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与酒
11中本5班彭梅江2011014554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
酒文化以酒为载体,以酒行为为中心形成独特的文化形态。
酒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同时还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
酒与诗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拥有数千年的历史，而作为二者的结合的“酒诗”不仅具备诗歌的特点，同时也蕴含着独特的意蕴。
波德莱尔在他的成名作《恶之花》“酒”这一章中，诗人写了各种人的酒，有凶手，有孤独者，有情侣……他通过一种自虐式的冲力达到一种拥抱苦难的极乐状态的。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这是一种死本能冲动。
《恶之花》是一个孤独、优郁、贫困、颓废、病态的诗人追求光明幸福和理想失败的记录。
用他自己的话说:“在这本残酷的书中”放进了他“全部的心、全部的温情、全部的信仰、全部的仇恨”。
诗人的一切感情都在一种现实与理想、堕落与上升、地狱与天堂的尖锐对立中展现出来。
波德莱尔说:“在每一个人身上，时刻都存在着两种要求，一个向着上帝，一个向着撤旦，祈求上帝或精神是一种上升的意愿，祈求撒旦或兽性是一种堕落的快乐。
”上升的意愿和堕落的快乐“选择了人心作为主要的战场。
”这种斗争是贯穿《恶之花》的一条主线。
《恶之花》分为“忧郁与理想”、“巴黎即景”、“酒、“恶之花”、“叛逆”和“死亡”六部分，其中“酒”也淋漓尽致的表现了他的思想。
比如“酒” 酒魂在一天晚上，酒魂在酒瓶里唱道: “人啊，不幸的亲人，我为你歌唱，我要冲破红腊封严的玻璃牢，让充满光明
和友情之歌激荡!”
艾略特在论述《波德莱尔》一文中所说的话：“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之一，他们有伟大的力量，但那仅仅是受苦的力量。
他不能逃脱苦难，也不能超越它，因此他就把痛苦吸引到自己身上。
他所能做的，就是运用痛苦所无法削弱的那种巨大、被动的力量和感受性，来研习他的苦难。
在这一局限内，他根本不像但丁，甚至也不像但丁地狱中的任何人物。
但另一方面，波德莱尔所受的这种苦暗示了一种积极的极乐状态的可能性。
”波德莱尔用如此巨大的力量及感受性来拥抱苦难并以此达到一种积极的极乐状态，这是对波德莱尔其人其诗最精准的阐释。
有关这种自虐式的极乐状态，这种因苦难而勃发的一种极乐状态，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可谓随手拈来：
是魔鬼牵着使我们活动的线！
腐败恶臭，我们觉得魅力十足；
每天我们都向地狱迈进一步，
穿过恶浊的黑夜却并无反感。
——《告读者》
感谢你，上帝，是你把痛苦
当作了圣药治疗我们的罪污，
当作了最精美最纯粹的甘露，
让修炼者去享受那神圣的极乐！
——《祝福》
从以上所引波德莱尔两首诗歌的片断可见，他是怎样沉醉于这种至苦的极乐状态的，并赋予这种极乐状态以积极性，那正是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极乐。
在此，我们感到的是一种灿烂亡命的颓废激情，一种冒着烈火出入地狱的英勇决心，一种弗洛伊德所说的死本能冲动，一种争分夺秒的残酷燃烧，但那正是对苦难的极乐燃烧。
为此，他的诗歌才得以如此白得炫目、令人震惊，犹如雨果所说，“波德莱尔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颤栗！”为此，他诗歌中的陌生化、张力、爆发力以及一种美学意义上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才由此而生。
波德莱尔代表了某一类诗人的精神病症候：即对于苦难的偏执和陶醉以及死本能冲动。
如疯狂的炼金术士兰波，如“我享受这残忍的伤害”的曼德尔施塔姆，如“我将创造一个紧迫的狄兰”的狄兰·托马斯，如“我吃男人如吃空气”的西尔维亚·普拉斯，如“万人都要从我刀口走过”的海子……我们诗人中这些可泣的极乐亡魂的名单，我已不忍继续开列了。
艾略特在谈论波德莱尔时使用了一个词“极乐”，这是一种典型的自虐式死本能冲动，自然也是一种积极的写作时的极乐状态。
这种对于痛苦的极乐状态并非波德莱尔独有，前面已说过，一切有死本能冲动的诗人都有。
我们感受到的不正是波德莱尔“那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吗？那是一种苦难的放歌，苦难的欢乐。
像中国杜甫的《杜位宅守岁》
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
盍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
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
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
纵便一家人快要饿死了，诗人还只是享受“疏放”，享受“老更狂”。
这又使人想到庄子，太太死了，他要鼓盆而歌；想到阮籍，他背着酒壶和铁铲四处狂奔，随意醉死并随意埋葬。
这里的杜甫、庄子或阮籍，他们都证明了艾略特在论述波德莱尔时所说的那句话：“波德莱尔所受的这种苦暗示了一种积极的极乐状态的可能性。
”又犹如罗伯特·佩恩所说：像波德莱尔一样杜甫也拥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特别是对苦难的敏感性。
这种对于痛苦的极乐状态并非波德莱尔独有，前面已说过，一切有死本能冲动的诗人都有。
杜甫40岁时决定烂醉度一生，从此不拘束，同样是对“极乐”一词最好的中国注释。
正因为是中国注释，我们从杜甫这首诗中看到的是一种从慢到快的极乐，一种汉人的极乐，而不像波德莱尔等西方诗人一上来就是狂飙突进，义无反顾。
为了获得极乐状态，众所周知，波德莱尔用酒精和大麻杀伤自己。
这里要区分的是李白，李白的诗也几乎是篇篇沾酒，但李白是欢乐英雄并不以酒来拥抱苦难，因此不像波德莱尔对酒达到了登峰造极，只能以酒进入极乐的自我虐待状态。
“酒”拯救不了波德莱尔，他还有一剂“药”，用来追寻善和美的“药”，他要对这丑恶不堪的现实进行反叛。
诗人在《圣彼得的否认》中明确写到：“——确实，就我而言，我将会甘心离开//一个行动与梦想不一致的人世；//我只望能仗剑而生或被剑刺死//圣彼得不承认耶稣……他做得很对！”圣彼得是耶稣的门徒，耶稣被捕后，彼得三次不承认认识耶稣。
圣彼得持剑伤了大祭司的仆人，而耶稣要他收回
剑，因为耶稣认为凡持剑者必死于剑下，而彼得敢于反抗，不同于耶稣束手就擒，其象征性便不言而喻了，这正是诗人反叛性的体现。
在《先给撒旦的连祷》中，诗人把撒旦当作一个叛逆者进行祷告与赞美，他不断重复着“啊，撒旦，请可怜我长期的不幸！”但所有的祷告与呼喊都是徒劳，无济于事，诗人陷入死亡的绝望。
在多数时候，生本能会迫使死本能以各种形式伪装起来。
除非真以肉躯赴死(如卧轨自杀的海子及上吊自杀的顾城)，一个诗人或艺术家往往会将死本能冲动移置到另一种形式中，如自我虐待，如成为一个享受自己身心痛苦的人等。
，波德莱尔就是这样，他通过自我虐待抵达了一种极乐状态。
他在极乐中并非当场而是日益紧迫地“杀死”了自己，而不像一般的具有死本能的人那样，把“毁灭能”的方向转向外界，成为侵略性的人、虐待狂的人，甚至成为谋杀者。
诗人波德莱尔仅仅是把死亡之刀对准了自己。
他那悲惨的一生应验了荣格的一句话：“一个艺术家为自己创作力的神圣火焰将付出惨重代价，这似乎是一条牢不可破的规律。
波德莱尔在“烂醉是生涯”中，享受着他的自虐，享受着他的苦难。
终于，波德莱尔为我们完成了一个崭新的形象：他是这样的一个诗人，他在自虐式的极乐中获得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