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与最优低能激励机制设计田国强 孟大文∗内容摘要：本文研究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经济中各种委托代理关系间最优激励机制或合约设计问题。

对中国而言，在要素驱动阶段中，劳动力相对丰裕，委托人的目标对代理人努力的反应非常敏感，且绩效指标的不确定性较小，此时激励效应占优于保险效应，与努力程度挂钩的高能激励合约因而是必要和相对最优的。

而本文的理论结果揭示，在创新型经济中情形恰好相反，由于创新活动风险较大，则保险效应占优于激励效应，从而低能激励合约是合理和相对最优的。

我们进而严格证明，当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并存时，最优合约的激励强度将进一步降低。

这在理论上为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低能激励现象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并证明了低能激励对创新驱动的必要性。

关键词: 低能激励 最优机制设计 道德风险 逆向选择 混合模型一、引 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已进入到了一个瓶颈和关键阶段，正面临要素和外需红利衰退以及各种制度性的障碍。

如何通过体制机制的转型与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顺利地向效率、内需和创新驱动转型，已经成为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高强度激励合约的实施。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甚至可以说，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个体层面，都是以高能激励不断取代计划经济时期低强度激励（或称低能激励）的过程。

高能激励改革的典型事例是：1）以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为代表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2）基于经济绩效的官员选拔制度1，3）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农村改革，4）国有企业的改革。

Oi(1992)、Montinola et al. (1995)、Qian & Weingast（1997）、Weingast（1995）、Mckinnon （1997）等文献指出，财政分权制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地方政府的税收留成比例提高其发展经济的激励，使他们努力扮演着援助之手（helping hand）, 而非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的角色。

Jin et al. (2005)、Lin & Liu(2000)等文献都在经验层面支持了这种论断，认为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Blanchard & Shleifer（2001）、Qian & Xu（1993）、Maskin et al.（2000）则认为中国经济的多分枝结构（multidivisional-form 或称M形结构(M-form)）和政治上的集权（即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力）使中央政府可以根据官员的经济绩效决定其晋升机会，从而使其更关注地方经∗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美国德州A&M大学经济系，邮政编码：200433，电子邮箱：gtian@；孟大文，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邮政编码：200433，电子邮箱：devinmeng@。

1虽然对官员的晋升机会和其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并没有制度性的规定，但很多经验研究（如Zhou(2005)）都支持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所以此处用“制度”一词。

济发展。

Li & Zhou(2005)的经验结果支持这个结论，发现官员任期内的经济绩效对其晋升机会具有相当大且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农业领域，起始于1979年的以“包产到户”为主要标志的中国农村和农业改革也可以说是将低强度的组织内部激励变成高强度的市场激励的典范。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激励了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多研究(MacMilliam et al.（1989）、Lin（1992）、Huang & Rozelle（1996）) 认为,由此引发的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业持续高速增长的首要原因。

而国有企业早期的承包制改革以及随后的股份制改革更是高强度激励的典型改革措施。

无可否认，这些高能激励措施在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对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改革初期，中国所拥有的最丰裕资源就是大量未被充分利用的劳动力。

由于计划体制下长期不合理的激励制度使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到处是人浮于事、消极怠工的懒散景象，有效的劳动供给非常有限。

此时，责权明晰、分配合理的高强度激励方案极大的解放了被禁锢的生产力。

而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初期科技发展水平相对低下、市场化程度不高，因此既没有太多的研发风险1也不存在太多由于经济基本面波动带来的经济风险。

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是简单地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激励的要素驱动来推动经济增长。

制度设计者要考虑的主要是激发经济个体的干劲，而不是为他们的创新和长期发展规避风险和提供保险2。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必须要进行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型，经济个体（尤其承担主要创新任务的个体）对创新风险提供保险的要求会越来越大。

同要素驱动型社会相比，创新型社会中，代理人（政府、企业或个人）需面临的任务往往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比如，中央政府经常要求地方政府在地方科技发展、人才培养、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做出成绩而不仅仅是完成某个预先设定的经济总量指标（如税收上缴、GDP、吸引外资总量等）；企业常被要求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研发等诸多方面有所突破；高校教师等科技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创造新知识而不仅仅是传播现有知识或社会服务。

可以想象，一个从事基础研发工作的科技人员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会远远超过按图纸施工的普通工人；一个市场经济中独自面对市场波动并承担技术创新任务的现代企业所承担的不确定性会远远超过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企业；一个必须根据复杂形势相机抉择的地方政府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也会远远超过单纯执行中央指令并依靠中央拨款运行的传统型政府。

此时如果仍沿用高强度的激励方案就会产生诸多弊端。

比如，财政分权制度和以经济绩效为基础的官员晋升考核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指标上，对一些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结构性指标并不会产生太多直接的影响；地方政府和官员在其有限的任期内往往会选择风险相对较小同时见效相对迅速的项目，比如进行浮华而庞大的工程建设，而不愿在扶持基础研发和科技人才培养等工作投入太多精力；在严格的量化考核下，高校往往更在乎校舍扩建、博士点和重点学科数量、招生规模等量化指标而不愿进行基础性科研创新；以论文数量为主要标准的科研考核制度下的科技人员更愿意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内做重复工作而不愿意探索更重要的新领域，也不愿从事基础性的长线研究；独立经营的农户也往往不敢选择技术含量更高、盈利潜力更大但风险也更大的种、养植项目。

3这样，如何通过顶层激励机制和最优合约的设计，让地方政府和个体有动力转变发展方式，从追求短期绩效转变到注重长期效果，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已经成为当前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给予回答，对创新型经济环境下的最优激励强度机制或合约的决定建立一个规范严谨的理论模型。

我们的理论结果揭示了创新驱动经济中降低激励强度的必要性。

此外，我们还将论证当代理人的风险态度或效率参数不可观测时，激励强度应该进一步降低。

区别于以往文献中对该问题囿于纯道德风险框架下的讨论，我们采用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混合模型（a1由于科技研发活动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其结果不可预测，所以相对于其它活动其风险较大。

2用激励理论的语言表述是“激励效应占优于保险效应”，下文中将详细解释。

3如果委托人可以在事前明确的规定绩效指标并据此考核代理人，则以上的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比如，如果高校要求教授在特定的新领域做出成果则可以防止他们做低水平的重复。

但最大的问题是这样会增加合约的复杂性和执行成本，同时委托人往往不拥有制定更为详尽的合约所必需的信息（对此例而言，何为“新”领域委托人并不比代理人更了解），这一点对研发这类创新性极强的工作尤为突出。

根据不完备合约理论（Hart 1999），委托人不可能在事前制定一份考虑到所有或然情形的完备合约。

所以，代理人总有办法规避高能激励带来的风险，只要他们刻意为之。

hybrid model）。

在这种混合模型中，委托人不仅无法观测到代理人的努力程度而且无法观测到其风险态度和效率参数。

除了激励与保险这对基本的权衡之外，他还需要同时面对另一种形式的权衡，即抽租和效率之间的权衡。

权衡的结果是使激励强度较之于纯道德风险环境下更进一步地降低。

我们的结果为中国创新转型发展实践中实施低能激励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基石。

不仅如此，我们的理论结果也对低能激励现象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

最优激励强度的决定是委托代理理论中关于道德风险的最基本问题。

在道德风险问题中，委托人无法直接观测到代理人的努力，所以只能根据某种可观测的绩效指标来制定工资合约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

而这些绩效指标是关于代理人努力的噪声信号（noisy signal），即它们除了受到代理人努力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不可控的随机因素的干扰1。

标准道德风险模型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激励与保险之间的权衡。

一方面高强度的激励合约能够诱使代理人努力工作因而提高委托人收益，此谓激励效应；另一方面，由于所采用的绩效指标中含有噪声因素，因此将绩效系以高能激励会放大噪声带来的不确定性，即增加代理人所需承担的风险。

这样，风险中性的委托人必须通过向风险规避的代理人支付更多的风险溢价而为其提供保险，是为保险效应。

两种效应的作用截然相反，前者支持高能激励，后者反之，最优的激励强度取决于两者之间的权衡。

经济理论对高能激励的支持理由比较单一即上面提到的激励效应。

与此相对的，支持低能激励的理论却相对丰富，除了本文给出的新的低能激励理论之外，在文献中还有以下几种理论，它们从不同于本文的角度讨论了低能激励的合理性。

一种是基于交易费用和不完备合约理论的解释。

它们认为低能激励现象源于个体的机会主义倾向(individual opportunism)以及合约的不完备性（incompleteness of contracts）。

一个人所共见且无甚争议的事实是：组织内部的激励强度通常低于市场激励强度。

2因此，解释低能激励何时优于高能激励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解释企业（组织）何时取代市场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是交易费用经济学（或称企业理论）中最经典也是最核心的论题。

以Williamson (1985)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两个独立交易的经济主体之间虽然可能彼此提供高能激励，但由于其固有的机会主义倾向会产生不好的交易结果。

比如，当一个下游企业按照上游企业要求的技术细节为其生产某种零部件后，上游企业常常借口其产品不合乎规定而拒绝支付价格。

由于资产专用性，下游企业只有以很低的价格甚至亏本将产品卖给下游企业。

这种现象被称为敲竹杠、拿住或遏制（hold-up）问题。

作为应对，双方是否可于事前签订一项事无巨细的合约详细规定每一项技术标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合约在本质上是不完备的（Hart 1999，Tirole 1999），个体的机会主义倾向无法通过事前规定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