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估算方法综述哈尔滨师范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崔玉平什么是经济增长?简单地说，就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国民财富的的实际增加量或实际增长速度。

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 Per capita)增长率或人均国民收入（NI per capita)增长率来表示。

随着当今信息时代的发展及未来知识经济时代的迫进，过去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劳动力数量和实物资本积累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现在正逐步转变为以科学技术的进步、制度的创新、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盘活为经济增长的首要来源。

随之而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角色作用，日益成为争论的中心议题。

作为科技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显著。

这种显著性及显著性的大小，需要通过估算的数据来说明。

尤其是在我国，一方面希望通过发展高等教育，实现和促进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教育资源的稀缺和高等教育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日趋递增，人们开始思考高等教育是否应该随着私人教育需求量的扩大而扩大，公共教育资源是更多地投入到基础教育以促进公平，还是更多地投入到高等教育以提高民族的科技竞争力。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被迫重新去思考和估算，教育及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是否值得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投资。

事实上，人们最初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估算，并不是出于教育自身资源配置效率的原因，而是由于经济学家在寻找导致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时候，发现了教育这个人力资本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试图把这种作用分离出来，加以量化，从而开创了估算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和方法。

比如前苏联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于20世纪20年代所采用的工资劳动简化法；以及美国的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丹尼森(E．F．Denison)于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方法，都是出于对经济增长因素计量的需要而建立的。

本文的目的仅在于综述和发挥各种有关估算教育及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方法。

一、教育贡献率的表示方法表示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有多种，概括起来看，可以从估算以下四个方面的指标值入手；(1)教育对新增国民收入额的贡献比例，即由教育所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增加量(△Y e)占国民收入总增加量(△Y)的比例(△Y e／△Y)。

(2)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即把教育当作一个生产要素，由教育这个要素投入所带来的那部分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y e)占国民收入总增长速度(y)的比例(y e／y)。

(3)教育对新增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比例，即由教育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劳动力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增加量(△(Y／L)e)，占总劳动生产率增加量(△(Y／L))的比例(△(Y／L)e／△(Y／L))。

(4)教育对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即由教育这一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S e)占总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S y)的比重(S e／S y)。

目前所见到的方法，主要是从前两个方面入手来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面主要介绍前两方面的估算方法。

二、估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率的方法1．舒尔茨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估算方法在西方，舒尔茨被认为是就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做定量分析的第一人。

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是西方众多估算方法的根据，也是舒尔茨、丹尼森的估算方法的基础，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此函数。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和数学家何布于20世纪30年代，在研究1899—1922年美国制造业劳动和资本对生产的作用时得出一个生产函数。

Y=AαKβ其中，Y代表产出量；K代表资本投入量；L代表劳动投入量；A为不变的“效率系数”；指数α和β代表资本和劳动在总产量中的相对比重，且α＞0，β＞O，α+β=1。

根据美国20世纪的统计资料估算出α和β分别约为0．25和0．75，表明这一期间，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对总产出的贡献率分别为25%和75%。

参数α和β还可以称之为产出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弹性。

因为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存在着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量，分别为：δY/δK=αAK a-1Lβ=α(Y/K),ΔK/δL=βAKαLβ-1=β(Y/L)。

由这两个式子得出α=(δY/δK)(K/Y)，β=(δY/Δl)(L/Y)，α表示产出量的变动率与资本投入量的变动串的比率即产出的资本弹性，β表示产出量的变动率与劳动投入量的变动串的比率即产出的劳动弹性。

舒尔茨以美国1929—1957年的数据为例，计算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第一步，计算1929—1957年国民收入增长额(△Y)以及劳动力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的余值增长额。

△Y等于报告期(1957年)国民收入(3020亿美元)减去基期(1929年)国民收入(1500亿美元)，结果等于1520亿美元。

然后，求出1957年劳动力所创造的实际国民收入与按照1929年劳动生产率水平计算出来的1957年劳动力所创造的虚拟国民收入之差额，结果为710亿美元。

其中劳动力所创造的那部分国民收入是通过总的国民收入乘以何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β值即0．75求得的。

第二步，用反事实度量法，计算出1929年至1957年教育投资增量。

首先计算1929年、1957年社会积累的教育资本存量。

一定时期内教育资本存量计算公式：E r＝Ci*Bi，其中，i为毕业生的教育等级或类别的数字代码，n代表不同教育等级或类别的个数，E t为一定时期内全部教育资本存量，C i为i级毕业生人均教育费用，B i为具有i级学历或类别的就业劳动力人数。

其中的各级教育毕业生费用包括社会支付费用、家庭支付费用以及为上大学或中学而放弃的收入即教育机会成本。

其次，计其1957年实际教育资本存量与按照1929年人均教育投资水平计算出的1957年虚拟教育资本存量的差额，把这一差额作为1929—1957年教育投资增量，用△Ke表示(△K e=2860亿元)。

第三步，计算1929年至1957年间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r)。

某级教育收益率(R i)＝(X2一X1)／C1·100%其中，X2代表本级毕业生人均年均工资收入，x，代表低一级毕业生人均年均工资收入，Ci代表本级毕业生获得本级教育学历的人均教育费用。

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r)＝W i·R I，式中i分别取初等、中等、高等三个级别。

W i为权重，其值为某级教育投资占总教育投资的比重，R i为某级教育投资收益率。

按此公式计算，美国1929—1957年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占总教育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8%、45%、27%，教育投资收益率依序分别为35％、10％、11％，总的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r=28%×35%十45%×10%十27%×11%=17．27％。

第四步，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

公式为：P e＝(△K e r)／△Y，其中P e为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K e为一定时期教育投资增量，r为一定时期内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Y为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增量。

利用上述方法，舒尔茨计算结果为，1957年美国由教育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占总的国民收入增量P e＝2860×17．27%÷1520≈33%，占劳动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余值增长额(710亿美元)的70%。

舒尔茨没有单独计算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是我们按照他的方法推算下去，用高等教育投资量占总教育投资的比例27%，乘以总教育资本增量(△K e=2860亿元)，求出高等教育资本增量(△K he＝772．2亿元)，再乘以高等教育收益率(11%)得84．942亿元，这就是1929—1957年劳动者因接受高等教育所多获得的收入，它占国民收入增量1520亿元的的百分比为5.59%，，即1929一1957年高等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为5．59%。

我国学者曾采用舒尔茨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估算方法，估算过我国特定时期的教育贡献率。

但是这种方法在中国未必完全适合，因为它的理论前提是假定处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的要素理论上的。

西方经济学的要素理论认为，劳动力所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劳动力的价格，而劳动力所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就是劳动力在生产上的贡献，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因此，工资等于劳动力在生产上所作出的贡献。

于是便以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起止年间工资收入差别，作为其计算起止年间教育投资收益串的依据。

在中国，则不同，劳动力工资收入不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竞争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资刚性”、“收入分配上的趋同性”、“收入来源的隐蔽性和多元化”、“劳动力部门所有制”等现象迄今依然存在，因而，工资收入基本上不能正确反映劳动力的市场价值和知识价值，也不等于他对国民收入的贡献。

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国采取舒尔茨方法计算出来的起止年间教育投资收益率可能很低，因而导致低估了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其次，舒尔茨计算教育投资收益率的方法也未必合理。

即使在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收入差别也不能全部归因于教育程度的差别，如个人天赋、种族特权、家庭背景、社会机遇等都会直接影响收入，因此需要对收入差别进行折算，否则便高估了教育投资收益率。

这一点丹尼森已经考虑到了，对工资收入差别用O．6做折算。

再次，舒尔茨的方法并没有涉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经济生活中的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的促进作用，当今时代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忽视了高等教育对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的作用，使低估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劳动力质量修正法这种方法不是在生产函数中增加一个教育因素、而是在考虑教育对劳动力质量作用的前提下，通过某种简化系数，使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转化为劳动力数量的增加。

通过计算一定时期内，由于教育的作用而增加的那部分劳动力所创造的国民收入量，占国民收入总增加量的比例，从而估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1924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前苏联社会科学院院士斯特鲁米林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在世界上首次以工资为尺度确定劳动简化系数。

对劳动力质量进行修正、计量了前苏联20年代教育对国民收入的贡献。

此后，前苏联学者科马洛夫于1972年在《培养和使用专门人才的经济问题》一文中，根据受教育年限长短的不同，确定了具有不问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以此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0年-1975年期间，整个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7．1%。

前苏联学者C.JI．科期塔年在《教育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一书中，则以教育费用的不同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的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5年一1970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