M26属于第二种墓,年代应该在战国中期。

一些研究者在引用这条资料时,却“推知M26时代当在春秋晚期“(参见山东省钱币学会《齐刀与齐国钱币的研究》第136页)。

1952年河北唐山市贾各庄西区战国墓发现一枚残刀币(34∶6),安志敏先生称:“刀身残,不91否铸有文字,观察似明刀……大概是明刀。

“西区战国墓“从全体上来说,可能是早到战国初叶“(安志敏《河北省唐山市贾各庄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六册1953)。

有的研究者却断定“其中M34出土残燕刀币,其时代迟在战国初年”(《齐刀与齐国钱币的研究》第136页)。

更明显者,郑州岗杜附近古墓葬M112出土刀布(刀币)一件,略残。

M112属该墓地的第2组墓葬,竖穴土坑,出土陶鼎一件,陶壶一件、陶一件、陶盘一件、铁带钩一件、空首布四枚,方足布三枚,刀布一枚,很明显这是一座战国晚期墓,原发掘报告载明第2组墓葬“可能是战国晚年”(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岗杜附近古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

而有些研究者在引用这条考古资料时,却毫无根据地把它定为“郑州岗杜M112出土Ⅰ型刀币。

此Ⅰ型刀币迟在战国早期即流通到河南地区。

““郑州岗杜M112为战国早期……”(《齐刀与齐国钱币研究》第137页)。

这样随意改动考古学年代并依此作为断代标准的事,甚至出现在《考古》这样的专业刊物上,“50年代,河南郑州岗杜M112也曾出土此类刀币,其墓葬年代为战国初期或春秋末期“(《考古》1991年第9期)。

分型分式研究若不以地层学为依据也未必准确,例如有人以“明”字上笔方折作为Ⅰ型“明”刀币的标准,且定为春秋中期,而河北沧县肖家楼,从战国文化层出土的窖藏“明”刀达一万余枚,其中八千枚刀布“明”字方折,“刀币分两处出土,相距一米多。

出土时都捆绑成束,排列有序,叠放在坑中,紧挨刀币出土的有瓮和残铁各一件,另无其它遗物”(天津文物管理处《河北沧县肖家楼出土的刀币》《考古》197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