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者言说中国土司制度
目前，外国学界对中国帝制晚期（13-18 世纪）的研究日渐深入，其中也不乏涉及西南地方社会渐次被纳入到中央王朝统治过程的研究。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一统”观念作为一套最具强势的诠释话语主导着这方面的研究进程，我们亦可称之为“开化”、“汉化”等。

究其根本，和自先秦以来所崇尚的“大一统的政治哲学不无关系。

总得来看，这无非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探究思路，或者说是“从中央到地方”的视野模式。

这种“自上而下”的视野必然是探究中央王朝和地方关系的一条线索，但是如果我们一味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于认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裨益不多。

当然，就这一点，历史人类学家就做出了相当多
John E. Herman 的《帝国势力深入西南：清初对土的贡献。

其中
司制度的改革》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笔者对该文略陈管见如下，如有不妥之处，还请指教。

全文以雍正帝于1728 年所颁布的“改土归流”诏引出在西南土司与晚清中央政府关系转变的历史背景下，时人（士大夫）对雍正朝“改土归流”意见不一的尴尬境况，并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雍正偏离了自顺治、康熙以来力图通过对边疆土司制度的改革来深化清朝政府的政治影响及文化声望，以求在“开化夷民”的基础之上废除土司制度的“大一统”之路。

但同时作者又认为，雍正的这一举措却是对清初改革西南土司制度意外结
果的合理反应。

文章用较大的篇幅描述了清朝初期（顺治康熙时期），中央
政府为稳固统治对西南土司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作者以土司承袭 制度和土司区官学体制作为切入点，详细描述了这一时期土司职 位承袭途径的变迁以及中央利用优势汉文化渗透边疆社会的模
式的建构，并以此论证清朝统治者试图通过这一长期计划,
阻碍西南地区一体化进程的诸多政治和文化堡垒。

譬如中央政府 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确定土司区父子相传的承袭制度, 只有土司的直系后裔才具有承袭权， 如此一来，就颠覆了以往较 为混乱的继承模式，使得原本有机会承袭的土舍或其他土著精英 失去了这一权利，自然而然地将边疆社会精英阶层内部分化开
来。

当然了，并非只要作为土司直系后裔就能顺利继承掌管一方
社会中的影响，并将其与土司承袭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 且对接 受官学的资格做出了特殊的说明。

如此一来，又在无形之中拉大 了精英们的距离。

所以，作者也注意到了清初西南土司制度改革 下所引发的与统治者初衷背道而驰的客观结果——西南边疆土 司社会内部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并最终取代了中央预想的稳定安 邦的社会局面，这就是雍正帝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 而这个问 题也印证着清初土司改革之后西南边疆土司社会内部原有的传 统政治关系的决定性变化。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才有了开篇中提到 的雍正帝进一步推行“改土归流”的圣命。

消除 规定 的权利, 中央政府通过官学体制的推广强化了正统价值观在边疆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对清代西南土司制度研究的个性化视野和独特见解。

土司制度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地方行政制度，历来受到历史学界，尤其是民族史学界的重视，研究成果著述颇多。

1949 年以前诸多人类学家从现实的需要出发研究土司制度，并成就了一系列经典之作，代表人物有林耀华、凌纯声、佘贻泽等。

由于这些研究者大都有着较好的人类学基础，故而在重视传统的致力于挖掘、解读史料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同时，深入实地进行田野调查。

建国以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投入到此项研究之中，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就是这一时期的集大成之作。

总结这一时期的土司研究特点，无外乎是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无休止的考据，和民国学者的研究相比较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向：建国后的土司研究更多的转向民族史研究，将土司制度“化石化”，
否认其与现实生活的联系，缺少的民国时期学者的人文关怀。

试图从者们的研究更倾向于给“土司制度”下一个精准的定义，古典
文集中搜罗涉及土司的相关叙事。

这或许是现阶段国内土司研究最为迫切的问题――转变研究视角，寻求历史文本背后的情境。

相形之下，John E. Herman 的《帝国势力深入西南：清初对土司制度的改革》就做了很好的示范。

文章中，作者没有一味地追求研究区域内土司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和单纯的历史叙事，而是选取了清初中央政府对西南土司的改革措施作为研究对象，当然也并非简单的文献堆叠，而是把这一时期边疆社会对清初西
南土司改革的回应（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作为拐点，得出了顺治、康熙时期侧重通过教化稳固统治的道路在雍正时期遭到破
坏，而这种破坏却是清初对西南土司改革的客观结果的结论。

作者认为，康熙皇帝针对西南边疆地区下达的诏令可以视为清初中央政府整饬土司制度的手段，在此诏令中，概括了朝廷对土司的各项措施，
表明了政府希望与土司建立一种适当的平衡的关系: 清朝政府对土司不
能太严酷，亦不能太仁慈。

文章中，作者以小见大，通过对个案（罗成县）的分析来透视中央政府在土司承袭及边疆官学体系改革的客观后果，提出雍正的“改土归流”是统治者对这个后果做出的合乎情理的
反应，但这个回应和顺治康熙时期对西南地区统治制度有着本质的差异。

笔者认为这一视角也为国内学者研究土司制度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和借鉴。

另外，作者大胆拓新，一改以往学界在关于西南边疆社会和
中央王朝互动关系中起着主导的诠释话语“大一统”、“开化论”的定式，力图改变“自上而下”的从中央王朝看地方社会的视角，通过边疆社会对帝国改革土司措施的应对来定性清初三位皇帝对西南边疆的政策。

作者试图运用“自下而上”视角来探索中央王朝和西南边疆社会的关系。

但稍显遗憾的是，总看文章的引用的相关材料和文献，除了已有的占多数的英文学术成果
外，中文资料中甚少涉及地方社会史料，更多的是以官方正史为
据。

如此一来，作者预定的自下而上视角的史料论据支撑相对单
薄、不够有力， 这也使得作者的最终文章和最初目标不能完整契 司制度殖民说”不敢苟同。

作者以西方学者的身份在关于中国土 司制度的研究中坚持了一贯主张的“土司制度殖民说”的观点， 简单地借用殖民主义来框定帝国在西南边疆社会的统治政策策， 指出帝国出台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边疆社会内部暴力冲突以及 汉民族和非汉民族矛盾的措施类似于英国王室在北美殖民中对 印第安人的偶有的保护、 荷兰在其殖民地颁布保护当地人民免受 其殖民代理人的侵犯。

作者还提出清朝政府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对 西南边疆进行长期有效的管制， 因此借助边区非汉民族精英的力 量，通过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治权，以求实现其统治。

作者还将这
种统治方式和近代西方强权在亚非拉所建立的殖民代理政权画 由此可
知， 作者将晚清帝国对西南的统治定性为军事征 服和殖民，是借文章对以往史学界叙事中的“儒家教化使命”这 一理论的抨击， 进而论证清代在西南所为乃是殖民扩张， 而非开 中国在贵州的殖民， 1200-1700 》( Amid the Clouds and Mist
China '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 ， 1200-
1700 ) 了相类似的观点， 认为明王朝对西南的统治属于殖民统治， 其论 据是西南非汉民族被系统排斥在竞逐科场必须的教育之外， 不能在中国官僚体制中取得一席之地。

我们姑且先不探讨这一观 点的正确性，如果单单以此观点对照到本文所探讨的文章中来，
合。

除此之外，笔者对作者在行文过程中所秉持的“土
上等号。

化。

另外，在作者另一篇“饮誉不断”的著作
云雾之间
中，也提出
因而
作者对清初中央政府在西南土司官学体制上改革的大力论述和
辩证，是否与《云雾之间》的观点有着诸多相悖之处？再者，事
实上，明清政府都极其致力于官方正统哲学尚仁重和”和
儒家思想在非汉族群地区的传播，因为这对维护中央权威和地方
稳定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和作者在本篇文章中所主张的大致
相当，由此又怎么能够说明中央的政策属于殖民呢？针对作者在
其两篇文章中的不同论述方式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中央在
西南边疆属于殖民统治，笔者实在参不透其中原委，或许这正好印证了某些西方学者思维中既有的偏见和惯性。

笔者认为Herman
这种机械地借用殖民的观点来讨论“羁縻- 朝贡- 土司”等中国古代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手段和举措，这其中的可行性实在有待考证。

以上是笔者对John E. Herman 的《帝国势力深入西南：清初对土司制度的改革》一文的简单看法，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