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合同中交付行为的性质探析
摘要：交付行为是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在物权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关于交付行为性质的探讨，在理论上则从未终止过。交付行为的性质涉及的实际是其应是一种客观的事实行为还是包含物权合意的法律行为，而问题的核心离不开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关系的厘清。基于买卖合同在债权理论中的重要地位，探讨买卖合同中交付行为的性质，也将更具体、更直观、更具典型意义。
关键词：买卖合同；交付行为；性质
买卖是商品交换最普遍的形式，相应地是所有权转移最普遍的方式。作为商品交换最终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交付在买卖合同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与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毁损灭失风险的承担及孳息的收取紧密相关。但后两种情形中，交付只是作为时间界点在起作用，无法为研究其性质提供足够的空间，同时研究交付的性质于此两种情况意义并不大。因此本文将主要以买卖合同下发生的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为核心来探讨交付行为的性质。
一、问题的提出
不论是在承认物权行为的德国，还是在否认物权行为的法国，交付均是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但是在交付行为的定性上则有所差异。这种差异在标的物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场合关涉的是，其应是一种脱离当事人意志的客观”事实”行为，还是包含当事人主观上移转所有权意思的”法律”行为？要研究此问题首先离不开对交付行为含义的界定，这就需要从交付的理论渊源谈起；其次，如若承
认交付行为是法律行为，那么基于法律的逻辑关系则必然导致对交付行为是物权行为的承认。因此物权变动模式及物权行为的研究在交付行为性质认定中即具有不可或缺性。基于此，本文将主要从这两条路径来探讨买卖合同中交付行为性质。
二、交付的理论渊源
交付行为并非后世所创，早在罗马法中就有此概念的规定。因此追溯到罗马法研究交付行为的性质是非常必要的。交付在罗马法上称为”traditio”，该词在罗马法上具有多重含义，一方面它仅指移转标的物占有的事实行为，如在使用借贷物、保管物等情形下的交付行为；另一方面交付则被作为非要式物取得的一般方式，从而可能与所有权移转意思发生关联。在此情形下交付指向一个能够发生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移转占有的行为。因此罗马法上的交付本身即存在是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的不确定性，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移转标的物的意思究竟是否包含在交付行为之中。
从罗马法的规定及法律效果上看，交付行为本身并不必然包含行为人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意思。罗马法学由于其务实的风格并未对”原因”一词给出抽象的定义，罗马人也从未系统地去发掘交付背后是否包含”意思”因素。在交付行为中”发现”移转所有权的意思是后世法学的创造，并不符合罗马法自身的特点。罗马法并未从交付行为人主观意愿的角度界定交付的效果，而是将交付的客观行为与其”原因”相联系，规定只有具有正当原因的交付才能够引起所有权的变动。即基于交付产生的物权变动需要包含两个要素，
一是外观上可识别的有体物占有的移转，二是法律上的正当性”原因关系”。如此可以看出，在罗马法上不能直接推导出交付行为可以单独产生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这一结果依附于交付背后的正当原因关系，正当原因关系不同则交付的内容和产生的法律效果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交付行为本身是否包含意思要素并不影响标的物所有权的变动。换句话说，首先交付行为在罗马法上并非必然包含一定意思因素的法律行为；其次从罗马法物权变动的要素看，正当原因关系的存在使得物权变动意思包含其中，交付行为只是实现原因关系所欲产生的物权变动的途径和方式，因此更多地呈现出事实行为的性质。
罗马法早期，交付作为一种客观要素并未从其原因关系中分离出来。只是后来随着债的观念的发达，原因关系和交付在时间上的分离才成为可能。此时在外观上，交付作为一种独立的行为与成立在先的特定原因关系相结合导致了所有权的移转。随着基于不同正当原因关系的物权变动的增多，交付行为频繁发生，当需要以一个简单的技术性词汇表达非要式物的移转行为时，”交付”就被抽象出来成为一个专门术语，而各种原因关系则时常被隐藏。在产生所有权移转的两个要素中，”交付”成为显明的、恒常的、不变的要素，而”正当原因”则成为隐含的、动态的要素。由此可见，罗马法是通过对”原因”的要求来控制所有权移转效果的，萨维尼式的”交付物权契约”概念并不符合罗马时代的法律观念。
三、物权变动下的交付
（一）物权变动与物权行为
物权变动，是指物权的发生、变更、消灭。基于物权行为理论的产生及各国对物权行为立法态度的差异，物权变动形成了不同的变动模式。
物权行为概念系由萨维尼于其著作《现代罗马法体系》中提出，是指民事主体直接设立、变更、终止物权的法律行为。从内容上看，首先物权行为属法律行为之一种；其次物权行为是直接设立、变更、终止物权的法律行为。从特征上看，其一，物权行为以物权变动为直接内容；其二，物权行为具有区别于债权行为而存在的独立性。纵观各国民法体系及立法例，基于物权行为理论的产生而形成三种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第一，债权意思主义，指物权变动仅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不须以登记或交付为其成立或生效要件。第二，物权形式主义，指物权因法律行为而变动时须另有物权变动之意思表示及履行登记或交付之法定形式，才能成立或生效。第三，债权形式主义（折衷主义），指物权因法律行为变动时，除债权合意外仅须践行登记或交付之法定形式即可生效。
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下，交付作为公示方式产生的法律效果也有所不同。”债权意思主义”立法模式下,交付仅具有对抗效力；“物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交付是动产物权变动的根据 ,交付的发生使得一个独立于原来债权合同的新的意思表示随之发生,这个新的意思表示与交付的事实直接导致了物权的变动。”折衷主义”立法模式下,引起动产物权变动的合意存在于债权合同之中,但是这
种合意是发生动产物权变动的效果,须以交付这一法定形式作出。（二）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下交付行为性质认定
于交付行为性质而言，”债权意思主义”之下，债权之意思表示即为物权变动之意思表示，使物权变动之法律行为，仅须为当事人债权合意即能完成，无需承认专门”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意思表示”之物权行为概念。因此公示原则所需之登记或交付等公示方法，不过是债权契约的履行，是一种事实行为而已。
“物权形式主义”立法例下，发生债权之意思表示并非物权变动之意思表示。其认为一个法律行为不能同时发生债权与物权变动双重效果，债权行为只产生债之关系，欲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须另有物权行为，而在物权变动过程中，能体现物权行为的只有交付行为。于此交付行为便产生了事实行为与法律行为之争。
“折衷主义”立法例下，发生债权之意思表示即为物权变动之意思表示，二者无明确区别。物权变动只需在债权意思表示之外加上登记或交付即可，不须另有物权的合意，故无独立的物权行为。此立法例下，交付行为的性质亦无被认定为物权行为的必要和可能。（三）小结
从三种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可以看出，只有在物权形式主义立法例下，即在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下才产生了交付行为性质的争议。在否认物权行为立法例下，因为没有强调需要物权合意之意思表示的物权行为的存在，也就没有讨论的必要和可能。一言以蔽之，研究交付行为的性质是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须以物权行为存在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