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成为首要目标之一。

克林顿政府上台后深化了这种调整，正式提出反扩散战略，谋求全面加强国际核不扩散体制，重点关注伊拉克、伊朗、朝鲜、利比亚等“无赖国家”。

布什上台后更加强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是美国面临的首要威胁。

“９・１１”恐怖袭击震惊了美国，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噩梦”如此残酷而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使美国深刻认识到恐怖活动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合将对其国家安全造成最为严重的危害。

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威胁。

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９日，布什在参众两院发表《国情咨文》，认定伊拉克、朝鲜和伊朗三国可能支持恐怖活动，并且可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其“定性”为“邪恶轴心”。

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０日，美国公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在于极端主义与技术的结合”，“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

这样，消除“邪恶轴心”国家伊拉克、朝鲜和伊朗发展核武器所带来的“威胁”，阻止它们对外扩散核武器技术成为“９・１１”之后美国核政策的核心目标。

在２００３年，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以“先发制人”战略
美国对伊朗及朝鲜核问题政策
□何兴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阅读３：
迅速推翻长期以来的“眼中钉”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后，美国的矛头就指向了伊朗和朝鲜，企图以制裁和武力威胁等手段，迫使它们放弃核武计划。

美国认为伊朗是“全世界对恐怖主义最积极的支持者”。

如果伊朗获取核武器，恐怖主义组织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就会增加，美国及其盟国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可能性将更大，这正是美国最为担心的“极端主义与技术的结合”。

而且美伊两国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就互相敌视，布什政府对伊朗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在核问题上拒绝与伊朗进行直接谈判。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伊朗秘密核计划曝光后，美国开始对伊朗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武力威胁，促使其放弃核武计划。

布什政府一再声明“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一直敦促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进行严格核查。

２００６年７月，美国推动安理会通过了制裁伊朗的１６９６号决议，之后一直在通过外交努力促使各国支持实施制裁。

对于朝鲜，布什政府视之为“最顽固的极权国家”、“暴政据点”，认为它发展核武器是“极权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布什政府上台后，一改克林顿时期的缓和政策，对朝核问题采取了不妥协、不谈判的强硬立场。

在“邪恶轴心说”出来之后，朝鲜视之为战争宣言，美朝关系急剧恶化。

朝鲜２００２年重开已经冻结８年的宁边核设施，恢复发展核计划；２００３年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威胁要进行核试验；２００５年２月宣布拥有核武器。

朝鲜核问题日益激化。

朝鲜所处的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环境特殊，中国、俄罗斯和日本三大国以及韩国在朝鲜核问题上都有切身利益，美国在朝核问题也因此更多一些顾虑，采取了与伊朗核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寄希望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外交努力能取得成效，使朝
鲜放弃核武计划。

但同时，美国自由主义的立场和价值观又使它一直敌视朝鲜，坚持不与之进行双边谈判，而是一直威胁要更迭政权，解除朝鲜的核威胁。

朝鲜方面则希望获得美国“不侵略朝鲜”的承诺，使它的生存安全能够得到某种法律保障，以换取朝鲜放弃核开发。

美国则一直拒绝这样做。

由于朝美双方立场的尖锐对立，两年五轮的六方会谈始终无法取得重大进展。

美国对朝鲜和伊朗核问题政策的最大矛盾在于，美国一方面努力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迫使两国放弃核武器开发，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

但另一方面，美国却在反扩散问题上持双重标准，它容忍了“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以及美国盟友巴基斯坦的核试验，却对它眼中的“流氓”国家伊朗和朝鲜的核发展千方百计进行制裁和围堵，迫使其放弃。

这种在反扩散问题上以国家的政权性质以及该政权与美国的关系定好坏的双重标准一直为各国所诟病，大大削弱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公信力。

而且，美国在对伊朗和朝鲜政策上一直坚持根本的解决之道是通过制裁或者军事威胁及至战争来变更其政权，这让其他国家怀疑美国的真正动机是推翻现政权，夺取地区主导权，还是核不扩散本身，从而不会全力支持美国的反核努力。

这也使朝鲜和伊朗相信，捍卫其政权的唯一办法是获得核武能力，是进一步发展核计划。

美国对朝鲜和伊朗核政策的第二个重大矛盾或说难题来自技术方面，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自身存在的问题。

该条约确认五个国家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同时，承认其他签约国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而民用核能活动可能导致发展核武能力。

在美国看来，朝鲜、伊朗的目标都是发展核武能力，民用核能不过是幌子而已。

美国对此所做的就是要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来证实它的怀疑，而伊朗一再宣
称根据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发展“民用核能”，坚持不放弃提炼浓缩铀的权利，也不积极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侵入性核查。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内在矛盾是美伊双方在核问题上难于达成妥协的重要原因。

朝鲜更是在２００３年退出此条约，不受约束地发展核武器，激化了与美国的矛盾。

伊朗核问题与朝鲜核问题本质上是相似的，它们都想通过发展核计划迫使美国改变敌视两国现政权的立场，与其直接谈判，获得美国的“不侵略”保障，进而实现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融入国际社会。

因此，伊朗与朝鲜核问题根本的解决办法还在美国一边。

然而，布什政府在剩下的两年任期内改变政策的可能性很小。

副总统切尼、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等主张政权更迭的强硬保守派们主导着布什政府的核政策。

虽然２００６年５、６月间，美国曾做出有条件与伊朗进行谈判，解决伊朗核问题的调整，在朝鲜问题上也传出布什政府立场有所松动的消息，但此后几个月，伊朗持续的故意拖延和态度强硬的政策，朝鲜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９日进行的首次核试验，都使得美国政府内部主张反核扩散优先于政权更迭的主张无法实现，美国的核政策调整在短期内变得不可能。

相反，政府内部已经传出军事打击伊朗的声音。

好在事态并没有发展到不可挽回的田地。

在朝鲜核问题上，不扩散核武器是美国的政策底线，是美国最担心的。

朝鲜深知这一点，它在核试前声明不会扩散核武器，核试后表明将回到六方谈判，其核试是出于认定美国目前难于对它进行军事打击，从而加紧核研发，为日后的谈判争取砝码。

布什政府也在朝鲜核试验后表示美国会坚持用外交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就为外交谈判解决问题留下了空间。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在北京举行的六方
会谈虽然未能就朝鲜放弃核武器达成一致，但毕竟美朝双方都开始坐下来进行会谈了，这为外交解决朝核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

伊朗的强硬态度也有同样的考虑，再加上俄罗斯和中国反对制裁的态度以及欧盟坚持的谈判政策，外交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希望仍在。

自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

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主要体现在对中美关系的定位，美国对台政策以及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作用的认识等方面。

从战略竞争对手到复杂的中美关系
布什政府执政初期把美中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关系。

但在“９・１１”事件后，布什政府及时调整了对华政策。

布什总统在“９・１１”事件后缺席了许多活动，但他还是来上海出席ＡＰＥＣ峰会，与江泽民主席进行会晤，并提出了愿意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２００２年２月，他又来中国访问，而且访问之日正好是３０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日子。

同年，江泽民主席也应邀访问美国，中美之间的首脑外交和高层接触出现频繁化的趋势，合作层面大大加强，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非常少见的。

正是由于中美关系的这一系列互动，鲍威尔在
“９・１１”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阅读４：
□李才义（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