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卷第1期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 ol.26N o.1　2006年2月 Journal of Y ancheng T eachers C ollege (Humanities &S ocial Sciences ) Feb.2006[收稿日期]2005-10-18[作者简介]胥爱华(1965-),男,江苏盐城人,盐城广播电视台主任记者,主要从事电视新闻采编和策划管理工作。

中西电视新闻现场报道的比较和探析胥爱华(盐城广播电视台,江苏盐城224005)【摘　要】现场报道是电视传媒中最常见同时也是最能体现电视多种元素和传播优势的一种报道样式和手段。

如果将中国与西方电视新闻从业人员对现场报道的认识与实践进行一定程度的比较和探析,就会发现电视现场报道经过借鉴与融合的过程之后,正逐步走向成熟。

同时,国内传媒业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在表现形态、价值取向、调控机制、传受关系等方面正呈现出不断开放与进步的态势。

【关键词】电视新闻现场报道;表现形态;价值取向;传受关系【中图分类号】G 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06)01-0104-04 在电视媒体中,现场报道是最常见同时也是最能体现电视多种元素和传播优势的一种报道样式和手段。

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电视新闻现场报道的发展、实践脉络及规律,笔者尝试从表现形态、价值取向、传受关系等几个方面,对中西电视新闻现场报道作一适度比较和探究。

“人们期待通过比较研究,认识新闻传播的客观规律,提高依照这种规律传递新闻的自觉性,同时又努力寻找中外新闻传播运作中不同做法及特点,发现自己或对方的优点,坚持下去,或把人家好的做法拿过来,为我所用;看到自己或对方的缺陷,克服扬弃或引以为鉴。

”[1]5(一)表现形态在西方电视新闻界有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定:凡是适合于现场报道的新闻决不采用其他形式报道。

理由是:现场报道最能表现新闻事件的现场感,最能把观众带入身临其境的现实环境之中;其次,现场报道以其明快的节奏,解说与事件的同步进行,视听合一的立体冲击,使电视新闻真正步入声画合一、水乳交融的境地。

由于这些因素,现场报道目前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电视新闻节目中增加的幅度很大,而且对现场报道的技巧越发重视,要求也更严更高。

大凡一流电视新闻记者都具备高超的现场报道能力,如风云美国电视新闻界20多年的NBC 首席新闻记者汤姆・布罗考、C BS 著名新闻主持人丹・拉瑟等,他们口才颇好,擅长即兴发挥,出口成章,且头脑冷静,反应迅速,能够抓住关键问题用精炼的口语叙述和评论新闻事件。

“采访在电视中无处不在”,国际电视界这句概括的话,充分说明现场报道在电视节目中的重要作用,也在中国特色的电视新闻中打下深深的烙印。

现场性作为体现电视新闻特征的最为强烈、鲜明的构成元素,愈来愈被更多人所重视。

在国内,无论是业内人士,还是普通的电视受众,都几乎形成了共识,即;现场采访报道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电视新闻节目的质量和收视效果。

正惟此,我们能收看到在伊拉克战场上由我们的记者奔赴一线、背衬战场烟云发回的报道,我们能体验到连宋开启海峡两岸的“破冰之旅”时电视现场报道给我们传递的浓浓的亲情,我们能感受到“麦莎”、“卡努”台风袭击后灾区军民携手共同抗御灾害的壮观豪情,我们甚至能呼吸到一系列矿难发生后生命走向死亡的悲惨而冷酷的气息……显然,现场报道作为电视新闻采访活动和节目制作的基本手段和表现手法,已经具备普遍性与广泛性,但是在实践中,与西方国家的电视媒体相比较除起步晚之外,在运用技巧、报道视角、发掘深度、反应速度、使用机率等方面仍有一定距离。

在国内,现场报道更多地被作为一种意识和一种报道的手法在倡导;而在西方,则完全成为电・401・视新闻从业人员深入骨髓的理念和一种自觉行动。

在国内,由于诸多限制现场报道往往呈“三多三少”的倾向,即多正面报道,少侧面报道,多事件表层报道,少背景发掘报道,多关注群体,少关注个体在西方则出于受众的需求,目前呈两种趋势:一方面常态性报道趋于短小精悍,记者用最少的语言干净利落地叙述新闻事件,另一方面重点报道则有一定的深度,不仅仅叙述事件的过程,而且还对事件的原委给予充分的报道,同时报道与报道之间、每一篇报道之中都有丰富的侧面,涉及面广,鲜有“禁区”,报道既关注群体,也尊重个体。

在国内,业内人士制作现场报道的实践过程中,很多是为技巧而技巧,追求形式上的意义和效果,为此有时忽略了内容的关切度和共鸣度,故而程式化现象较为明显;在西方,一切的技巧均是为内容服务的,其目的是让电视新闻报道从现场传递给观众最具吸引力和震撼力的有效信息,故而呈现出不拘形式或形态多元化的特征。

在国内,记者现场出境,更注重庄重严肃,言简意赅,有时不免表现拘谨或语言平淡无奇;而西方电视记者往往在报道现场口若悬河,魅力四射,或理性剖析,或机智幽默,成为自如地驾驭现场的主导者,但有时失之卖弄或过度张扬。

当然,以上的大体比较并不能完全掩盖近年来国内电视新闻界的一些现场报道精品正在逐步显山露水,而对于一些时政活动、国际交往、民生新闻、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中,越来越多的记者或主持人能够频繁而娴熟地运用现场报道的形式和技巧,传递丰富而翔实的各类信息,关注客观而具体的生存状态,营造真诚而温馨的情感世界。

从国内电视界来看,以白岩松、水均益等为代表的一批学问扎实、反应敏捷、现场驾驭能力强的记者(主持人)纷纷涌现,使电视现场报道从形式到内容实现突破成为可能。

(二)价值取向“大众传媒是文化传承、交流、创新的主要载体,也是一个国家培植、推广、强化其价值观的重要工具。

”[2]新闻不是单纯客观的信息,它是对新近发生乃至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是传播者的活动,必然包含着人的理性认知和主观判断,而这种认知和判断又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基础的。

构成新闻价值的因素既包括信息(客体)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如“五个W”),也包括传播者(主体)的社会背景、知识体系、文化品位等个人因素,还包括媒体所代表或追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利益。

体现在电视现场报道的范畴、视角、倾向性等方面,中西媒体的价值取向也有各自的特点。

西方新闻界有这样一句名言:“不是好消息就是好消息”。

美国新闻学教授比尔・伯尼博士认为:“对新闻媒介来说,最有市场价值的是交通失事、水灾、火灾、地震、谋杀、战争、行业纠纷以及死亡和伤害。

”[3]在西方,以展示现场取胜的电视现场报道记者,一旦遇及上述灾难性事件,通常是不惜时间、人力和成本,竭尽渲染铺陈之能事,因为灾难新闻几乎涵盖了西方新闻价值的所有要素:突发性、显著性、异常性、接近性、重要性、人情味等等。

他们对灾难事件的报道往往迅速、深入、全面、准确,不仅不隐瞒负面的、悲剧性的因素,甚至充分展示灾难细节。

例如在“9・11”事件的现场报道中,美国的FOX、C NN等电视台播放了逃难者从高达110层的世贸中心高楼上跳下逃生的镜头。

这给所有电视观众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是前所未有的。

西方传媒“很懂得新闻作为一种商品所具有的价值”[1]131,他们往往将“空前绝后”、“耸人听闻”之类的现象和事件作为报道的重点,以此来冲击和刺激受众的感知神经。

而“9.11”事件的现场报道如同一部好莱坞的灾难恐怖大片,其所具有的受人关注程度正好符合西方传媒这种追求“异乎寻常的感觉”的价值取向。

而这种价值取向所带来的过于血腥残忍的报道有时也会超出受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带来巨大的负面效果。

另一方面,西方传媒也把追求社会效益作为其所标榜的社会责任,在现场报道中突出“以事为本”的信息传播的价值取向的前提下,也注重宣扬西方社会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在恐怖袭击发生后,许多媒体都现场报道了美国民众昼夜排队献血,全体国会议员在关闭的国会山前齐唱《上帝保佑美国》,警察和消防队员救援受难者等非常具有人情味和正面意义的报道。

相比较而言,中国新闻传媒长期以来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团结、稳定、鼓劲”的舆论导向原则,把正面报道作为新闻报道的主流。

题材内容和报道角度的局限性导致了新闻报道中价值取向的特殊性。

比如关于矿难、火灾、爆炸案、空难等人为责任性事故的报道,我们电视镜头每每有意无意回避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对事件亲历者、目・51・击者、死难者家属等也鲜有淋漓尽致的访问和渲泄。

出镜的记者这时本该勇敢地扛起人性的大旗,让更多的人群感受温暖,唤醒良知,批判冷漠,揭示残酷,但事实上却往往完全相反,在神态与言语上显得过度、刻意地冷静和节制。

即使是对特大洪涝、强烈地震、台风袭击等自然灾害性事件,我们的电视现场报道中的镜头,也仅仅对准那些肆虐的洪水、倒坍的房屋,或者是军民信心百倍、英勇无畏地抗争的情景,缺少最真实、最具震撼效果的受灾民众经历危险、直面死亡的画面,而这往往是受众最想看又看不到的镜头。

与西方同类报道相比,我们的镜头显得含蓄而忍耐,也显得疏远而冷漠。

那些最能够体现人与自然抗争的惨烈,最能够展示人的生命的可贵,最能够敲响人类关爱自己、保护自己的警钟的画面,与广大受众失之交臂。

而电视现场报道也失去了许多展现其巨大的视觉冲击力的机会。

所幸的是,现在随着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入,媒体部门观念的变更以及受众需要的推动,现场报道已开始由过去以“人”(这里的“人”常常因缺乏个性而被虚化了)为本位、追求道德教化的意义而向以“事”为本位、追求信息层面意义的价值取向转变,然而这种转变之路是艰难的,或许也是漫长的。

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条件下,一些学者认为新闻除了新闻价值外,还具有政治价值、信息价值、文化价值、娱乐价值和商品价值。

新闻价值是基本的、主要的,但不是惟一的[1]131。

新闻报道的价值取向还要考虑其他价值尤其是政治价值(即宣传价值)的要求。

而电视现场报道的镜头在很多事件上所作的规避,正是这种价值取向的体现。

(三)传受关系传者,即传媒以及那些新闻传媒的从业人员;受者,即广大受众,报纸称读者,电视为观众,广播谓听众。

传受两者之间由于新闻报道的播发而自然建立了一种彼此的对应关系。

美国著名报业大王约瑟夫・普利策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　望者。

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6]在这里,记者(传媒)既有一种服务于民众的责任和使命,同时也须有善于观察社会、观察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的能力和眼光。

推延开来,这其实也是西方媒体的一种人文理念。

在西方的人文环境中,崇尚民主自由,在法制的前提下倡导宽松随意,率性而为,尊重个体,并由个体的意愿和情绪汇集而成大众的民意。

观照到传媒与受众的关系上,为获取最大化的受众市场和经济效益,传媒往往唯民意是从,民众的审美倾向和价值判断几乎成为传媒唯一的追逐标准。

在美国,无论是ABC、C BS 和NBC、C NN,或者FOX,它们的人员配备、节目组织、节目内容、评论定位都要迎合收视群体的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