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文化意义陈力张永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院,北京100872)[摘要]辛亥革命不仅是一次政治革命,也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

从社会思想文化角度来讲,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

它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政治原则对封建专制的否定。

辛亥革命为在中国实现彻底的民主奠定了基础,打开了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

[关键词]辛亥革命;文化意义;思想解放辛亥革命从酝酿到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前后经历十几年,在国内外发生了巨大的震动和影响。

也许由于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制定民主宪法、创立中华民国的巨大成就,掩盖了其在文化上的意义,同时人们的注意力往往偏重于政治意义而忽视了文化意义。

辛亥革命无疑是一次政治革命,但同时也是一次文化革命,一次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革命。

革命的思想文化,是革命的先导,为变革作舆论准备;而革命的过程,又推动思想文化的发展。

任何一次大的政治革命,都不可能是单一的,也不可能和思想文化分离。

正如列宁所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纵观世界历史,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在任何一次革命之前,都是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荣的时期。

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启蒙运动,也没有法国大革命。

辛亥革命亦如此,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实现推翻封建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在从事政治、军事斗争的同时,也进行了思想文化的斗争。

辛亥革命不仅推动了中国政治、经济的近代化,也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

然而,有些学者认为,“人们对其文化的改革评价依据主要是政府的政令,而忽视社会实际效果的考察,导致评价过高。

”“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文化改革,主要是从属于政治的革命需要”,“辛亥革命主要是政治革命”,它对“社会文化改革是有限度的”。

不可否认, 1912年1月1日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政权,它只存在了三个月,而且它的各种措施甚至在南方各省也难以得到认真的实施。

尽管中华民国的实际结局与人们的期望有极大反差,但不能就此认为它只具有象征意义,不能据此就认定它是一块毫无意义和实际内容的“空招牌”。

而应该看到,民主共和国的建立给人们燃起了希望之火,使他们受到前所未有的鼓舞。

特别是在思想文化上,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当辛亥先驱们把根深蒂固的专制神权一同捅了个大窟窿,其解放思想的作用及其历史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专制帝制的覆灭意味着对儒学三纲之首和传统等级制度的彻底否定,意味着芸芸众生那些整天忙于磕头的脑袋和应酬跪拜的双脚同时得到解放,让它们有更多的时间用于思考和走路。

”同时在“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因而在评价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思想文化上的贡献时,不能要求他们比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更多更大,而应当看他们是否比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提供了更多新的东西。

单就思想文化转型而言,辛亥革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相对于社会政治体制、经济基础的变化、转型,思想文化这样一个有浓厚传统文化积淀的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

就当时的历史实际来看,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与戊戌维新派在思想文化上的贡献相比,不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新的发展。

一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通过报纸、刊物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

此时民主思想的传播重要特征就是它几乎抛弃了维新派“托古改制”的外衣,也不带任何神学色彩,而是直接依据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国家、法权学说以及进化论的观点在理论上论证封建君主专制存在的不合理以及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必然性,具有非常鲜明的近代性质和政治明朗性。

这为拯救祖国的危亡提供了新的认识,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增添了许多内容。

首先,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形势和性质作了比过去更为深刻和科学的揭露与分析。

他们认为列强对中国实行的帝国主义侵略,不是偶然的暂时的现象,而是一种有着深刻背景的趋势,这对提高人们的民族沉醉是有益的。

他们着重揭露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指出“经济上之竞争,其祸乃更毒于政治上。

何以故?譬之是犹人也,朝割其一手,夕割其一足,其人必痛,而其惊醒也易,而其反抗之力大,而其人犹可以复生也。

若举全身之精血而吸之,其犹茫然皇然莫知所由,未几乃病瘵以死矣。

此言其术也。

若夫于政治上,则未有经济之权既占,而政治上之权乃犹能以人者也。

盖其资本所在之地,即其政治能力所到之地,征之于近代,历历有明征也。

”这使民众明白,不仅在西方武装入侵逼到眼前时需要认真对待,就是对帝国主义可能采取的经济侵略也不能不预先防备,故而反帝爱国运动也就有了更加深厚而持久的基础。

其次,他们指出清朝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因此,反帝斗争必须和反清斗争联系在一起。

陈天华在《猛回头》中就一针见血地点明:“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洋人的朝廷”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被陈天华一语道破,立刻在爱国人民中形成一种普遍的新的觉悟。

同时他们鼓吹爱国主义,发扬民族主义精神。

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说的“民族主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二是反对国内满族贵族的统治。

他们提出了“帝国主义”的概念,指出帝国主义“乃膨胀主义也,扩张版图主义也,侵略主义也”。

而中国成了它们争夺的舞台之中心。

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由于清王朝腐败而致。

把反对外国侵略同反对国内反动统治者联系在一起,这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进程中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飞跃。

最后,他们指出:只有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将中华民族从危亡中挽救出来。

无数事实反复教育了国民:在这个政府统治下,任何根本性的改革都是不能实现的。

这就迫使人们不能不得出如此结论:爱国,必须革命。

如果不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卖国的清政府,就不可能把祖国从极端危急的局势中拯救出来,中国是没有希望的。

《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从多方面反复论证了革命的必要性,驳斥了改良派反对革命的各种言论,在广大爱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批判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同时,大力宣扬近代民主思想。

在其传播的民主思想中最具启蒙意义的还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天赋人权”说。

他们认为,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君主不能压、官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可越。

推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政体,是为了恢复人的自然之权利。

号召人们不仅要摆脱君权、外权的压制,而且要摆脱数千年来的风俗、思想、教化、学术的束缚,这样才能争得“自由之形体,独立之精神”。

他们大声疾呼冲决治人者与被治者之网罗,贵族与平民之网罗,自由民与不自由发之网罗,男子与女子之网罗,以实现国民的彻底平等。

他们甚至提出:国民享有上下平等,以及生命、言论、思想、出版、选举与被选举等天赋之人权,无论何时,政府不得侵犯,否则,人民便可揭竿而起,将其推翻打倒在地,建立新政府。

可以说革命派所宣传的自由、平等、博爱之思想,为五四时期激进民主主义者大大发扬光大而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在辛亥革命时期从客观事实反复教育下获得的新认识和新觉悟,也是辛亥革命时期先进的思想家、政治家们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封、民主思想,它使长期处在封建毒雾迷绕下的近代中国人民经受一次空前广泛的民主洗礼。

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二“随着每一次社会的巨大变革,人们的观念也会发生变化。

”由于革命派革旧立新,旧制度倾覆,人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获得了一次空前的大解放,打破了政治舞台上的沉闷局面,促使社会思想活跃起来。

首先,人们对政治生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参与政治的意识大大增强。

在封建社会,士大夫以“君子不党”自保,普通老百姓也以“莫谈国事”自律。

由于“专制局破,共和成立”,政府的鼓励励,“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

”于是人们的参政意识一发不可收拾。

民国初年,国内志士相率组织政党,积极投身沸腾的政治生活。

此时民主空气浓厚,民主潮流高涨,民主宪政在实验中,言论、结社是自由的。

“一时报纸风起去涌,蔚为大观”, 1913年7月前统计全国达五百家,发行总数达4200万份,当时平均每10人就有一份报纸。

“读报者虽限于少数人士,但报纸发表之意见,由公众的或私人议论,几乎下等之苦力,亦受其宣传。

”许多政党与报纸以监督政府为自己的责任,议论时政得失,评说政府官员,乃至公开斥责大总统。

政党和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 1912年10月,仅在民政部立案的团体就有85个,包括政治团体22个。

众多政党合法并存,和平竞争,出现了盛况空前的竞选热。

从1912年底到1913年年初,各省进行国会议员选举,竞选者奔走四方,发表演说。

当时登记的选民达4200万人,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0%,远远超过1908年清王朝进行资政院和咨议院选举的0. 4%的比例。

同时,为了适应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需要,人们迫切需要学习政治、法律知识,“一时法政学校遍于全国”,各类法政学校和大学法学专业学生猛增。

普通老百姓对政治所抱的消极、冷淡、回避和畏惧的态度改变了。

革命二字,已经成为他们的口头禅。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成,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去髻灭,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辛亥革命时期,主张“女权解放”,呼吁妇女解放、妇女参政的声音是非常突出的。

在“三权”(族权、父权、夫权)的压迫下,广大妇女“出入无自由,交友无自由,婚姻无自由,非顺从家主,不得其所欲”。

革命者对进行激烈抨击,“夫三从四德,数千年来之古训……人人奉以金科玉律”,以至人尽奴性,习非成是,漠之不察,“以今日之醒眼观之,固不足以当一噱”。

在革命者的宣传下,广大妇女也认识到“居地球之上,其不幸者莫如我中国人,而中国女界,又不幸之最不幸者”。

所以她们要求“女权摧折残败兮,自我复之。

自由废弃坠弛兮,自我举之。

”1912年1月11日的《民立报》传出发自女界的声音:“天下兴亡,匹妇有责”,一字之别却使人顿生“换了人间”之叹,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

从1902年到1912年十年间出版的女子刊物就有三十八种之多。

资产阶级革命派指出:“男女同生天地间,同有天赋之权利,同有争存之能力。

”革命党人宣传的家庭革命、女权革命,其中包括着婚姻革命,即革除封建婚姻制度的种种弊病,破除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等等恶习和陋习。

提倡男女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建立夫妻关系平等,一夫一妻制的现代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