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意义从历史的表象看，五四运动无疑具有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意义。

因此，认为五四运动仅仅是为了救亡的爱国主义运动或者仅仅是诉诸人的解放的启蒙运动，都难以涵盖历史本身。

当然，说五四运动具有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意义，并不意味着这两重意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对等的地位，更不意味着它们都是历史的主题.从文化系统的实际状况和历史条件看，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启蒙是服务和服从于救亡的。

因此，在五四研究中较有影响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说虽然全面反映了五四运动的两重意义，但把二者并列对等起来是不甚妥当的。

本文认为，可以把五四运动的历史主题与现代意义区分开来处理，这可以解决两方面的问题，避免两个方面的偏颇。

一方面，当今现代化运动把五四运动启蒙意义(科学与民主)提到突出位置是不奇怪的。

现代化需要现代性的价值系统，这种需要相应地要求强调历史事件中具有现代意义的一面。

看不到现代化运动把五四运动的现代意义进一步凸现出来，甚至否定五四运动的历史进步作用，抹煞五四运动对中国现代化的深远影响和历史地位，这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现代化进程发生曲折而导致的某种回流心态在学术领域的反映。

另一方面，认为五四运动的主题就是启蒙，把五四运动的现代意义混同于历史意义，这是用对历史的期待代替对历史的描述。

这种历史论证也是不科学的，且不利于五四运动现代意义的张扬。

(一)分析五四运动的意义，可以从小文化和大文化系统两个方面去进行。

所谓小文化，是指大文化系统中的意识形态系统，主要由思想、信仰和知识构成，包括神话、神学、传统、文字、哲学、科学等在内，其外在形式是清晰的言语或某种符号形式。

所谓大文化，是指人在适应外部环境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技术系统、社会学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三个子系统在内。

从小文化的角度看，五四运动主要是新文化运动，其历史作用也主要是启蒙。

不过，虽然着眼点都是放在启蒙方面，研究者们却较少从系统的角度，把新文化运动中的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和白先生(白话文)放在同一横断面上进行整体性研究，因而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譬如有的学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明显的成功和确定不移的果实是白话文的胜利’，①，有的则认为“新文化运动最大的功绩”是“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对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提出了公开的挑战”，力图建立“新的价值世界”②。

笔者在《从文化系统论看五四运动的成果》)(见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1期)一文中作了另外的尝试，企图说明新文化基质(科学与民主)的生成、基质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基质与符号形式(白话文)所以能够整合的理由，从而揭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是确立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系统，该系统在时间流中表现为一个新的文化传统的启动和延续。

从大文化系统看，五四运动表现出另外一重意义，这就是通常而言的救亡。

五月四日辜件的直接起因是北洋军阀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拟在丧权辱国的山东条款上签字。

北京学生在“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的情势下，愤而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日本政府的强权霸道和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表现了“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①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的精神。

历史的表象显示出救亡的意义，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停留在表象的层面。

从大文化系统的状况看，五四事件传送出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中华民族虽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奋斗，仍处于危机之中，这危机就其内因而言是中国大文化系统本身的危机;另一方面，中国大文化系统的运作者面对危局，不屈不挠，以反封建和反帝为指针，勇敢地回应危机，奋起拯救自己。

这就是救亡。

一则启蒙，一则救亡。

学术界各执其一者有之，而更多的是企图把二者结合起来。

那么，启蒙和救亡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呢?李泽厚注意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对于启蒙和救亡，“众多论者常常笼统地歌颂它们，较少注意二者的复杂关系。

’，②他研究的结果是提出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

该说以双重变奏的形式将启蒙与救亡结合起来，企图为五四运动的双重意义提供一个解释框架。

但是，这一解释框架本身的合理性尚需商榷。

最主要的问题是，启蒙无疑具有某种相对独立的意义，但是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否具有充分或者完全的独立意义，乃至可以与救亡等量齐观，甚至作为历史的双重主题交互奏响，却是有疑问的。

从现代化的取向说，我们当然应当重视启蒙的现代意义，此种心态无可厚非。

然而，将此心态运用于对启蒙历史意义的概定却不能不带来问题。

启蒙的历史意义与现代意义是应当区分的。

只有以这种区分为基础，我们才能在坚实的基础上去充分肯定和褒扬启蒙的现代意义。

(二二)从五四时期思想史资料能够引出的一个基本论断是:五四运动具有的启蒙与救亡的意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不处于对等的地位;在五四新文化的思想家看来，启蒙是手段，救亡是目的，启蒙是服务服从于救亡的。

这种关系首先表现在，五四的启蒙家们启迪国人认识自己落后和面临危机的目的是唤起他们的救亡意识。

在这方面，他们与以往的维新人士所作的工作具有某种连续性。

启蒙作为救亡的手段，更为主要的表现是寻求救亡之道。

五四思想家们进行启蒙的那些内容一一观来，无一不是救国之方案。

启蒙始终和救亡直接关联，这是五四运动启蒙的显著特点，也是它从属于救亡的直接表现。

此方面的内容可以分述如下:1.民主。

民主是五四时期的启蒙的主要内容之一。

陈独秀在论及它时把它和民族生存问题直接联系起来。

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陈独秀宣称:“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

”而建立这种民主政治，首先和根本的问题是进行民主的思想启蒙。

陈独秀等五四思想家从辛亥革命后共和政治的失败中痛感这一问题的重要。

因为，没有民主思想的启蒙，就没有共和政治的巩固;而没有共和政治的巩固，也就不能挽救中国的衰亡。

2.科学。

科学是五四时期与德先生并雄的一位先生。

与对民主的论述方式相一致，五四的思想家们同样将科学与救亡联系起来看待。

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感想说:“就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

”①易白沙则把国亡与科学的反面—迷信联系起来分析。

他在《诸子无鬼论》中说:“鬼神之势大张，国家之运告终，证以历史，自三代以至清季，一部二十五史，莫不如是。

”3.国民性之改善。

陈独秀径直指出:“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

”②“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

”③“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④启蒙对于国民性之改善的意义即在于此。

鲁迅也着眼于此，他非常重视以文学为武器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

4.白话文。

五四时期的启蒙家也把文字改革问题与民族兴衰联系在一起，钱玄同曾说:“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天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之根本解决。

”⑤此话虽有某种片面性，但在说明文体与民族兴衰的关系方面不无道理。

5.社会主义。

它也是作为救亡之道引入的。

五四时期人们认为:“现在社会坏极了，不图改救是不可长久的了。

……解救之道，当然是社会主义，因为它最公道，最平等，无有军阀财阀，无有种界国界，是相爱相信的世界，不是相杀相欺的世界，经济上固然好，道德上尤其好。

”⑥可见，社会主义是作为“救时良方”引入，这是毫无疑义的。

从上述论列的启蒙内容看，启蒙确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救亡，一种文化的救亡。

救亡是压倒一切的主题，启蒙是实现这一主题的手段;启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不具有完全独立的意义。

这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启蒙具有鲜明的不同。

五四启蒙直接与社会危机和民族存亡相联系，直接反映救亡的要求和民族的希望，因而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已融入救亡之中，是救亡的一个方面。

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启蒙就是救亡。

根据这一结论，五四时期的启蒙，不具有完全独立的意义。

更准确地说，对五四时期的启蒙，就其历史上的意义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将它与救亡分隔开来进行研究。

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启蒙与救亡之间的联系，从它们的祸合中去把握它们。

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论者李泽厚对此是清楚的。

他指出:“胡适曾想分开启蒙和救亡，这不但根本没办到和办不到，而且也说明他并不了解白话文运动及其倡导者自己所以能在思想史上拥有如此地位的真实历史原因。

”遗憾的是，李泽厚并未将此观点贯彻下去，他所提出的启蒙与救亡的二元框架是把启蒙与救亡置于并列与对等的地位上，启蒙并不处于从属的地位;由于结构框架的需要，他有意无意地把着眼点放在二者分离而不是联结上，试图赋予启蒙以更大的独立意义，从而使得二元构架能够成立，也使得双重变奏以及派生结论-—政治挤压启蒙说有更大的说服力。

李泽厚的指导思想看来是想强调启蒙的重要性，突出启蒙的作用。

他曾感慨五四运动中“形式没有取得应有的现代独立性”，并认为是一种“悲剧”。

他强调启蒙重要性的心态看来隐藏着对启蒙意义与作用的更大期盼，自有其良苦用心，但这种强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的真实是成问题的。

(三)历史的表象下面是深层的结构。

关于五四运动救亡与启蒙方面的意义，特别是两者的关系，通过文化结构的透析可以看得清楚一些。

一般而言，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文化大系统逐渐分殊化，形成相对独立的经济、政治、文化子系统，生产力愈发达，生产的社会化愈发展，文化系统的分殊化也就愈加明显，整合功能也就愈强。

这是一个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历史过程。

中国的大文化系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一直是一个分殊化较差的系统。

它是一个以伦理政治为本位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溶而为一的大系统。

中国近代化的过程强烈地显示了中国文化结构的一元化特征.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所描述的历史过程可以反映这一特点。

按照他的描述，人们首先在物质器用层面上努力救亡图强。

“鸦片战争以还，西洋武力，震惊中土，情见势细，互市局成，曾李当国，相继提倡西洋制械练兵之术，于是洋务西学之名词发现于朝野。

”但是，“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认识到必须进行制度层面的变革才能救亡，于是“进以变法之说”。

戊戌变法不成，遂有“辛亥之役，共和告成。

”但是奇怪的是，“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因而进一步发现“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所以要进行文化启蒙。

这样，由物质器用层面而制度层面，由制度层面而文化心理层面，环环相扣，紧密相关，统一于一个主旋律:救亡图强。

由于文化结构本身的高度相关，结构的变革也高度相关，二者具有内在的深刻的一致性。

由此得到与思想史的事实相一致的论断:启蒙与救亡高度相关。

由文化结构的高度相关性所决定，文化各子系统变革也高度相关，各子系统的变革与大系统的变革也高度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