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论小说《红玉》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文学院07级6班崔龙金学号200702140607摘要：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近五百篇的小说中描绘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奇幻世界和众多性格各异、形神兼备、深入人心的神、鬼、狐、妖形像。

但就《聊斋志异》的写作手法到底是属于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抑或是两者兼有的问题，评论界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作者认为，就其整部小说集来说是很难简单的用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来作具体论断的。

但就是其中某些篇目而言我们却还是可以清楚看出其艺术手法之所属的。

本文从志怪小说的源流、故事取材的、形象塑造等方面深入论述小说《红玉》所包含的浓烈现实主义色彩。

关键词：现实主义、真材料、真性格、《红玉》Absurd statement a bitter tears- On the Novel "HongYu" in the spirit of realismCui LongJin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No. 6 classes: 200702140607 Abstract: Pu in the "Strange Tales" nearly 500 of the novel paints a colorful fantasy world and the many different character, the people of God, ghosts, fox, demon image. However, on the "Strange" way of writing in the end is a romantic or a realist or a combination of the two problems, there has never been a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a uniform.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on the whole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is very difficult to use simple romanticism or realism as a specific thesis. However, in terms of some of these items or we can see clearly that the art of their own practices. In this paper, the origins of the novel Zhiguai story based and image-building and so on go into the novel "ruby" contains strong color realism.Keywords: realism, real materials, real character, " HongYu "一、浪漫主义面纱后的现实主义本质志怪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早就有之，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指出的：“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

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

”[1] 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出现过许多志怪小说，这些小说大都谈鬼神怪异故事，其中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可以算得上代表。

明清神魔小说的创作的源流也应是是起源于此的。

正所谓“乱世奇才产聊斋。

”[2] 在明代文化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一大批诸如《西游记》、《西游补》、《封神演义》、《三遂平妖传》等有深远源影响的神魔志怪小说也就应运而生。

而到了清朝初年，蒲松龄耗尽毕生心力写成的孤愤之书文言志怪短篇集《聊斋志异》的出现正是志怪小说这种体式的小说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结出的硕果。

事实上从志怪小说产生的开初这种小说体式就秉承的现实主义的血统。

正如干宝在《搜神记序》中说的那样说，他写书的目的是用来“发明神道之不诬”[3] 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神是实有的。

所以，作者自己把这类志怪书是当作历史著作来看待的。

现在我们把志怪杂传称作小说，则是宋代以后的事情了。

这一条现实主义血脉贯穿了整个志怪小说史的始终。

而有着“世界短篇小说大王”名誉的蒲松龄创作的《聊斋志异》则是在继承了魏晋志怪小说，唐宋传奇的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创造，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书中寄托了作者自己的“孤愤”，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展示了封建科举制度带人们精神上的毒害，歌颂了争取真挚的爱情生活和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精神，具有显著地现实主义精神。

[4]小说《红玉》能够深入人心的原因也正是由于其中作者在狐仙故事这一浪漫主义面纱下中灌注的强烈现实主义因素。

而蒲松龄之所以要在《红玉》抑或说《聊斋志异》的创作中蒙上一层浪漫主义的面纱，也还是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在作者生活康熙年间，清朝的根基初定。

统治者对于一些怀有二心的知识分子除了用怀柔政策来感召和改造而外加强了文化恐怖统治用以钳住知识分子的嘴。

著名的“明史”案“南山集”案就是发生在蒲松龄生活的时代。

[5]在这种文化高压下正直的知识分子只能通过象征和寓言的方式来揭露和批判现实的黑暗。

这一时期王士祯的《池北偶谈》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都是在狐、鬼、神、怪故事的浪漫主义面纱来揭露出封建社会末世的腐朽和黑暗的现实主义喻世之作。

[6]其中《红玉》这一篇小说更可以说是《聊斋志异》中现实主义色彩最为浓烈的小说之一。

小说《红玉》像《聊斋志异》许多篇目一样，在神鬼狐妖故事的后面作者加了一段揭示其现实主题的异史氏曰，从这一个模仿《史记》太史公曰的细节上本身就预示着作者是以写史的态度来写志怪的思想。

然而，更能揭示其现实主义本质的是这一段“其子贤，其父德，故其报之也侠。

非特人侠，狐亦侠也。

遇亦奇矣！然官宰悠悠，竖人毛发，刀震震入木，何惜不略移床上半尺许哉？使苏子美读之，必浮白曰：‘惜乎击之不中！’”饱含强烈主观批判精神的评语。

不单单是对作品深刻的主题揭示，更是作者对现实社会中诸如小说《红玉》中提及的不平之事的基本态度。

二、小说取材的真实性小说《红玉》是《聊斋志异》众多狐仙故事中的一个，小说讲诉了这样一个故事：穷秀才冯相如与其父相依为命，艰难过活。

一天夜里他在月下读书时遇见狐女红玉两人一拍即合继而私定终生。

后为冯翁发现，再其严词呵责下红玉毅然离冯生而去，临去时赠金冯生使得其娶妻卫氏并于两年后得一男丁，其后一个因行贿被贬在家的前御史宋氏见卫氏之色而起非分之想。

意图不轨，冯翁听到儿子给他说了这一情况后，痛骂宋氏。

宋御史恼羞成怒派爪牙打伤冯翁抢走卫氏，冯翁气不过呕血而亡，卫氏最终也殉节而死。

冯生数讼官府但其冤终不得直。

遇一虬髯客为其报了大仇，而冯生却因此锒铛入狱幼子也被抛在荒野。

后因为虬髯客的恐吓令尹把冯生放了出来。

在冯生一无所有的时候红玉带着冯生的儿子回到他身边，从此起早贪黑、白手起家越半年终使得其家人烟腾茂。

看过原文的读者很容易发现在小说《红玉》中若不是最后红玉主动承认“实告君，昔言邻女者，妄也，妾实狐。

”以及作者有意识的强调“虽严冬自苦，而腻如脂。

自言二十八岁，人视之，常若二十许人。

”这些不是人类的特征。

我们肯定更愿意承认它是一篇揭露官场黑暗、歌颂侠义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劳动妇女的一篇作品。

正如有些评论家指出的那样：“这篇小说如果剪头去尾，没有狐女的形象就简直是封建时代血泪斑斑的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7]也正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强烈的写实精神，这才使得聊斋志异这部志怪体短篇文言小说在艺术成就上达到了中国短篇小说的顶峰。

在文学史上甚至可以和《红楼梦》、《金瓶梅》等有浓烈现实主义色彩的长篇小说分庭抗礼。

在整部聊斋志异中除了在多方面艺术化的反应客观现实而外，甚至在《地震》（康熙七年）、《祝翁》（康熙二十一年）、《上仙》（康熙癸亥）等将十部作品中直接就标出了具体的时间。

其写实的性质是不言而喻的了。

就小说《红玉》而言其中诸多的描写就是作者蒲松龄对现实生活艺术化的加工后的结果。

粗通历史的人大概都了解一些，在蒲松龄生活的清朝前期社会是极其黑暗的贪污受贿之风在官场上盛行，地方官贪赃枉法受贿舞弊这种事例多得不可胜数。

朝廷初以死刑来惩治这种不正之风后来又改成追赃后来又改成奖廉惩贪但是任凭朝廷如何调整政策。

收效都是很有限的，到了康熙晚年吏治腐败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所以连这个中国封建史上最有作为的康熙圣主面对这个问题也只能慨叹：“若尽行处决，朕心不忍，若不行处决，贪劣之徒，何以知儆。

”[8]蒲松龄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底层自然是深深地知道其中的黑暗。

作家的这种生活经历反映到他具体的作品中也就有了后世人评价的：“写人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9]的高超的艺术成就。

在小说《红玉》中强强良家妇女的宋御史之所以被罢官就是因为其行贿。

行贿和受贿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关系宋御史行贿那么定然有人受贿。

这个因为经济问题而丢官罢职的犯官回到地方后并没有想闭门思过痛改前非，而事实恰恰相反，这个作风败坏的宋御史竟然见色起意在其利诱不成功的情况下转而采取了土匪行径，公然入室行凶并强强民女直接导致冯相如一家家破人亡。

冯生只得“抱子兴词，上至督抚，讼几遍，卒不得直。

”如果前面宋御史其居庙堂之高则为贪官，处江湖之远则匪盗的作为反应的是官匪一体的本质的话后面冯生有怨不得伸则是官匪一家的显著反应。

后来虬髯客帮助冯生报得大仇，这时候官府就成了苦主伸张正义的地方了；这时候官府的办事效率也出来了；大老爷也异常的明智了。

且看原文：“见邑令，问：“何杀人？”生曰：“冤哉！某以夜死，我以昼出，且抱呱呱者，何能逾垣杀人？”令曰：“不杀人，何逃乎？生词穷，不能置辩。

乃收诸狱。

生泣曰：“我死无足惜，孤儿何罪？”令曰：“汝杀人子多矣，杀汝子何怨？””通过冯生和令尹的一问一答。

作者把令尹断案中强烈的主观臆想以及对待一个无辜婴儿的残忍的态度用一种叙述者的口气客观冷静的表露了出来，让读者不由怒火中烧。

只需要读到这里，蒲松龄灌隐藏在故事背后的强烈批判精神和对官场种种丑陋行径的揭露以及对下层平民的深切的同情也就自然地从文字中流到读者的心中。

这种源于对现实生活深刻体验后的高度提炼的艺术精华自始至终都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贯穿其中。

三、人物性格的真实性在前面也提到过，我国古典主义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显著地民族特性。

往往这些志人、志怪小说都是后世人们研究正史的补充材料。

从《聊斋志异》的题名上看“所谓志异无非标明作者是如史家写史那样去如实的记载各种怪异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