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FUDAN JOURNA L(S ocial Sciences)N o.2 2007・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与前沿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体性概念的两个维度俞吾金(复旦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433) [摘 要] 在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中心主义”主导倾向的影响下,人们习惯于从认识论维度出发去阐释马克思的主体性概念,从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体性概念的本体论维度。
本文认为,马克思的主体性概念有两个维度,即本体论维度和认识论维度。
其中本体论维度是始源性的,而这两个维度统一在实践的基础上。
重新研究马克思的主体性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主体性 本体论维度 认识论维度 全幅实践 消解主体性[中图分类号] B0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Ο0289(2007)02Ο0034Ο007近年来,马克思的主体性概念渐渐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随着人们对近代西方哲学反省的深入,主体性概念和主体性形而上学似乎都成了批判的对象。
主体性理论,包括马克思的主体性概念,统统被推向哲学舞台的边缘,成了不再时髦的话题。
然而,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性恰恰表明,主体性理论,尤其是马克思的主体性概念并没有过时,对于我们来说,它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体性概念的认识论化众所周知,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史上发动了一场划时代的革命。
就这场革命的性质而言,首先应该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其次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
同样地,马克思也赋予主体性概念以两个不同的维度,即本体论维度和认识论维度。
然而,近代西方哲学从笛卡尔开始,或者无批判地接受了传统本体论中的某种理论,或者干脆撇开本体论,把全部注意力转向对认识论的研究。
不幸的是,这种“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流行病也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哲学的阐释者们,使他们形成了相应的阐释立场。
比如,恩格斯在评论康德的“自在之物”这一用语时曾经指出:“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
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一旦把它们制造出来,‘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
”[1—p225~226]我们知道,在康德那里,“自在之物”,即世界、灵魂和上帝,作为超验的存在物,正是本体论研究的对象。
康德的自在之物并不是恩格斯所说的某种具体的化学物质,如元素。
如果真的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超验的自在之物可以转化为经验的为我之物,那么康德意义上的本体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我们也知道,在康德那里,自在之物也是认识的界限概念,即认 [收稿日期] 2006Ο01Ο10 [作者简介] 俞吾金(1948— ),男,浙江萧山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3 本文得到2003年教育部攻关课题“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若干问题”(项目批准号:03JZ D002)和2004年教育部攻关课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基本理论”(项目批准号:04JZ D002)的资助,谨此表示感谢。
识必须中止的地方。
既然恩格斯在这里试图把认识论变成一种无所不能的认知理论,那么,本体论也就自然而然地随着其对象———自在之物的消失而消失了。
①在另一处,当恩格斯概述黑格尔哲学时,也是从这样的阐释立场出发的。
恩格斯写道:“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
在哲学认识的领域里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也是如此。
”[1—p216]毋庸讳言,这是经典性的“认识论中心主义”的阐释立场。
这一点,甚至连列宁也看出来了。
他指出:“在恩格斯的论述中,每一步,几乎每一句话、每一个论点,都完全是而且纯粹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上的。
”②不用说,正是从这样的阐释立场出发,本体论逸出了阐释者们的视野,或者它至多只能以其他方式,如“世界观”的形式存在,甚至完全处于匿名的状态下,而认识论则被阐释成马克思哲学的核心。
于是,主体性概念也相应地成了马克思认识论的核心。
换言之,阐释者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思维习惯,即只从认识论的维度出发去理解并解释主体性。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体性概念的本体论维度被遮蔽起来了,留下来的只是认识论的维度。
众所周知,主体性的作用既体现在人的主观意识中,也体现在人的实践活动中。
这种对马克思主体性概念的片面解读,由于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含义和作用的误解而进一步被加剧了。
事实上,人们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根本性误解就是把它看作单纯认识论范围内的概念。
比如,列宁认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说过,人类的实践证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正确性,并且把那些想离开实践来解决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尝试称为‘经院哲学’和‘哲学怪论’”[2—p99]。
列宁不仅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阐释为单纯认识论范围内的概念,而且他自己也是以这样的方式为实践概念定位的。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他肯定“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2—p103]。
在《哲学笔记》中,他进一步表示:“理论观念(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要注意这点———这个统一正是在认识论中。
”[3—p236]尽管列宁的这一论述是在概括黑格尔哲学思想时写下的,但它表明,列宁本人也是认同这一论述的。
综上所述,以认识论作为主导方向的近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倾向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哲学的阐释活动,尤其是人们对马克思的主体性概念的阐释。
由于主体性的含义和作用仅仅被局限于认识论这一维度中,所以,诸如人在认识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以及人对自然的改造,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辩证思维活动,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的一致性等问题就上升为哲学探讨的核心问题,而与主体性的本体论维度相关的问题,如与政治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关于人格、自由、公正、信仰、善恶、社会关系、主观际性和交往规则等问题就远远地逸出了人们的哲学视野。
①②《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
事实上,列宁也是这样看问题的。
他甚至认为,“哲学史,因此,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参见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版,第236页)。
在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中,对本体论作了如下的说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中的一个名词,是指和认识论(关于认识的学说)不同的一种关于存在、关于存在物的学说。
资产阶级哲学的特征就是把存在学说与认识学说对立起来,企图创立一种在存在、在思维形式所反映的客观实在之外,并且不以存在、客观实在为转移的思维形式的学说。
”(参见罗森塔尔、尤金:《简明哲学辞典》,三联书店1973年第二版,第105页)从这段简要的说明中,我们至少可以读出以下三层含义:第一,本体论只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中的一个名词”。
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未使用过“本体论”这一概念,马克思哲学也无须从本体论角度加以理解和解释;第二,资产阶级哲学的特征是把本体论与认识论对立起来;第三,马克思哲学是以反映论为特征的认识论,没有必要再在这种认识论以外去谈论本体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部辞典引申出如下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和论证了唯一科学的认识论,这一认识论的中心点就是把意识、思维了解为在我们之外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外部世界的反映。
”(参见罗森塔尔、尤金:《简明哲学辞典》,第39页)二、回到马克思主体性概念的本体论维度如前所述,尽管马克思主体性概念的本体论维度长期以来被阐释者们所忽视,但这一维度却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着的。
它是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思想的伟大结晶。
众所周知,康德区分了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
前者关系到认识论维度,是认识主体对自然必然性的认知,而这种认知的结果则是知识。
在康德看来,知识只与现象界有关。
后者则关系到本体论维度,是道德实践主体和法权人格对理性的绝对命令的贯彻,而这一贯彻又是以上帝存在、灵魂不朽和意志自由作为范导性原则的。
显然,康德之所以把后者称之为实践理性,因为在他看来,实践概念就其最本质的含义而言,乃是一个本体论概念。
同样,作为主体,人首先是本体界的道德实践主体和法权人格,其次才是认识界的认识主体。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写道:“在纯粹思辨理性与纯粹实践理性联贯成一个认识时,假定这种联结不是偶然的和任意的,而是先天地以理性自身为基础的,从而是必然的,实践理性就占据了优先地位。
”[4—p133]不少研究者肯定,康德哲学高扬了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
这一点当然是无可非议的。
然而,这样的结论本身就受到了近代哲学“认识论中心主义”倾向的影响。
事实上,康德首先加以高扬的乃是本体论领域里作为道德实践主体和法权人格的人的价值和意义。
当然,在康德那里,受到更多关注的是思辨理性(认识论)与实践理性(本体论)之间的差异,它们在人这个全幅性的主体中的统一还没有得到深入的探索。
在康德之后,费希特继承了康德关于实践理性的思想,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作“行动哲学”,并十分重视在本体论领域里确立道德实践主体和法权人格。
黑格尔也是从康德出发进行哲学思考的,但他把历史性概念引入到理性中。
他不仅提出了实体即主体的著名观点,而且通过对主奴关系的考察,开启了以主体际性为基础的“承认政治学”。
就费尔巴哈来说,虽然他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主体概念,但他又以非实践的方式去理解主体性,从而使其主体性学说失去了应有的活力。
所有这些见解都成了马克思从本体论的视角出发,重建主体性理论的思想资源。
尽管马克思意识到了康德所发动的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的伟大意义,但他也尖锐地批判了康德把本体论维度的主体性实践归结为道德行为的片面做法。
他写道:“18世纪末德国的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
……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
”[5—p211~212]在马克思看来,康德的实践概念在内涵上是狭隘的、片面的,它反映出德国市民阶层的软弱和畏缩。
马克思还进一步指明了康德的意志概念的本质:“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
”[5—p211~212]在这里,马克思阐发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康德所说的意志并不是始源性的,而真正的始源性的因素则是“物质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