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导读总结读《论犯罪与刑罚》之笔记2008181079 彭月云《论犯罪与刑罚》作者：贝卡里亚（1738—1794），意大利刑法学家，出身于米兰没落贵族家庭，青年时受到启蒙思想运动的激励，参加了一个激进讨论小组——“猛击”，自认为是北意大利百科全书派。

1764年写成《论犯罪与刑罚》，一书，猛烈抨击当时欧洲大陆的封建司法制度，提出了近代刑罚的三大原则：罪刑法定主义、罪行等价主义、罪行人道主义，并且首次对死刑的正当性提出质疑，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鲜明的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被誉为近代刑罚的奠基之作，为现代刑事程序的主体性、平等性和人道性奠定了思想基础。

他从社会契约论出发，主张：1、只有法律才能规定刑罚，而颁布法律的权力只属于根据社会契约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代表，即立法者。

2、法官不得解释法律。

3、只有法律规定禁止的行为才能称作犯罪（罪刑法定原则）。

4、衡量犯罪轻重的唯一标尺就是社会遭受到的危害程度。

5、刑罚与犯罪应相适应（罪刑相适应原则）。

6、犯罪人不论社会地位如何，同样的罪应受到同样的惩罚（平等适用刑法原则）。

7、刑罚的目的是预防而不是报复。

8、为达到预防的目的，应采用温和的，然而是不可避免的刑罚。

9、法律应当规定得清晰明了，使大家都能理解，才能是预防性的。

贝卡里亚把他的论点归结成总结性的一般定理：刑罚不应是对付社会某一成员的暴力行为，刑罚应是公开的、及时的和必须的，在特定案件中应是尽可能地与其罪行成最小比例，并按照法律来决定。

这些主张对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走上刑法改革的道路起了促进作用。

伏尔泰曾经这样评价：《论犯罪与刑罚》这本小书具有宝贵的精神价值，好似服用少许就足以缓解病痛的良药一样。

当我阅读她时真感到解渴，我由此相信：这样一部著作必定能清除在众多国家的法学理论中依然存在的野蛮内容。

——法国18世纪启蒙派思想家伏尔泰出自《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一：刑罚的起源：在很久很久以前，人类并没有法律，人们各自过着独立自由的生活，随着战争的日益平凡，自由得不到保障，人们便联合起来组成了最初的人类社会，将一部分权利交给社会管理，建立了最初的管理机构，并推选出管理人，以便享有剩余的权利和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

然而，仅仅建立这种自由的托管机构还是不够的，必须有一种制度来保障托管机构的运行，以致那些破坏管理机制和回到原始的混乱状态的专横意图中止下来。

这时刑罚便产生了。

作者认为任何试图用公共福利把对社会所产生的欲望中和，以致使这种欲望不再爆发董事不切实际的，所以制定刑罚来规定一种固定的行为规则，来维护社会公共福利。

二：每个人都希望有刑罚权，作者认为这项权力是人们根据社会契约将自己的部分权利让出，每个人都希望交给公众保留的那部分权利尽量少些，只要足以让别人保护自己就行了，这部分让出来的自由就形成刑罚权。

综上所述，从刑罚的起源和刑罚权的产生，贝卡里亚得出四个结论：第一，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因为立法权只能由根据社会契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立法者才享有，任何一个司法官都不能以热忱或公共福利为借口，增加对犯罪公民的既定刑罚。

第二，代表社会的君主只能制定约束一切成员的普遍性法律，但不能判定某个人是否触犯了社会契约，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终极判决的司法官员，来对事实作出一个是否侵犯社会契约的判定。

第三，刑罚不应是残酷的，残酷的刑罚违背了社会的理性、公正和社会契约的本质。

第四，刑事法官无权解释刑事法律，因为他们不是立法者。

法官是从一切人的意志受托人君主那里接受法律。

如果法官能够解释法律，那么，公民的命运就掌握在了法官手中，法官补充自己头脑中的一系列混杂概念得出的谬误结论奉为合法的解释，而使法律飘忽不定。

所以，法官的唯一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违反成文法律。

法律的一个最基本的目的是预防犯罪，而不是为少数人的统治利益而利用，而要达到预防的目的，在成文法的国家必须是法律清晰明了，而不是含糊不清，应给是游人们都能理解的语言写成，而不是成为少数人任意解释的私家书。

了解和掌握成文法律的人越多，犯罪就越少，对刑罚的无知和琢磨不定，无疑会帮助欲望强词夺理。

这就是他所提出的法律应当规定得清晰明了，使大家都能理解，才能是预防性的。

从这一点出发，贝卡里亚对欧洲封建司法提出了猛烈的抨击。

他认为：难以容忍的迷信压迫着人道；少数人的吝啬和野心用人类的鲜血涂饰着王位和宫殿；隐蔽的背叛和公开的残杀；每一个贵族都成了平民的暴君；布道福音真理的牧师每天都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抚摸慈善的上帝。

而这一切并不是目前文明世纪的产物，尽管有人称它为堕落的世纪。

衡量犯罪轻重的唯一标尺就是社会遭受到的危害程度。

贝卡里亚认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任何中等智商的人都能够认识到，但由于各地情况的复杂性，认识这一真理的人只限于各国少数思想家。

犯罪时所怀有的意图不是衡量犯罪的标尺。

因为，这种标尺所依据的只是对客观对象的一时映像和头脑中的一时意念，而这些东西随着思想、欲望、和环境的发展，在每个人的生上都是不同的。

如果是那样，就不仅需要为每个公民制定一部特殊的法典，而且需要为每一次犯罪制定一条新的法律。

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最好的意图却对社会造成了最坏的恶果，最坏的意图却给社会造成了最好的好处。

在一部稳定的法律处理这一问题时难免会造成一些不公正。

被害者的地位同样也不是衡量犯罪的标尺。

如果这样，那么，同谋杀帝王的行为相比，对大自然的失敬行为，应该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因为自然地至高无上性完全足以弥补罪行间的差别。

罪孽的轻重程度更不是衡量犯罪度标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依赖于上天和造物主的，只有造物主才有立法者和审判者的权利，因为唯独他这样做不会造成任何麻烦。

罪孽的轻重取决于叵测的内心堕落的程度，除了借助神明之外，凡夫俗人是不可能了解她的，因此，我们不能用罪孽的轻重程度来衡量犯罪度。

罪责刑相适应作为现代刑法的一大基本原则，有其特定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是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给封建社会统治者滥用刑罚的通知以致命的一击。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判处刑罚要必须判处的刑罚要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同时这一原则也反映了社会危害程度作为衡量刑罚轻重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

正如贝卡里亚所说，公众所关心的是发生最少的犯罪，犯罪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尽量小。

因此，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欲望就越强，制止犯罪的手段就越强有力。

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适应。

如果刑罚不当，那么刑罚的对象应该正是她自己造成的犯罪，而且，造成的这种矛盾会越来越普遍。

如果对两种不同程度的侵犯社会的犯罪处以同等的刑罚，那么人们就找不到更有力的手段制止实施能够带来交大利益的较大犯罪。

试想，如果故意杀人和盗窃所适用的刑罚一样，都适用死刑。

那么为了占有他人财物，谁都会想到先杀人再拿东西，不仅效率高，而且够保险。

相比之下偷盗就是很傻的做法。

因为，这样的刑罚和社会危害程度无关，人们便不会想他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有多大的影响，子要用最少的手段得到最大的利益，怎么干都行。

如果刑罚就是这样，那他自身就是在犯罪，这样的惩罚与犯罪的矛盾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消灭的。

所以说，罪责刑相适应不仅能够减少重大犯罪，而且能够起到警示作用，让人们在实施犯罪行为的同时考虑到犯罪成本，而不是盲目的去危害社会。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一切合理社会的首要遵旨，正如法国谚语所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我的茅草屋。

侵犯公民安全和自由的行为是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

在这种犯罪中不仅包括平民犯下的谋杀和盗窃，而且也包括某些伟人所犯下的类似罪行。

因为，如果贵族侵犯公民安全和财产的犯罪不受到法律的惩戒，那么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导致的结果是：社会上的公平和正义荡然无存，统治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专制和强权，人民的财产和安全被任意践踏，社会契约被严重违背，法律处于虚无状态，甚至回到原始混乱状态。

正如贝卡利亚在书中所说：犯罪人不论社会地位如何，同样的罪应受到同样的惩罚。

伟人和富翁都不应有权用金钱赎买对弱者和穷人的侵犯。

否则，受到法律保护的、作为劳动报酬的财富就变成了保证的滋补品，一旦法律容忍在某些情况下，人不再是人，而变成了物，那么自由就不存在了。

那时候你会看到，豪强们将完全致力于从大量的民事关系中挖掘法律为他们提供的便利。

贵族特权在某些封建国家的立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贵族犯罪之后应当受到怎样的惩罚呢？贝卡里亚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城民都平等的依存于他任何名誉和财产上的差别要想成为合理的，就得把这些基于法律的先天平等作为前提。

有人会说，由于贵族的良好教育和高贵地位，贵族受到刑罚的惩罚对于刑罚给其家庭带来的耻辱是不公平的。

但是，贵族不应由于受过良好教育而免受惩罚和耻辱。

因为，良性的标尺并不是犯罪的感觉，而是他对社会的危害，一个人受到的优待越多，如果他实施犯罪行为，那么他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就越大。

刑罚的平等只能是表面上的，实际上则是因人而异的。

犯人的家庭所蒙受的耻辱，可以由君主对无辜家庭公开表示的恩惠所洗刷。

刑罚的目的是：阻止犯罪再从新侵害公民，同时警示其他人要引以为鉴，不要重蹈犯罪人的覆辙。

为使刑罚实现这一预防的目的，他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第一，刑罚要有确定性。

自由立法者将某种犯罪行为明确的记载于刑法当中，加上司法官的恪尽职守，天面无私，刑罚才能够发挥出令人恐惧的作用，展示出应有的威慑力，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残酷性，而是刑罚的必然性，只要犯罪就会受到刑罚的惩治。

第二，罪责刑相适应，要发挥刑罚的预防作用，必须使人看到犯罪的成本，当一个人想到犯罪后要受到刑罚的惩治，也许他会放弃去犯罪。

她指出，刑罚要必须符合犯罪的本性。

应当使犯罪的强度和性质与犯罪的严重程度和性质相对称。

这样进一步加强了犯罪与刑罚的联系，使人们无异议的认为刑罚是公平的，有一定的罪必有相应的罚，人们才愿意去遵守。

第三，从犯罪的时效性看，刑罚实施的越快，说明法律实施的约有效率，法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就会越快的树立起来。

试想某人犯罪后长期得不到惩罚，那么在他本人来看，法律就不起作用，只是摆设，他会再次以侥幸心理以身试法，而不是及时的去改过自新。

对于他人来说，不仅起不到警示作用，甚至会使法律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一张废纸，法律的威严逐步丧失。

正如贝卡里亚所说：“犯罪与刑法之间的时间隔的越短，在人们心中，犯罪与刑罚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就越突出、越持续，因而人们就很自然的把犯罪看做起因，把刑罚看做是不可缺少的必然结果。

”罪刑法定原则是贝卡里亚的思想的一大亮点，他谴责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的精神统治以可怕愚昧编造的莫须有罪名，将人任意惩罚，甚至当做牺牲品奉祀与贪得无厌的暴政偶像。

他认为：“每个公民都有权做一切不违背法律的事，除了其行为本身可能造成的后果外，不用担心遇到其他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