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三次大规模的变法改革运动，这就是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和明代的张居正改革。

它们分别出现在封建社会的早期、中期和后期，各自反映出封建社会在其产生、发展乃至衰亡过程中所出现的剧烈矛盾和变动。

而发生于晚明时期的张居正改革，就是在封建社会走下坡路时，由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发起的一场挽救危机的运动。

改革背景：“势不容于不变”建立于公元1368年的大明王朝，在延续了一百多年之后，至明代中叶，已经犹如一座年久失修的大厦，干疮百孔，破败剥落，呈现出末世之相。

土地集中，财政困难，吏治腐败，外患频仍，这一连串的问题纠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力，动摇着明朝江山的基石。

明代的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地主阶级贪得无厌，肆无忌惮地侵吞大片的土地。

最高统治者皇帝不仅直接占据土地，不断扩大皇庄，而且还把大量的上地作为赏赐之物，分送皇亲国戚，河南开封的周王府曾经一次就得到赏田五十余万亩。

豪强势力则在各地巧取豪夺，霸占土地，致使土地高度集中。

这种状况，不仅直接加剧了阶级矛盾，而且还严重影响到国家税收。

那些皇亲国戚、勋臣官绅，依仗特权不纳赋税，豪门富户、不法地主则勾结官府，瞒田逃税，使得“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家财政收入每况愈下。

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却大幅度增加。

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加重了政府财政的负担。

有增无减的皇室开支，成了填不满的无底洞。

军费支出也十分庞大，北方的蒙古，沿海的倭寇，时常骚扰内地，每有战事，军费开支便直线上升。

嘉靖二十九年，蒙古土默部发兵南侵，一路杀掠，直逼京师，史称“庚戍之变”。

这一年明朝的军费开支高达六百万两，超过岁入白银的两倍。

出多入少，国库空虚，当时的国家财政，已经到了不捉襟也具时的地步。

国家的状况如此糟糕，处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的生活，更是日益穷困。

失去土地的农民，或沦为佃户，或外出流亡，所谓“到处灾伤，四方盗起”。

整个社会如同布满了干柴，随时都有可能燃烧起来。

面对这种情势，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却一个个浑浑噩噩，居危而不知危。

这些在优裕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帝王，既无处理政务的实际经验，也无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只知吃喝玩乐，骄奢淫逸，视国事如同儿戏。

眼看明朝统治江河日下，愈益衰败，一些有识之士忧心如焚，相继提出除弊兴利的主张，解决当时的统治危机和社会矛盾。

嘉靖年间，大臣海瑞首先上《治安疏》，直言贪官横行，民不聊生的状况，要求实行变革。

其后，内阁首辅徐阶、高拱也在整顿吏治、裁减冗员方面做了不少努力。

但是，相对于当时沉病难起的官场痼疾和社会弊病，要求变革的呼声和某一方面的整顿，犹如杯水车薪，远未能解决问题，危机依然存在，并且日趋严重。

张居正主持的改革运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改革初起：“谋定而后发”张居正出生于嘉靖四年（1525），二十六年（1547）中进士，从此进入仕途。

怀有治国抱负的张居正，十分关心当时的社会状况，嘉靖二十八年，这位年仅二十五岁的翰林院编修就写了《论时政疏》，尖锐地指出当时朝政存在的五大弊病，即宗室恣意横行，官吏素质低下，办事因循拖拉，边防不被重视，以及财政入不敷出。

并大胆提出，要去除这些弊病，就必须皇帝亲理国政，接近大臣，广开言路，上下一心。

这表明年青的张居正对实行改革已经有了初步的考虑。

由于当时世宗一意修炼，不问政事，朝中大权掌握在奸臣严嵩之手，张居正的抱负无法施展，于是，他闭门读书，研究典故，探索治国兴邦之道，等待时机来临。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世宗去世，穆宗（隆庆）继位。

张居正由徐阶的引荐进入内阁，这为他日后掌握大权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再上《陈六事疏》，提出了六条具体的改革方案：一、少发议论，多做实事；二、整顿纲纪，严明法令；三、有令必行，有法必依；四、考核人才，赏罚分明；五、安定民生，与民休息；六、整场武备，激励士气。

这些主张大都切中时弊，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由于皇帝昏庸无能，内阁大臣又多因循守旧，所以张居正的建议仍然是一纸空文，未能得到实施。

在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里，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要想施展抱负，就必须掌握大权。

因此，张居正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内阁首辅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

隆庆六年（1572），穆宗去世，临终前，他嘱托内阁首辅高拱以及大学士张居正等人辅佐年仅十岁的嗣皇帝，以维持大明江山。

高拱是一个老臣，在隆庆年间的内阁斗争中屡屡获胜，权势炙手可热。

但是穆宗死后，他和内廷太监的矛盾立刻尖锐起来。

大太监冯保与之早有仇隙，此时双方为争权夺利，冲突更加激烈。

不管结果如何，二者必去其一，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了。

张居正当时在内阁位居第二，与高拱也不相和睦。

在神宗及其生母李太后的支持下，张居正与冯保联合，挤走了高拱。

于是，张居正自然而然地登上了内阁首辅的位置，实际上掌握了明帝国的大权，一场蕴蓄已久的大规模改革运动随之拉开了帷幕。

改革措施：兴利除弊匡世救时从隆庆六年（1572）六月出任内阁首辅，到万历十年（1582）六月因病去世，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张居正在全国上下推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

一、整顿吏治，选拔人才。

当时官场废弛已久，朝廷选拔官员只重资格，惟看年限，而不问能力，不讲才干，官吏大都无心任事，更不思进取，只知假公济私，敷衍塞责。

针对这种现象，张居正首先加强中央权力，严肃法纪政令。

他明确规定，中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必须听命于内阁，各省督抚巡按必须听命于中央六部、各地知府县令则必须听命于督抚巡按，一级服从一级，使内阁能够有效地控制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机构。

为有效地扭转官场积淀已久的颓废风气，张居正又制定考成法，把中央要求办理的事情一一登记在案，规定期限，限令完成，并逐月考核，每年总结。

失职者罢官降级，尽责者奖励升迁。

在大力整顿吏治，加强集权的同时，张居正还果断摒弃以往论资排辈的用人方法，不拘一格，大胆选拔人才。

二、节省开支，去除浮费。

明中叶以来，皇帝大都追求享乐，挥霍无度。

武宗喜好游玩，世宗醉心营造，穆宗也经常动用库银购置珍宝，致使皇室开支无限增加，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张居正深悉此情，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对年幼的神宗皇帝反复灌输治理国家应该节俭去奢的道理，并将国家财政的收支情况呈报神宗，力戒其随意挥霍。

万历五年，神宗原打算重修太后的宫室，即因张居正的劝阻而作罢。

在尽可能节省宫廷费用的同时，张居正还十分注意裁革弊政，堵塞漏洞。

明代初年，为方便官员因公出行，政府在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来往官员吃、住等一应费用及所需交通工具均由当地就近向百姓摊派。

本来驿站的使用有严格规定，但随着法度的松弛和吏治的腐败，许多官员公为私用，大量的非公差人员频繁使用驿站，而一些办理公事的官员，也讲究排场，随意勒索，搞得地方民穷财尽，不少驿站难以维持，名存实亡。

张居正重申了使用驿站的各种规定，严禁非公差者使用驿站，对公差者的用度标准也作了限制。

他自己则身体力行，亲属外出，都自雇车马，不用驿站。

这一改革，不仅恢复了全国的交通系统，而且大大减轻了地方负担，深受民众的欢迎。

三、抑制兼并，改革赋税。

张居正改革最重要的内容，是对经济制度的改革。

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田赋历来是国家赋税的主要部分，国家掌握的耕地越多，财政收入也就越高，明朝政府也是如此。

然而，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很多土地集中到了豪门富户手中，使得国家所控制的耕地数字由明初的八亿五千余万亩，下降到正德年间的四亿五千余万亩，减少几近一半。

明代的徭役又是按人丁分派的，占有着大量土地的豪门和缺田少地的农民都据人丁数承担徭役，这在事实上已经很不平等，更何况许多有钱有势的地主还利用各种手段，把赋税徭役转嫁到小农的头上。

这就造成了社会赋役不均，国家税收锐减的严重问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张居正不顾豪强士绅的阻挠和反对，力排众议，坚持清理丈量全国的土地，结果查出了二亿多亩隐漏的土地，从而严厉打击了豪强地主，扭转了财政亏损。

在此基础上，张居正进而实行了全面的赋税改革，把各种名目的赋税徭役全部归结在一起，按田核算，统一征收，并允许农民以交纳银两的方式来代替服役，这就是著名的“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推行以后，占田多的就要多交赋税，占田少的或无田者大大少交，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赋役不均的问题，同时，这一以银两为主要结算单位的征税方法，扩大了货币的功能和流通范围，为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整饬武备，安定边境。

张居正十分清楚，一个安定和睦的周边环境，对改革而言，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需的。

当时，明代的两大边患已基本平息，北方的蒙古自隆庆议和后，已息兵止戈，双方转而开始贸易活动；沿海的倭寇经过儿次大的扫荡，气势已失，只剩一些余部时而骚扰海疆。

但东北土蛮和女真，仍经常侵入边关。

张居正把防御的重点放在东北一线，任用戚继光、谭纶等著名将领镇守北部边防，大力修缮边墙城关，加强边防守备系统，在保持强大军事力量的基础上，对边境少数民族实行招抚。

与此同时，继续实行与蒙古的和好政策，扩大相互间的贸易关系。

张居正实施的这些措施，使边疆出现了军民乐业的安定环境，进一步保障和发展了改革的成果。

张居正所领导的十年改革，成效十分显著。

政治局面有所更新，社会矛盾得到缓解，财政收入趋于好转，国家实力有所增强。

业已走下坡路的明朝统治政权，一段时间内又出现了转机。

改革失败：十年经营付诸东流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并没有能够持续多久。

万历十年，随着张居正的病逝，晚明这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很快成了落花流水。

朝廷上下出现了一股清算改革的风潮，张居正所赏识、任用的官员，相继遭到罢职、降级的处罚，而一批原被撤换，排挤掉的官员，又纷纷掌握了实权。

不久，清算的矛头就直接指向了张居正。

先是赠官被夺，谥号被除，接着家又被抄，亲属也遭到牵连，他的兄弟和儿子，有的入狱自杀，有的发配充军，处境都很悲惨。

而张居正殚精竭虑推行的许多改革措施，也都遭到废除，可谓人亡政息，“身后一败涂地”。

一度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为什么顷刻之间就夭折了呢？这确实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大凡改革，都是针对当时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对规章制度加以修改调整，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矛盾。

张居正改革的锋芒，主要指向威胁明朝统治根基的土地兼并、赋役不均和吏治腐败等现象，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犯那些豪门地主、庸官贪吏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抵触和反对。

因此，张居正主持的改革运动，也象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那样，始终伴随着尖锐的对立和斗争。

清丈土地开始后，那些有权有势的地主，贿赂官府，隐瞒土地，还攻击清丈会导致农户逃亡。

张居正不为所动，坚持清丈，规定凡有阻挠清丈者，一律从重处罚。

山西代王宗室等人，就是为此而受到严厉处置的。

考成法推行后，又有人指责“执事太严”，“时政苛猛”，张居正针锋相对，把反对改革的主要官员，相继撤职、查办。

可以说，每项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会损害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从而造成改革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