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韦伯《经济通史》导读’伊拉.科恩(Ira ]. Cohen)一、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和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理性主题众所周知，“在很多主要方面，韦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是一致的，"(Zeitlin,1981;129),因此，韦伯也被称作“资产阶级的马克思”。

这种泛泛的比较既包含了正确的因素，也存在着某种歪曲.一方面，毫无疑问，韦伯深知为马克思及其后继者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的黑暗面;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总休观点，与马克思的著作并没有多少具体的联系。

特别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说韦伯在很多方面赞同马克思对当代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主要指韦伯接受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地位.马克思正是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社会剥削，从而解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关系。

尽管韦伯确实强调了雇用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但剩余价值理论并不是韦伯的现代资本主义概念的核心内容。

说韦伯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意思是说，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前提是自山市场竞争。

虽然自由市场在韦伯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他并不像亚当·斯密及其后继者那样，把市场的运作看作其现代资本主义描述的支点。

韦伯的著作清晰地表现出他所受到的来自斯密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对韦伯影响更紧密的一个来源是维尔纳·桑巴特，终其一生，韦伯对桑巴特的著作都是批判性地接受的。

然而，韦伯与桑巴特的观点也有着巨大的差别(Roth,19716;239)。

因此，似乎难以想象韦伯有关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直接来源于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尽管在韦伯生活的年代，桑巴特的这本著作在德国学界广受赞誉。

无论是对于理解韦伯在《经济通史》中的分析，还是为了更一般地引用韦伯的著作，作为当代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们衡量自身工作的一个经典性的基准，了解以下这个意义深远的理论问题会很有帮助:韦伯是怎样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的?为什么他会这么看?韦伯著作中的理性主题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首先认识到，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整体看法，是受其主题兴趣的影响的，这种主题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远远地超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而涵盖了整个西方文明。

这些主题或“价值相关”的兴趣.不仅包含了西方世界的经济特性，还涵盖了其文化特征这并不奇怪。

因为，对韦伯来说，经济、文化或者其他方面没有哪一个因素能单独推动历史的发展。

相反，韦伯方法论的基础是特殊经济动机~一(已经)不仅处处影响和改变满足文化的需求和偏好的模式，而且影响着其内容。

即使在最主观的方面，也是如此.来自社会关系、建制和受物质利益制约的集团的间接影响，无一例外地扩展到文化的每个角落…经常是潜移默化的).一…另一方面，形成某一历史特定文化所有的活动和情景又影响着物质需要的形成和满足、利益集团的整体性及其实施的权力类型。

这样它们就会再影响到“经济发展”过程(1949165-66) 韦伯的综合主题兴趣的最具一般性特征，与对空前地渗透到现代西方文明的所有制序((institutional orders)和文化生活方式中的某一特定理性有关。

从韦伯学术著作的整体上来看，对他影响最深的是这种理性的渗透对西方文明中人的文化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影响。

韦伯对这些生活方式的总休特征是这样概括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和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最主要是因为“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我们时代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遁入直接的或个人之问关系的友爱之中(1946c,155)那么，韦伯所说作为现代西方世界特征的理性和理智到底是指什么?问题的核心与精确计算和抽象原理的技术手段用于达到相同的固定目的有关。

照韦伯看来，这种形式理性成了所有实体伦理价值(sub-stantive ethical value)中的文化力量。

基于理智的计算而非精神或道德信仰这种理性主义的渗透已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以至于不能再通过寄希望于精神观念把美德带到一个充满善与正义的世界。

人类只须认识到，这个人类社会是自发实践的产物。

因而，西方世界就被祛魅了。

韦伯认为，作为理智、理性和现代西方世界祛魅的结果，人类已从自然生命的有机链中解放出来.而在过去人们的生活是受世界上的几大宗教所控制的。

现在，手段与目的的抽象计算，完全代替了所有对激情和痛苦的考虑。

然而，所追求的诸种目的与达到目的手段本身，常常是自相矛盾和相互对立的。

因此，韦伯写in:作为不完美、非正义、痛苦、罪恶、徒劳无益之载体的文化，显得越来越没有意义。

从一个纯伦理学的角度看，如果以神的“意义”这一宗教假设来判断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看上去就会是支离破碎和无甚价值(19466:357),这个结论将韦伯置于与古典的和当代社会思想中的主流学派截然对立的位置。

早期的思想家如孔德(Comte )、马克思、斯宾塞(Spen-cer),涂尔干以及他们的现代继承者如帕森斯(Parsons)、华勒斯坦和哈贝马斯(Habermas)都对启蒙运动抱有某种信念，认定历史肯定会为西方文明或整个世界带来美德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韦伯则对此信念质疑。

在韦伯看来，一个根本的不幸在于，我们必须在渗透到我们文明的各种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理性所设定的环境中生活，从而构建了一个“像铁一样坚固房子”，看来没有什么能够逃脱得了这座房子.在以前的历史时代中源于神灵的伦理信心已一去不复返了。

企如韦伯所观察到那样，启蒙运动所导致的乐观主义已经衰落，如今只剩下铁笼里的黑暗。

资本主义的各种建制:工业企业的经济形式理性在《经济通史》中，韦伯关注的斑点不是现代文化的本质和发展。

从韦伯宏大视角的性质来说，现代西方世界所特有的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理性，不仅渗透到了文化生活中，而且几乎渗透到了每一种资本主义制序(institutional order)的运作模式之中。

本文讨论的这种制序，就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

那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的是，正如马克思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前提分析所得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实质，以及亚当·斯密以自由竞争市场为前提强调可以通过个人对财富的贪心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一样，韦伯也把进一步发展渗透到西方世界中的某一理性主义的方式看作他分析现代资本主X制序的前提。

下面的讨论，就旨在韦伯的理性主体的背景下解释韦伯的现代资本主义概念。

大部分对韦伯的现代资本主义观点的评论，都从他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机器形成开始的.也有时是在评论的结尾处提到。

然而，《经济通史》所要说明的却是，韦伯的现代资本主义概念，不仅包含了资产阶级企业家盈利取向的生活方式，而且包含了为企业家追求其目标提供背景的经济制序。

这并不意味着韦伯认为，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序分析，某一个更为重要，或者在经验上一个比另一个更优先。

仔细研读过《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通史》以后，就会发现，这两本书都在这两个方向作了不同程度的强调但既然本文着重讨论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建制构成，接下来我们首先将要讨论韦伯是如何概念化现代资本主义的.假定在所有非习惯性的社会行动中都有主观取向，这是韦伯方法的一个基本要点。

这一假设使得很多评论都围绕理性主题进行，强调韦伯独特的现代理性形式的特征，以及这种理性通过个人活动引导了社会行为.这就是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取向(1968:24)。

但从《经济通史》和其他地方可以看出，韦伯的大部分历史社会分析，并不拘泥于一串干瘪的由分散个体完成的短期社会行为;相反，他把绝大部分分析集中到大规模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之间的行为模式、统治模式(modeof domination)和文化生活方式上。

由此看来，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典型的制序(institutional orders)之一如何在行为模式中把握韦伯的理性主题，是经常摆在韦伯派评论家面前的潜在问题。

这些行为模式是在大规模的社会集团层次上表现出来的。

斯蒂芬·卡尔伯格(Stephan Kalberg)似乎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构造了一个四重的与社会集团和组织层次上的行为模式有关的理性取向分类。

尽管这个分类是重新建构的，并因而不能在韦伯的原著中明确地找到，但通过深人阅读韦伯的作品，还是可以不断地发现线索，以证明卡尔伯格结论的正确性。

卡尔伯格指出((1980:1148),我们必须认识到，理性是韦伯的一个基本术语，但自启蒙运动以降，理性不单单与西方文明内在的行为模式相联系。

按照韦伯的观点，存在适应于几乎所有文明社会行为的不同类型的理性。

因此，韦伯对非西方文明的广泛比较分析，辨识出了许多不同的理性取向.但在某些方面，这些理性取向却与空前渗透到现代西方世界的理性有所不同从这一起点出发，卡尔伯格在社会集团和建制的层面上，引申出了理性行动的四种典型模式。

在此，我将不讨论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的类型(参Kalberg, 1980: 1151-55)。

实践理性是指实用的自身利益，它并不仅存在于西方文明中。

纯粹理性也并不直接引人行为模式。

与此相关联的且有用的另外两种理性是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和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实质理性直接决定与过去、现在或未来的价值基设(value postulates)丛(constellations)有关的行为模式的次序。

但是，在任何事件中，实质理性取向都不会在单纯的手段一目的基础上构成行动模式的次序。

就终极的观点而言，实质理性总是存在的.从实质理性的观点来看，资本家或者官员的计算都是非理性的(Ka16erg,1980:1155-57).另一方面，形式理性却肯定了计算的作用，把它既作为手段，也作为目的，以获得普遍适用的抽象法规、法律和规则等。

就计算渗透到一种制序的行为模式的程度而言，决策并不考虑个体的特点和其他的任何任意性适用标准(Kalberg,1980:1158-59)。

与韦伯研究的其实质理性只包含在某些关键建制((critical institu-tons)和制序(institutional orders)中的其他文明相反，只有在西方文明中，才会存在展示着有形式理性取向的行为模式的一系列建制。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韦伯所说的前所未有的西方独特的行为模式的整体特征按照普遍适用的抽象原则，以最精确的方式计算目的和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建制是独特的。

对西方世界行为的模式化了的常规性之形式理性特征的广泛关注，在帮助我们理解某些具体运行的建制和制序方面，起不到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