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变化的规律、测度及其影响1郭晗任保平（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710127）摘要：从理论层面看，人口红利期意味着适龄劳动人口比重较大，能够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以延缓资本报酬递减，同时较低的社会抚养比能够提高储蓄率，进而有利于资本形成；从现实层面看，中国近三十年来的高速增长确实伴随着适龄劳动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如果中国的高速增长是由人口红利带来的，那么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意味着中国以往的增长模式面临着重要的瓶颈。
本文分析了人口红利变化的规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以为后红利时代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型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同时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变化进行测度，并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中国的人口红利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为中国后红利时代的战略转型提供相应的现实基础。
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负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被称为“中国奇迹”。
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应当归功于人口红利的作用（蔡肪，2008）。
由于适龄人口比重增加，大量的适龄劳动人口从农村转向城市，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由于社会抚养比降低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又为资本形成提供了充足的条件，也极大的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如果从统计描述上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年龄结构，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近三十年来的高速增长是伴随着适龄劳动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如下图所示，从1982年到2010年，中国的少年人口比重从33.6%下降至18.5，老年人口比重从4.9%上升至8.5%，而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从61.5上升至73%，总抚养比也从62.6%下降至34.2%。
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具有双重影响，如果中国的高速增长是由人口红利带来的，那么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债将意味着中国的增长奇迹面临破灭的危险。
并且，依据蔡肪（2010）的研究，中国目前已经走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的转折点，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意味着中国以往的增长模式面临着重要的瓶颈。
由此也引出了本文的主题：中国的人口红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何影响？在人口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应当如何完成增长模式的转型？收稿日期：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与和谐发展”（NCET-06_0890）；陕西省重点学科西方经济学建设项目（2008SZ09）。
作者简介：郭晗（1987-），男，陕西汉阴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学。
任保平（1968-），男，陕西凤县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一、文献述评在以往的研究中，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主要有两方面影响（Mason and Lee，2006）。
一是由于社会抚养比较低，提高了全社会的储蓄率，进而有利于资本形成，推动经济增长；二是由于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增加，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进而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状况，进而维持高速增长。
因而目前探讨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也主要集中于这两类。
人口红利对储蓄率产生影响的理论渊源来自于生命周期假说（Ando and Modigliani，1963），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都属于消耗财富的群体，只有两者之间的适龄劳动人口是净储蓄群体，换言之，适龄劳动人口产出大于消费，因而“创造储蓄”，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只消费不产出，因而“消耗储蓄”，那么，如果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储蓄率就会上升，反之储蓄率则降低。
以生命周期假说为理论基础，有学者对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实证检验。
Leff（1969）采取了1964年74个国家的跨国数据验证了储蓄率与非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关系，在控制了人均GDP对数和过去5年人均GDP增长率以后，结论得出总储蓄率与15岁以下人口比例和64岁以上人口比例成反比。
Higgins和Willianmson（1997）以16个亚洲国家1950-1992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与Leff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认为抚养系数与储蓄率成反比，这些亚洲国家自60年代以来的储蓄类别增长应当归功于少儿抚养比的降低，舒尔茨（2005）对Higgins和Willianmson（1997）研究进行了扩展，将在原模型中的作为外生变量的储蓄类内生化，却没有得出人口年龄构成显著影响储蓄率的结论。
Thornton（2001）考察了美国1956-1995年的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他构建了少儿抚养指标和老年抚养指标，通过协整检验发现，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抚养负担均对美国储蓄率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负效用。
具体到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层面，王德文、蔡肪和张学辉（2004）采用Leff（1969）模型检验了中国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的关系，结论得出社会抚养比降低使储蓄增加，而老龄化速度加快则使人口转变对储蓄的贡献率弱化。
郑长德（2007）基于我国1989-200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转变对各地区储蓄率的影响，结论认为储蓄率与少儿抚养比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与老年抚养比存在负相关关系。
汪伟（2009）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出发点，采取1989-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经济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储蓄率的关系，也认为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抚养系数下降是中国储蓄率上升的原因，经济增长对储蓄率上升的贡献随着适龄劳动人口比重的增加被强化，但也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而被弱化。
此外，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有着明显影响，一方面，适龄劳动人口比重的增加本身就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另一方面，劳动力抚养负担降低可以促使更多劳动力从家庭非生产性活动转移到生产性活动中（Lindh and Malmberg，1999）。
针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的事实，有学者认为由于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从而维持了中国的高速增长（蔡肪，2008）。
有学者研究了由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汪小勤和汪红梅（2007）指出，中国的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较高的适龄劳动人口比例，高适龄劳动人口比重意味着较高的劳动力参与率，从而对经济增长存在正效应。
汤向俊和任保平（2010）则指出，劳动力与资本的有效结合是人口红利得以发挥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而劳动力的跨部门转移是中国经济得以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但他们也指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使新增劳动力明显减少，现有的高投资增长模式难以维持。
关于这个问题，王德文（2007）做出了详细的解释，他指出中国经济的增长受益于大量适龄劳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适龄劳动人口比例的上升对经济有正效应，但老龄化最终会带来劳动力供给的低速增长，因此保持中国未来持续增长将取决于人力资本积累、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在人口红利评价方面，陈友华（2005）以瑞典1957 年生命表人口为基准, 以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以及总抚养比为判断依据，将三类抚养比分别低于30 %、23 %、53 %时的水平确定为人口红利，并据此进一步细分为人口暴利、人口高利、人口红利和人口微利四种类型。
陈燕萍（2010）从生育率变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人口负担系数以及流动人口对人口结构的影响等方面对浙江的人口红利进行了评价。
Misbah和Elhorst（2010）以1961-2003年的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为研究对象，运用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以及经济增长指标计算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论认为从1961年到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46%应当归功于人口红利的作用，这一数字在印度是39%，在巴基斯坦则为25%，并且他们还指出，从2005年到2050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将继续享有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而中国由于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口负债，将面临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综上可知，国内外学者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在众多文献中，从静态角度研究人口红利的增长效应居多，从动态角度研究人口红利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少，对人口红利期的描述分析较多，从统计上进行评价和预测较少。
本文首先分析人口红利变化的一般规律，并从增长核算角度探讨人口红利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对中国人口红利变化进行评价和预测，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人口红利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回答后红利时代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型问题。
二、人口红利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理分析（一）人口红利的变化规律人口红利并非一个静止概念，随着人口转变的变迁过程，它也会产生自身的一种变化规律。
在人口转变的第一阶段，出生率与死亡率都处在高水平，进而整个社会少儿人口比重较大，少儿抚养比较高，出现少儿人口负债，即“负的人口红利”；在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死亡率与出生率先后出现下降，社会抚养比有所降低，进而先后出现老年人口红利与少儿人口红利；到人口转变的第四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处于较低水平，此时整个社会老年人口比重较大，老年抚养比较高，出现老年人口负债，再次出现“负的人口红利”。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人口红利既是一个定性概念，也是一个定量概念。
这意味着人口红利并非离散变量，而是连续变量。
其值域与社会抚养比呈反比例变化，人口红利大时，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占社会总人口比重较大，社会抚养比较低，反之亦然。
由于人口红利与社会抚养比的这种反向变动关系，我们将人口红利用1/(1)ra +来表示，其中ra 为社会总抚养比。
那么人口红利的变化应当遵循以下规律：如图所示，横轴为时间t ，纵轴为人口红利1/(1)ra +，其中O 点所在人口结构为标准人口结构，即此时的抚养比表示既无红利也无负债。
在一个封闭的时间段OF 内，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总抚养比ra 将呈现先下降后升高的趋势，而人口红利1/(1)ra +则呈现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历经“人口负债—人口红利—人口负债”的转变。
A 、B 、E 三个时间点将OF 划分为四个时间段， OA 体现为人口负债，并且人口负债逐渐消失，向人口红利转化，A 点为人口负债向人口红利的转折点；AE 为人口红利期，其中AB 为人口红利逐渐增大的过程，BE 为人口红利逐渐减小直至消失的过程，由此可见B 点为人口红利拐点；EF 为第二个人口负债期，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负债再次开始形成，E 点为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折点。
由于人口结构变化的特性，区域a 的面积相当于区域b 与区域c 面积之和，这意味着人口红利并非是一种没有成本的“馈赠”，相反在红利期对经济增长造成了多少好处，那么在负债期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1/(1+ra)（二）人口红利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从增长核算的角度，我们可以把经济增长划分为两部分：一是要素的增长，即资本和劳动等投入要素的增加；二是技术和效率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