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相关论文参考例文比较文学大致可分为法国的影响比较文学、美国的平行比较文学、俄苏的类比比较文学和中国的阐发比较文学等四大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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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法国学派，法国学派以一整套理论、方法和操作模式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由于其局限性，法国学派的弊端日益凸显，由此美国学派登场。
美国学派以平行研究的方式对作品、现象加以比较分析，探讨并发现其内在联系、共同规律和民族独特性等。
关键词：比较文学 ;研究;源流一、引言1829年，法国学者阿•福•维尔曼首次提出了“比较文学”这一术语。
1886年英国学者波斯奈特出版《比较文学》一书，该书对文学的本质、相对性、发展的原理、比较研究等许多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并从氏族文学、城市文学、世界文学、国家文学等角度出发，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作了比较考察，堪称比较文学的先驱。
标志着比较文学已真正成为一门学科。
二、比较文学发展的源流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跨越国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学思潮、流派、运动、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学问。
作为一门学科，它和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一样，都是文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追溯当今比较文学发展的源流。
1、法国学派按照学者们通常的看法，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是由法国学派所奠定的“影响研究”。
法国学派是形成最早、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
法国学派的先驱者，如基内、维尔曼和安培等人的讲座和课程，戴克斯特(J.Texte)的第一本专著《让-雅克•卢梭和文学世界主义之起源》为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发展并成为大学体制性的课程作出了很好的铺垫。
这一阶段是法国学派的形成初期，它以个体的、创造性的思考和写作为特点，学派、学科意识和学术方向并不是十分明确的。
巴登斯贝格曾在《比较文学杂志》中撰写了著名发刊词“比较文学的名与实”。
他批判性地总结了学界的观点并提倡系统采用严密考证的方法研究外国文学和法国文学的相互影响，并与阿扎尔一起推动了该学派的发展。
梵•第根的经典论著《比较文学论》全面阐述了法国学派观点，其中包括对比较文学的定义，即比较应摆脱美学的含义而取得科学的含义。
他将研究对象确定为输出者、传递者和接受者。
1954年法国成立“比较文学协会”，标志法国学派的正式成立。
在法国学者看来，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而是文学史的分支。
作为科学的比较文学可按照文学跨国界传播的环节∶放送、传递、接受分为渊源学、媒介学和流传学三个大的范畴。
法国中心论是一种固执的民族主义情结，这决定当年的法国学派从民族文学突破出去，研究了一圈后，又回到民族主义的自我满足之中，致使法国学派作为比较文学的开创者却一度演变为比较文学进一步拓展的“障碍”。
2、美国学派美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牧师沙克福德早在1871年在康奈尔大学就作过《总体文学还是比较文学》的学术报告，1899年在伍德贝里倡导下，哥仑比亚大学创办了第一个比较文学系;1903年《比较文学杂志》在美国问世。
此后，巴尔登斯伯格和弗里德里契在1950年合编发表的《比较文学参考书目》为比较文学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
1952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的问世标志着美国学者开始在比较文学领域迈出了自己的步伐。
美国学者继承了20世纪人文学科语言学转向的潮流，将形式主义的文本研究加以有效地本土化，以新批评为主导方式敞开了自己的文化立场。
1958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更是比较文学领域的一次划时代的里程碑。
韦勒克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发言，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脱离不了文学性，文学作品是差异性的有机体，有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的符号结构。
1960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标志着美国学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美国学派第一次认真对待了“比较”和“文学”。
雷马克1962年发表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用》，全面阐述了美国学派的观点。
他从比较文学的定义入手，指出“比较文学是超越某一具体国家的局限去研究文学，研究文学跟其他知识和信仰的领域(诸如艺术、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其他科学、宗教等)之间的关系。
”1969年奥尔德里奇在《比较文学论文选集》中更是清晰地提出了“平行研究”的主张。
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旨在打破法国学派的局限，将有实际接触和影响的两国或多国文学、文学与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或艺术门类加以比较研究。
然而美国学派在自身理论的建设中不够严谨周密，对研究范围的划分模糊，受形式主义影响，且过分强调“美学价值”以至将难以用美学研究方式解决的东西加以简单排斥。
3、中国学派不管是法国学派还是美国学派，由文化的异质和学者个体的局限性、狭隘的民族性，因此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始终脱离不了“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模式。
然而世界是一个整体，较文学领域若离开东方学者的参与研究，若忽略了非英语文化区域的文化及文学资源的渗透，那么这种研究因没有达到比较文学旨在“跨越”和“打通”的目的，而并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的比较文学研究，它的学理意义就自然值得怀疑。
而以跨文化研究为特点的中国学派。
1983年，在天津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比较文学会议。
会上，我国老一代学者季羡林、杨周翰、贾植芳、朱维之等人积极呼吁和极力主张建立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学派”。
他们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通过扎实的实践和不断的开拓，已经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研究道路。
90年代，比较文学“中国学派”问题再度成为我国广大中青年比较文学学者们热议的焦点。
“中国学派”的提出，“正是为了清除不仅在西方，也包括在东方都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重估与科学认识非欧洲国家，尤其是中国自身文学及其文化体系，以更客观地沟通中外文学与更正确地把握其规律”。
中国大陆学者以跨文化对话作为新的研究范式，在探讨东西方文学异质性，即特色性、独立性和话语权等层面的探讨进行问题研究，取得了异同方法论的成熟;在倡导多元互补、互为参照、互为主观、互为语境等层面展开东西方文化及文学核心范畴的追溯和对比，取得了跨文化对话的入口。
参考文献：[1]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阶段[J].中国比较文学,2001(3).[2]谢会昌.论比较文学的目的性[J].金筑大学学报综合版，2000(2).[3]查明建.近年来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理论热点问题综述[J].中国比较文学.1997(4).[4]卢康华，孙景尧.比较文学导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比较文学相关论文参考例文篇2 论吴宓的比较文学观吴宓(1894—1978)，字雨僧，陕西泾阳人，著名学者。
早年就学于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1917年至1921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专攻欧洲文学和比较文学。
回国后曾在多所大学任教，率先开设比较文学课程，主编《学衡》杂志和《大公报·文学副刊》。
50年代后任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教授。
吴宓是现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为开创和发展现代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由于时代的限制和吴宓毕生坚持古典主义的学术思想，他的比较文学观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一、古典主义的倡导者吴宓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期，深受他的老师白璧德的影响。
白璧德(IrvingBabbit ，1865 —1933 )是美国“新人文主义”(NewHumanism)文学运动的著名领袖，在哈佛大学讲授法语文学和比较文学。
他提倡古典主义，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持批评态度，呼吁回到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去，强调文学在保存传统价值方面的作用。
吴宓本来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初叶的境遇充满了忧虑，到美国留学后，他从小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白璧德的学说不谋而合，使他从白璧德的学术思想中找到了重新诠释传统文化的理论依据和话语力量。
可以说，自留美时期起，白璧德的深刻影响就贯穿了吴宓的全部文学生涯。
吴宓1921年回中国后，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正努力吸收西方的思想，与传统守旧势力形成激烈对峙的局面。
吴宓以在美国留学的亲身经历，认为吸收西方的思想文化是非常必要的，问题在于怎样吸收。
他指出：“今日中国文字文学上最重大急切之问题乃为‘如何用中国文字表达西洋之思想;如何以我所有之旧工具，运用新得于彼之材料。
’”(注：吴宓：《马勒尔白逝世三百周年纪念》，首发于《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后载《学衡》杂志第65卷(1931年)，又收入《吴宓诗集·卷末》，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
)他写于1928年的《马勒尔白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是一篇关于中西文学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要论文。
文中介绍了法国“七星诗社”的文学主张，讨论了中国白话新文学运动与法国“七星诗社”运动的异同。
“七星诗社”是16世纪法国的诗人团体，作为受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影响的文学革新运动的产物，其宗旨是：研究古代的希腊罗马文学，提倡摹仿希腊拉丁作家，并以此作为借鉴，对法国诗歌进行革新。
马莱伯(Francoisde Malherbe，1555—1628，吴宓译作“马勒尔白”) 是法国古典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以作品格律严谨和用词纯正著称，对“七星诗社”的文学主张持批评态度。
吴宓认为，从表面上看，中国新文学运动与法国“七星诗社”运动所涉及的问题有共通性，二者都是要尽量吸收外来影响以创造本国的新文字新文学，因而前者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很像后者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Humanism)之间的关系;然而在实质上，两者却大相径庭，前者试图创新，而后者实为复古。
据此，吴宓认为，中国的韩愈和桐城派更适合与法国的马莱伯相比：“韩昌黎提倡古文，而后世之桐城派严立义法，于各种不见于古书而不甚常用之字面，概不许阑入文中。
此其注重纯粹之文字与精严之规律，与马勒尔白之主张亦多有合也。
”(注：吴宓：《马勒尔白逝世三百周年纪念》，首发于《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后载《学衡》杂志第65卷(1931年)，又收入《吴宓诗集·卷末》，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
)在比较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作了归纳：“夫古今中西论文字文体者虽多，其结论要必归于明显雅正。
已达此鹄，则美与用合一。
而文字之能事尽矣。
”(注：吴宓：《马勒尔白逝世三百周年纪念》，首发于《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后载《学衡》杂志第65卷(1931年)，又收入《吴宓诗集·卷末》，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
)吴宓因坚持其古典主义立场和受时代限制等原因，对于中国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一场革新运动与他所追求的“明显雅正”、“文字纯粹”和“规律精严”等目标背道而驰，是“芜杂零乱”，“漫无标准”：“解放之事尚未终，吸收西洋文化学术之功尚未成，而日常所见之书籍文报中，已有‘射他耳’(即satire ——笔者注) ‘幽默’等不能了解之名词，‘吹牛’‘呆膀子’等市井污秽之俗语，‘前提’‘场合’等误解其义之译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