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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时期的自我转向
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外力侵袭的结果，也是内力长期积聚的爆发，是内外合力所致。嘉道之际，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始了社会转向。这种转向，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江南经济的变化
清朝中前期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一百多年的盛世，到嘉庆、道光时期已经逐渐中衰。嘉道以后，清政府尽管无法摆脱财政亏空、土地兼并、因循守旧等传统痼疾，但在富庶的中国江南，经济还是沿着自我发展的路向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全国人口的增多。据学者研究，道光末年人口达到4．26亿，比乾隆末年人口增加了一亿多。在中国传统社会，人口的多少往往反映着国家力量的强大与衰弱。因为人口激增的物质条件，必然是社会经济的进步。嘉道时期垦田的数量是社会经济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嘉庆十七年（1812），全国税田面积为791．5万余顷，比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741．4万顷增加了约50万顷。新垦田多出现在海滩、沙地、苇塘、荡田山塘以及新设厅、州的荒地等犄零边角之地，它至少在一个方面表明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除去全国人口和土地的增多外，嘉道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较前代有了明显的发展，坊和手工工场的数量增多、规模扩大。苏杭地区纺织工场共有织机千张以上，最大的机户拥有五六百张；广东佛山的纺织手工作坊已有2500家，已经发展成初具规模的、带有一定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全国各地雇佣工人的数量大量增加。当时景德镇的工匠多达10万人，从荆州到重庆之间纤夫也有十多万人，广州的织工达三四万人。这些手工业工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基本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靠领取日薪或月薪生活，很大程度上相当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雇佣劳动力。
其表现之二是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作物的种植。
在传统生产中，经济作物的种植比较少见，但到嘉道时期，很多省份中经济作物的种植已成为农民的主业。福建全省几乎所有的农田都种上了茶、麻、蓝靛、甘蔗或烟草；汉中的肥田沃土种满了旱烟。即便在粮食生产区，其粮食的商品化程度也大为提高。
其表现之三是江南地区与国外的交易更为频繁。
从关税收入来说，嘉庆六年（1801）到道光十八年（1838），唯一的对外通商出口城市——广州的关税达到185万两白银。嘉庆五年（1800）到道光九年（1829），全国每年出口的棉布达百万匹以上。杭州的丝绸衬衫成为英国市场上的畅销品，备受英国人的青睐。
从以上可以看出，江南经济孕育的诸多变化，表明社会经济在其内部的运行中已经出现并不断扩大着积极的变化。这一转变和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它既是晚清社会在传统自然经济的基础上获得发展的重要因素和体现，又对嘉道时期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我们说，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在外国侵略势力的打压之下，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内部已经发生着这样的历史转型和经济积累。
二、士商相混
中国传统社会以等级森严著称，“士农工商”不仅是等级的基本构成，还是中国传统社会人们身份状况的一个最直接的表述。它成为千百年来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权威的一个社会阶级基础。史书中明确规定，“凡民曰四，一曰士，二曰农，三曰工，四曰商”。其中，“以士为尊，农工商卑”、“以农为本，工商为末”。长期以来，“士”被尊为四民之首，享有各种特权，而“商”则居于四民之末，多为世人所轻。
然而，到明清之际，受“重商主义”思潮的影响，在经济发生转向的江南地区，出现了“士商相混”的现象。正所谓“天下之士多出于商”，“豪杰有智略之人”也多致力于经商。嘉道时期，士商相混的趋势愈演愈甚。在当时的许多历史文献中，“绅商”一词使用的频率已经很高。
一些地区出现了“儒商”。读书人加入商人队伍，将儒家思想运用于商业经营中，经商不再被视的好途径。儒商的出现实际上说明了商人的地位明显提高。中国十大商帮——山东、陕西、山西、福建、徽州、宁波、龙游、洞庭、广东、江西等商帮在嘉道时期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商人经济地位提升的同时，商 2 / 6
人们把培养后代入仕作为从商的最终目的，借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他们经商赚钱之后，让后代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考取功名，光宗耀祖。除此之外，晚清时期捐输买官也成了无缘科举及第的商人们跻身于绅士群体的主要途径。据统计，仅商人捐监一项，嘉庆二十一年（1816）至道光十年（183）就出现了二十余万。甲午战争以后，绅士转化成商人的现象更为明显，“弃士经商”蔚然成风。
士商相混，其结果是在中国“士农工商”的缝隙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绅商群体，他们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又有相当的经济实力，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绅士阶层，成为大、中城市乃至部分乡镇之中最有权势的在野阶层，在晚清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存在，导致了四民社会的最终解体。
三、学术转向
嘉道时期，长期积聚的政治、经济危机次第爆发。素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优秀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其独特的时代敏感和忧患意识，开始了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以及乾嘉考据学的深刻反思。
乾嘉时期，学术上占据主流地位的是汉学和宋明理学。汉学认为欲求圣人之道，必自训沽始，识字审音，乃知其义。这一流派讲究对典籍做实证的、全面的考据和整理，这种考据的方法十分严谨，对于古代文献的保留和研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治考据之学的知识分子多沉浸在“琐屑”的考证之中，缺乏对现实的思考和关注。而宋明理学是以传统伦理道德为哲学核心的儒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是专制王权统治的思想基础。宋学发展至清代嘉道年间，虽然还是官方正统学问和科举的“敲门砖”，但距离社会实际却越来越远，越来越趋向放言高论、“空疏无用”。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两种学术出现了疲软之态。尽管它们主导着仕途，也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学问，但与渐变中的中国社会形势相脱节，甚至严重束缚了学子的思想，令其处于盲目保守之中。龚自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诗句，便是此时学术界沉闷学风的真实写照。
嘉道时期，以“经世致用”为标榜的今文经学异军突起，直接挑战当时的学术主流。
西汉年间，“今文经”学盛极一时。它是西汉儒生们用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记录下来的经书，与用秦代焚书之前六国古文字写成的“古文经”相对应。今文经学曾长期沉寂，在清代得以复兴。晚清时期的今文经，并非机械地恢复汉儒的学问，而是融进了大量的时代气息。清代今文经以方存与（1719一1788）为始创者，刘逢禄（1776—1829）、宋翔凤（177一1860）等学者继之，他们均尊董仲舒，与尊崇古文经的乾嘉汉学形成学术对峙。嘉道时期，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进一步拓展了今文经学，提倡“经世致用”，积极主张变革。“经世”的内涵是“经国济世”，强调要有远大理想和抱致用”的内涵是“学用结合”，强调联系实际，注重实效，反对空谈。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留有《龚自珍全集》。他的《乙丙之际著议》预见性地描绘出清朝社会走向衰世的景象。此外，他还明确提出“更法”、“仿古法以行之”，以“救今日束缚之病”。
魏源（1794—1857），字墨深，湖南邵阳人，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他强调“以经术为治术”，认为治经应该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以为经世服务，即强调做学问要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读书人应该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实际性的努力。
龚自珍、魏源对探求救国之路的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巨大。随着局势的发展，晚清士大夫们逐渐意识到学术自身的缺陷，并朝着“实”、“通”、“变”转变。他们愈益强调学术上的会通和合流，从而形成了重要的自我调整和演变。如宋学家方东树对乾嘉时期的汉学作了系统的批判，在《汉学商兑》一书中指出：汉学“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是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可见，当时的士大夫们已认识到危机的存在，开始将学术与国家的现状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是嘉道间学术界的自我转型，一方面是清政府文字狱的逐渐减轻，使得当时知识界的思想风气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先进的知识分子希望能冲破思想的禁锢，研究政治、经济、社会等实际问题，以救时艰。尽管他们仍然局限在专制制度及其儒学文化所编织的网罗之中，但觉醒的态势十分明显。
天朝朝贡体系的变化
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的“傲慢”行为，“触犯”的不仅是皇帝的面子和个人尊严，而且是中国数千年以 3 / 6
来一贯的文化传统。清政府的“固执”也不仅是傲慢与自大的体现，它们与根深蒂固的“朝贡体系”密切关联。中国近代外交的诸多现象多可以从这一体系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朝贡体系是从公元前3世纪一直到19世纪末存在于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等级政治秩序体系。它与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并称，是世界上的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它既是一种国际关系，又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政治秩序。
朝贡体系的雏形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畿服制度，在唐代走向发展和成熟，到明代完全成熟。明时，朝贡制度以“朝贡贸易”的形式出现，即政府遣使至海外诸国（主要是东南亚国家），颁赐明朝正朔，邀其入明朝贡，明政府对朝贡国以正贡回赐。“朝贡”的目的往往是强势的中央政权向周边民族和国家宣示自己的国力，带有赏赐和炫耀的意味，经济上受益与否则无关紧要。在朝贡体系的长期影响之下，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书写汉字、尊奉儒家、信仰佛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以经济实力为支撑的朝贡制度明显会随着国力的衰落而衰落。顺治、康熙、乾隆朝的“恩威并施”、“怀德为上”的方针到嘉道时期演变为“羁縻防范”、“不开边衅”和“不失国体”，经济上的炫耀所剩无几。此时，朝贡关系已经不再是经济关系，而转化为政治举措，是一种强调“华夷之辨”的中外关系。这其间的变化，一方面与中国国力趋于衰落相关，一方面也与西方国家早期殖民活动密切相连。清廷将西洋国家从朝贡范围内逐渐剔除，转而对这些国家采取严加防范的政策，如禁止其在中国传播天主教、限制其在中国的贸易活动等。至于中国境内的周边民族，则以内附的形式退出了朝贡行列。“西洋国家的退出”大致说明：一方面，根据传统的观念，清朝统治者摆脱不了“天朝上国”、皇帝是“天下共主”的观念，尽管“远洋小国”不服朝贡体系的管理，但清王朝决不能放下这个架子，“剔除”较为清静。另一方面，根据外商来华的表现，清朝统治者感到，西方人来华似乎只是为了“通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朝贡。而“通商”这一层次是不需要用“天朝”的官员直接管理的，因此改由广州十三行商代为管理，在等级上就降了一格。
对清王朝来说，国家之间的条约制度是不可接受的，其思想还沉浸在“朝贡体系”的自我满足中。1793年马噶尔尼来华的态度与所提出的要求无疑会被看做是不可理喻的。这种外交体制在造成盲目塞听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西洋国家用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提供了借口。
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签署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此后，经历资本主义国家一系列的条约冲击，朝贡体系逐渐瓦解，至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宣布放弃对朝鲜的保护，这一体系最终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文明进程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条约制度影响到清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中国领土、司法、行政等完整权力均遭到破坏，中国中断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两条路向：一条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欺凌下，中国的国家主权不断遭到破坏，国际地位日趋衰落，人民苦难不断加深，中国一步步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深渊的路向；另一条则是上升发展的路向。它反映出外国侵略虽然给中国带来了灾难，同时也带来了嬗变，即政治及社会各方面的连锁变化，从而引起中国社会的根本变动。这种变化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建设作用，它给中国几千年高度发达却又不易变化的农耕文明、专制政治一记重锤，使它改变了原来的轨迹，纳入到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从而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晚清70年不但是反帝反专制皇权的70年，还是走上现代化之路的70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就是走现代化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开端就是鸦片战争。
一、清廷官僚体系的变化
近代以前，清政府建立了一整套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满族官员在人数和官阶上都占有绝对优势。中央政府除最高统治者皇帝外，还有辅助皇帝处理全国事务的最高行政机关——内阁、皇帝处理政务的主要机构——南书房、取代原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军机处、六部、都察院、管理皇帝宫廷事务的宗人府和内务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