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缪钺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贡献刘振华2005-06-02 14:56:12 阅读1152 次 刊《学海》2004年第5期，象牙塔网络编辑中国史研究网络资源导航文章搜索 研究论文 近期热点文章累计热点文章 ∙ 陈寅恪与中国中古史研究 (胡戟) ∙ 通贯古今，回翔文史——缪钺先生七十年学术生涯述略 (缪元朗、景蜀慧) ∙ 史念海教授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杰出贡献 (王双怀) ∙ 陈寅恪的士大夫情结与学术取向 (刘后滨、张耐冬) ∙ 九十自我学术评述 (何兹全) ∙ 谢国桢先生治史之经历与成就 (任道斌) ∙ 傅斯年与中国考古学 (沈颂金) ∙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西域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宋晓梅) ∙ 相依为命的追忆 (韩昇) ∙ 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张广达) ∙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 (何兹全) ∙ 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 (刘浦江) ∙ 走近唐长孺 (胡宝国) ∙ 陈直先生与秦汉史研究——缪钺先生是江苏溧阳人,家学渊源深厚。

祖父缪巩,清光绪己卯科举人,父缪颂唐著有《惟是斋文集》。

在家庭熏陶下,他中学毕业前便学习文字、声韵、训诂、目录等诸种学科的知识,读过相当数量的经、史、子、集,学会古文、诗词写作。

18岁那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文科。

1924年冬,辍学肄业,之后便以教书为生,先后任河南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

治学早年以先秦诸子为重点,上世纪40年代即发表《论荀学》、《吕氏春秋中之音乐理论》等论文,与钱穆先生讨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家”问题。

后转向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的历史与文学研究,著有《元遗山年谱汇纂》、《杜牧传》、《杜牧年谱》、《诗词散论》、《读史存稿》、《冰茧庵丛稿》等,并带领和指导四川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中青年教师,选注《三国志》、《魏书》,编纂《北朝会要》。

缪钺先生谦称自己“勤于读书,懒于著述”。

然而,他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许多方面,如对政治制度、民族关系、学术思想、文学语言、文化发展、历史人物的研究都有开拓创建之功,值得学术界珍视和总结。

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此时北方尤其如此。

因而,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历来是史学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缪钺先生主张,治史应通古今之变,彰往而察来,探索阐释数千年兴衰治乱之迹,以资借鉴。

在这方面,他善于将文化史与民族关系史的考察结合起来。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

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缪钺先生在《略论五胡十六国与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中进一步指出:“其实,不仅北朝如此,全部中国历史中都是如此”[1],并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

春秋时期,周承继夏、商文化,经济与文化都相当发达。

这时的各少数族,如“戌”、“狄”、“蛮”、“夷”等,不但散居边疆,而且在中原与华夏族杂居共处,时有矛盾发生。

如何处理民族关系,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方面讲“华夷之辨”、“夷夏之防”,主张尊夏攘夷,使华夏文明不受落后文化干扰侵犯;另一方面又愿意使夷狄少数族接受华夏文化。

春秋前期,齐恒公用管仲,成霸业。

当时狄人灭邢、灭卫,恒公会诸侯兵以救之,迁邢,存卫;楚人屡次北上伐郑,恒公会诸侯伐楚,盟于召陵,遏其北进。

据《论语·宪问》载,孔子盛赞管仲辅齐恒公称霸之功说:“管仲相恒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另一方面,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论语·八佾》)这是称赞“夷狄”的政治秩序有时还胜于华夏。

当孔子在中原不能行其道时,他甚至想居九夷。

“子欲居九夷。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孔子认为,“九夷”经过教化是可以提高的。

孔子因鲁史而修《春秋》,在民族关系上体现出这两种主张。

康有为在《论语注》中说:“其始夷夏之分,不过文明野蛮之别。

故《春秋》之义,晋伐鲜虞则夷之,楚人入陈则中国之,不以地别,但以德别。

”康氏注解很能体会孔子意图,夷夏之分,主要看文化,不能仅看血统。

自从西晋怀帝永嘉丧乱后,中原人士大部分避难渡江,而内迁各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纷纷在中原建立割据政权。

五胡之中,匈奴、氐、羌诸族久居内地,与汉人接触频繁,慕容鲜卑居辽东近寨,亦渐慕诸夏之风,各族上层分子大多是读书能文者。

北方经魏、齐、周三朝,始终为鲜卑人所统治。

缪钺先生在《北朝之鲜卑语》[2]一文中,详细考察鲜卑语在北朝流行运用之情形,及其对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之关系,论证了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从整个趋势看是鲜卑族逐渐接受汉化,互相渗透、融合的过程。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进行了禁鲜卑语、用华夏正音,禁胡服、改用汉服,改鲜卑复姓为汉人单姓、鲜卑名改为汉名,改定郊祀宗庙礼、废鲜卑旧俗、改用汉礼,改定官制律令、仿效魏晋,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鲜卑人迁洛者即为洛阳人,死后不得返葬平城[3]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文化整合促进民族融合的进程。

孝文帝迁洛以后,汉化益深,声明文物,媲美魏晋,与留居塞上之鲜卑,文野相去甚远。

孝明帝时六镇起兵,这是塞上鲜卑反对洛阳汉化政府的明确表示。

高欢、宇文泰皆凭借六镇武力取得政权,东西分据,其后变为北齐、北周。

自魏分东西以后,无论东方西方,皆鲜卑得势,于是汉人与鲜卑之冲突,不可避免。

宇文泰据关陇一隅之地,其财富、人力、文化、版图皆不能与高欢抗衡,而宇文泰假托周礼,创建制度,以调和汉人与鲜卑,因而力量集中,国势日益强盛,至周武帝时,遂灭北齐。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对此义阐发精详。

反观高欢,虽其所凭借者胜于宇文泰,然他并无调和汉人与鲜卑之方策,因而在东魏北齐40余年(534-577年)之中,其政治上常发生鲜卑与汉人之冲突,导致力量分散。

北齐最终为北周所灭,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缪钺先生在《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4]一文中对此详加阐释,这实际上是从另一个侧面论证民族关系融洽对于社会发展之重要性。

陈、缪二先生对北朝民族关系史的考察相得益彰,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研治中国中古思想史,魏晋玄学是极其重要的一页。

“清谈”作为魏晋名士们谈玄论道的一种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历史上有一种“清谈误国”之说,以为魏晋清谈者“祖尚纪念陈直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黄留珠)顾颉刚先生与中国历史地理学(辛德勇)玄虚,不亲世务”,故东晋范宁“以中原倾覆归咎于王弼、何晏,谓‘二人之罪,深于桀纣’。

”(《晋书·范宁传》)而恒温亦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按:指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世说新语·轻诋篇》)缪钺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所撰写的长篇论文《清谈与魏晋政治》中,将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结合起来,围绕“清谈与魏晋政治之关系”,详考史事,分别论之,认为“未可据王衍一二人为例而遂断为清谈误国也。

”[5]缪钺先生认为,清谈家之理论并不轻视政治,且自有其政治上之新理想。

魏晋清谈之演变,可分为四期:魏正始、魏晋间、西晋、东晋。

他对魏晋两百年之政治,受清谈影响,实际情形如何;清谈名士,因才性不同,环境各异,其对政治之态度如何;清谈家所理想之政治是否实现等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

魏正始清谈名士,有何晏、王弼、夏侯玄、傅嘏、荀粲、李丰、王广等人。

清谈初兴之际,清谈名士们虽崇尚《老》、《易》,辨析名理,但同时亦热心政治,思建事功。

清谈研精名理,贵乎有识,而建树事功,即识之所表见,识为本,功名为末。

清谈家才智纵横,勇于建树,有识而能建功业,乃本末一贯,自然之理。

魏晋之际有竹林名士,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戌。

《晋书·阮籍传》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竹林七贤,虽以谈玄酣饮相友好,而其对政治之态度则不同。

嵇康以龙性难驯反抗司马氏而被杀,阮籍韬精酣饮而委蛇自晦,向秀逊辞屈迹以求免祸,山涛、王戌依附司马氏而坐致通显,刘伶、阮咸与政治关系较疏,从其言行推其心情,与阮籍相近。

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指出,魏晋间清谈与其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缪钺先生则“补说一义,即竹林名士对于政治之态度,乃由正始风气变为西晋风气之枢纽也。

”[6]竹林名士与正始名士有一不同之点,正始名士只言玄理,而竹林名士于谈玄之外,兼崇山林隐逸之趣,故正始名士多居庙堂,而竹林名士则喜亲山水。

总之,竹林名士特重《庄子》,多怀山林隐逸之思,故其对政治之态度,不似正始名士之积极。

然隐逸之士,不负政治上之责任,则虽清谈而不至误国。

清谈理论发展至西晋,以郭象为代表,其所理想之政治家,并非拱默无为,乃“有用之为,率性而动”。

西晋名士如王衍贪恋禄位累居显职,好为空言而不肯负实际责任,是所谓清谈误国者。

然而,王衍谈玄不过为一种装饰,并无深诣独得。

他善趋风气,以清谈盗虚名,为仕官捷径,既无济世之志,又无从政之才。

西晋政治腐败,由于朝廷之宽纵,清谈末流适与此相应合。

因此,“西晋清谈名士之祖尚浮虚,遗落世事,亦多因当时政治环境所造成,非必尽清谈理论使然也。

”[7]清谈至东晋,在玄理上似已停止发展,好学深思之士多喜研讨佛义。

谈玄能发新解者,亦出于名僧支道林。

陈寅恪先生在《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一文中认为,东晋时清谈风气仍然弥漫,对当时政治社会仍多影响,故欲了解东晋政治之特殊形态,及当时政治家之特殊风度,亦不可不于清谈中求之。

缪钺先生则以王导、谢安为代表,具体地论述清谈与东晋政治之关系。

东晋承西晋亡国之馀,重建新邦,颇有人主张以严厉之法治矫宽弛之积弊者。

然东晋时清谈风气犹盛,其势仍可左右政治。

王导在东晋初政局上甚关重要。

史称王导为政,务在清静宽和。

东晋初立国之基,本极微弱,当时有三种人不易应对:一为土著之吴人,二为南渡之名士,三为拥兵之方镇。

王导则本其“网漏吞舟”之政策,泯除界域,团结人情,交欢南人,优容名士,姑息藩镇,以宽和处之。

此种政治作风,时人颇多不满。

王导亦自知之,然他自有其清谈理论之根据,晚年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

”(《世说新语·政事篇》)王导喜道嵇康《声无哀乐论》,其中所述理想之政治即为“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荡涤尘垢,群生安逸”。

东晋贤相,王导之后,即推谢安。

谢安亦以清谈名士居宰辅之任,其安内攘外之政治成绩,胜于王导。

据《南齐书·王俭传》载,王俭常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

”所谓“风流宰相”,即魏晋以来清谈家所理想之政治家之新范型,“其有超世旷远之怀,而又能建济世经纶之业”。

[8]谢安既善玄言,并能济世,有胆识,有方略,以夷旷之怀,处危难之事。

魏晋以来对于政治之新理想,在于融合儒道,以道家旷远之怀,建儒家经世之业,此清谈派理想至谢安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