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20世纪是中国文化变革最激烈、最深刻、最复杂的世纪。

有亡族灭种的危机，有救亡图存的呐喊与奋斗，有面对前路的迷惘，有中西古今的论争，有破旧立新的建设与破坏，有引导社会发展的探求，有经济繁荣背后的尴尬，有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尚与迷失。

为论述方便，笔者将20世纪中国文化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1901年―1945年，主要事件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科玄论战、抗日战争、延安新文化建设等；第二阶段是1945年―1978年，主要事件有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第三阶段是1979年―2000年，主要事件有改革开放、文化热、市场经济、全球化与网络化等。

本文将运用历史考察和哲学反思相结合的方法，简要总结和反思20世纪中国文化的五大基本走向：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保守走向创新；从精英（“小众”）走向大众；从一元走向多元；从斗争走向共生。

一、从封闭向开放在文化的空间维度上从封闭走向开放是20世纪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其他变革的原因所在。

总体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封闭的。

恰恰相反，它之所以能够历数千年而不衰，原因之一就在于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变革自身。

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先进”文化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落后”了。

以前的中华文化相对于“夷狄”文化是强势的，能够吸收和同化它们，而并不影响自身的强势地位，而现在的西方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外来文化，它的力量比我们强，内容又完全异质，中华文化很难再像对佛教那样吸收和同化，文化的自信心荡然无存。

中国传统文化日趋内向、封闭和保守，不能适应时代的变革，不能抵御外来文化的冲击，成为实现现代化的障碍。

无论情愿与否，中国必须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内向变成外向，这一点，成为当时绝大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

这一转向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波三折，经历了从被动开放到被动封闭再到主动开放的过程。

第一阶段的文化开放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被动反应，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

把文化开放简单化为向西方学习，只学自以为好的东西，把西方的“好东西”与中国的“坏东西”对立起来，走向全盘西化。

而一旦发现西方文化也有“坏东西”，或者学好东西没有得到期望的效果，就开始怀疑西方文化本身，又回归到传统文化的怀抱。

在文化心理层面，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和拒斥，对自身文化的自卑和依恋，构成复杂的矛盾体，或者在两者之间摇摆，或者在同一时期和同一个体身上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欲迎还拒，对自身文化的欲罢不能。

1920年，梁启超在欧游回国之后宣告西方物质文明与科学理性的破产，希望中国青年用自己的文化去救助西方人。

20世纪80年代后，文化保守主义者们有感于西方“后现代”的困惑，又大谈儒家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补助作用。

在第二阶段，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时期。

在文化建设的内容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流地位，而马克思主义文化恰恰来源于西方，是文化开放的成果。

在文化建设的方式上，虽然也提出了“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方法，但并没有真正落实到文化建设中去，越来越走向相对封闭。

其原因很复杂，有政治经济的被迫封闭（西方封锁），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片面化和简单化，有急于求成地“破旧立新”。

这种以封闭的形式所达成的文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文化发展的规律，导致了严重的实践后果。

在第三阶段，中国文化走上了正确的开放之路，取得丰硕的文化成果。

不过，仍然存在着许多有待改进之处。

比如文化上的崇洋媚外和极端民族主义并存，经济暴富心态与文化上的不自信，不能真正理解异质文化并与之交流沟通。

全面的文化开放包括时间上对历史和未来开放，空间上对现实和世界开放，以及内容开放与形式开放的统一。

要用自信而宽容的心态，全球性的视野，善于学习其他文化的优点，勇于改正自己的不足，取长补短，为我所用。

二、从保守走向创新在文化的时间维度上，20世纪中国文化从面向过去的保守走向面向未来的创新。

虽然中国古代也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观念，但自明代至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的基本取向是保守的。

主要特征为：以超稳定的等级结构和秩序来维持文化的稳定，以面向过去为取向，保守旧事物抗拒新事物，“天不变道亦不变”，变是手段和权宜之计，不变是宗旨和目的。

就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清朝统治者仍然把“变法”当作权宜之计。

1901年1月29日，清廷下诏“变法”，实行“新政”，声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

在第一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创新的起点。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总纲领：“（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隐退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有学者概括为“从长老型文化走向青春型文化”。

“长老型文化的特点决定了它必以金字塔型等级秩序，以老人为中心，而青春型文化则以创新、求变，以青年为中心。

”[1]五四新文化带有很强的激进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它虽然开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变革，但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集中于封建礼教）和对西方文化的引进（集中于民主与科学）都不太全面，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后来传统文化的断裂，以及学习西方文化的简单化和实用化。

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主流地位得以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确立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立自主地位，但同时，由于激进、简单和粗暴的文化变革方式，导致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毁灭性破坏，旧文化破得太过分，新文化没有真正立起来，出现了文化的“断层”。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与文化变革互相促进，文化创新的能力不断增强，创新成果不断丰富，创新意识不断提高。

不过，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如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文化创新的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在“标新立异”与因循守旧中走极端，官本位、裙带关系、封建迷信等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仍然广泛存在。

只有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才能创造中国的新文化。

保守与创新并不是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

没有对基本价值的保守，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在传统基础上的变革创新，文化就会陷入守旧和僵化。

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反不反传统，要不要创新，而是创新的方向、方法、程度不同，一个要“改良”，一个要“革命”。

文化保守主义从“中体西用派”发展到现代新儒家，越来越致力于固守传统与创新变革的统一。

“真正的保守，就是切实而落于实践的创新。

”[2]文化激进主义也认识到以革命的方式求创新往往带来社会和文化的剧烈动荡，不利于文化的发展，需要发扬民族传统。

三、从精英走向大众在文化主体上，20世纪中国文化从精英（小众）走向大众。

所谓“精英”（也即“小众”）是指掌握文化控制权和话语权的少数特殊阶层，他们或是革命者，或是意识形态机构，或是体制内知识分子，或是学院派知识分子，大众只是文化的被动接受者和实践者。

要理解这一走向，必须认识中国文化在空间层面的三大形态：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

主流文化是政府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六大报告概括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主流文化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功能，致力于全民族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

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创造和传播的文化。

知识分子在西方被称为“社会的良心”，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士”，其使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代精英文化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产生的，以大众为对象和主体的，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按照市场规律生产和消费的文化，其特征有市场化、世俗化、娱乐化、平面化、形象化等。

有学者用两个“文化等腰三角形”来形象地描述改革开放前后三者的关系。

改革开放前，“最顶端正是‘革命’背景下的主流文化，两底端分别是被主流文化改造过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

改革开放后，“最顶端正是‘建设’背景下的大众文化，两底端则分别是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3]。

在第一阶段，精英主导，大众顺从。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科玄论战中，知识分子认识到文化向民众普及的重要性，但他们仍站在精英立场上去“启蒙”和“教化”民众，文化的开放与变革并没有落实到大多数民众身上。

后来，他们发现，思想和文化的启蒙只有与救国救民的政治行动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其社会作用，于是，《新青年》从文化精英刊物变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陈独秀等人从思想启蒙转向政治行动。

在第二阶段，在政治精英主导下，文化精英与大众一起参与文化建设。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它要求文化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更加自觉地推进文化向大众的普及。

但普及的内容简单化和庸俗化，普及的手段单一化和粗暴化。

精英文化借助于主流文化的力量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必然要付出被后者改造的代价，二者的冲突时隐时现。

第三阶段，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竞争中共同发展。

精英文化在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创新，西方文化的引进与吸收，社会发展的人文反思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它受到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双重挤压，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倾向：（1）在精神价值上，趋向功利化和实用主义，淡化了形而上的人文关怀。

（2）在社会角色上，知识分子出现分化：一部分融入大众化市场化的潮流，与经济精英结盟；一部分进入体制内，与政治精英结盟；一部分退守书斋和学院，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得其乐。

很多人都主动或被迫地放弃了本应承担的道义、良知和责任，以及反省和批判精神，或者不关心社会现实，或者名为“公共利益”代言，实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

（3）在文化成果上，既有时代精神、又有人文关怀的优秀文化成果数量虽多，但质量良莠不齐。

（4）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在科技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隔膜和裂痕。

大众文化的迅速成长加速了文化多元化和民主化的进程，提升了大众的文化生活质量，促进了大众个性的发展和文明素质的提升，完成这一转变的标志是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普及。

中国文化的主体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转向大多数人，网络文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

知识和信息的垄断和霸权被打破，精英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文化贵族，大众也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开始说话了，并且互相交流共享。

精英与大众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精英不再局限于专业知识分子，任何人只要有独立的思想并与他人交流，就能成为思想精英，而知识分子在消费大众文化时也成为“大众”之一。

只要比较一下搜索引擎与图书馆、电邮与传统信件、新闻网站与报纸电视、网络论坛与学术会议、博客与著作出版之间的差别，就能深刻体会到信息网络给文化带来的革命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