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东亚国家，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构成多样、内容丰富的政治文化。
从文化源流的角度看，日本政治文化的起源有三大方面：一、本土生成的传统文化；二、源自中国的儒家文化；三、吸收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文化。
这种文化源流的多源性导致了日本文化结构的多重性与复合性。
从文化发展演变的阶段看，上述三个文化源流在日本文化发展史上又先后占据主导性地位，使日本文化的发展演变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从内容构成上看，日本政治文化有以下几大要素：神国思想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
这几大要素虽然不足以涵盖日本政治文化的全部内容，但却构成了日本政治文化最具特色和基础性的本政治文化的结构特征与基本要素林晓光（法学博士）日本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东亚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构成多样、内容丰富的政治文化。
其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有本国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浸润，也有对外来文化、尤其是对于古代东方文化和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东、西两大文化在日本这样一个岛国上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使其政治文化具有多源、多重、多样的特点。
日本政治文化的起源有三大方面：一、本土生成的传统文化；二、源自中国的儒家文化；三、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文化。
文化源流的多源性导致了文化结构的多重性与复合性。
因此日本政治文化的要素构成和结构特征又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演变、发展的过程密切相关，而且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二是外来文化的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某些历史时期甚至具有压倒性、主导性的作用和地位。
三是在对于外来文化的学习利用、融会贯通的同时，基本上保持了本土的原生性文化的精髓。
日本政治文化有以下几大要素：神国思想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
这几大要素虽然不足以涵盖日本政治文化的全部内容，但却构成了日本政治文化最具特色和基础性的主体部分。
从这几个角度入手，也许还不能准确而全面地把握日本政治文化的整体框架和丰富内涵，但至少揭示了日本政治文化最主要的构成要素和基本特征，多少可以提供一个分析平台，用于解读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行为特征、日本政府政治运营的核心理念及其对外政策的决策思想等政治行为的文化背景和内涵。
基于政治文化的考察视点，我们考察和研究的主要是文化对于国家政治外交、政府政策行为的影响问题，因此基本上不涉及以物质形式表现出来的物态文化，而是兼及文化的制度、行为、精神等三个层面，并集中于文化思想对于政治的渗透和影响，以及政治行为反映出来的文化底蕴。
从这一点考察日本的政治文化，我们就不能不将考察的主要对象和内容放在日本的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等方面。
因为笔者认为：对日本政治、外交，乃至民众心理、民族文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
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作为复合型的传统政治文化和社会思潮，对日本民族的发展和国家和民族的近代化、统一国家的形成以及中央政权的建立，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不失为积极的作用。
但但日本近代历史告诉我们，作为一把“双刃剑”，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过分张扬和推崇，尤其是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政策理念的全面又使之自我异化，走向极端化、沙文化，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实行扩张主义政策、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理念，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蒙蔽国民，驱使国民为其侵略战争卖命的意识形态工具。
由此可见，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与日本对外扩张的力量和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成为考察和解读日本近代政治文化的一把钥匙、一个切入点。
在对日本的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进行考察时，笔者并未全面考察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历史源流、发展演变，也没有从哲学的角度分析它思想渊源或理论观点，而是主要考察民族主义对于日本政治文化的影响，分析在日本政治变动和外交决策的过程中，民族主义作为文化环境所起到的作用。
必须指出的是，在二战以后的在民主改革中，日本的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被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天皇集权、军部擅权的法西斯专政体制被废除，政教分离，神道与国家政治分离，民主、和平思想的传播，议会内阁制的政权体制的建立，普选制的实行，这一切都有助于民主和平的政治文化在日本的形成。
至少在国家政治外交的层面，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已经大为削弱，不再发挥主导性的作用。
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思潮、民族心理的深层，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仍然存在并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存在着积极与消极、正面与负面的多方面作用，不应、也不可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以偏概全。
不能不注意的是，冷战后在日本政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似乎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这种发展变化的趋势是什么？将对日本政治产生何种影响？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日本政治外交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日本政治文化的结构特征与基本要素日本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东亚国家，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构成多样、内容丰富的政治文化。
从文化源流的角度看，日本政治文化的起源有三大方面：一、本土生成的传统文化；二、源自中国的儒家文化；三、吸收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文化。
这种文化源流的多源性导致了日本文化结构的多重性与复合性。
从文化发展演变的阶段看，上述三个文化源流在日本文化发展史上又先后占据主导性地位，使日本文化的发展演变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从内容构成上看，日本政治文化有以下几大要素：神国思想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
这几大要素虽然不足以涵盖日本政治文化的全部内容，但却构成了日本政治文化最具特色和基础性的主体部分。
从这几个角度入手，多少可以提供一个着眼点或分析平台，用于解读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行为特征、日本政府政治运营的核心理念及其对外政策的决策思想等政治行为的文化背景和内涵。
基于政治文化的考察视点，我们考察和研究的主要是文化对于国家政治外交、政府政策行为的影响问题，因此基本上不涉及以物质形式表现出来的物态文化，而是兼及文化的制度、行为、精神等三个层面，并集中于文化思想对于政治的渗透和影响，以及政治行为反映出来的文化底蕴。
一、日本政治文化的结构与渊源东亚文化发源于中国，中华文化是东亚地区传统文化的源头与核心。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古代中国社会的策源地在黄河流域，它从这里扩展到长江流域。
远东社会的策源地把这两个流域都包括在内，然后一方面沿着中国海岸向西南方扩展，另一方面向东北扩展到了朝鲜和日本。
”[1]这就清楚地描述了古代东亚文化扩展流布的脉络，进而说明了中日文化关系的源与流、原发与继发的联系。
成熟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对日本原始文化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尤其是代表古代中国宗法伦理、道德纲常的儒家学说，实际上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古代东亚各国社会伦理道德、政治法律制度的精髓和准则，显示了强有力的文化自生创造性。
与此相比，日本文化则具有突出的移植模仿性，日本的儒、佛、道诸家学说思想，甚至文字、习俗、政治法律制度，都是自中国移植模仿而来。
这种移植模仿性又反映了日本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非但不排斥外来文化，反而通过积极地吸收、消化、改造，充分利用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使之适应日本社会的发展需要，成为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加速日本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旦日本发现西方文化具有比中华文化更先进的成分时，就竭力突破中华文化的封建桎梏，积极向西方文化学习，摆脱中华文化的束缚和局限，推动社会和文化的“蛙跳式”的发展跃进，成为东亚地区唯一的资本主义强国，跻身于西方列强之列。
这又反映出日本文化的随机性和应变能力强的特点。
1、外来文化与日本政治文化的结构、源流日本是一个岛国，是公元一万多年以前由于海水上涨才与大陆分离而形成的。
其本土文化一方面受到大陆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在结合大陆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对大陆文化进行改造加工，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
日本的传统文化形成于农耕社会确立和统一民族国家成立的弥生时代至大化改新时期。
[2]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日本进入弥生文化时代，稻作农耕获得了迅速地发展，水利的利用，农具的制造，祭祀活动以及对于这些事务的管理，促进了社会的分化大约公元前1世纪，在日本的九州和畿内地区出现了国家。
其中奴国（今福冈县福冈市）出土的西汉铜剑、铜矛和“汉倭奴国王”金印，证明了日本早期国家与中国汉王朝存在的联系。
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在日本出现了更为强大的地域性国家，邪马台就是其中较为有名的一个。
[3]公元四世纪初，日本的地域性国家逐步发展成为以畿内地区为中心的大和王国。
随着统一国家政权的建立，日本开始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
因为日本的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在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少的情况下，自成一体地发生和成长起来的，相对于其他许多大陆国家而言，日本的早期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国产文化”，具有相当强的“原生性”。
这既是日本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也是日本文化的源流和组成部分之一。
公元592年12月，推古女王继位掌握朝政大权。
第二年又立圣德太子掌管朝政。
他们两人进行了多项改革，史称“推古朝改革”。
主要的改革内容有：1、制定《冠位十二阶》，按照儒家的德、仁、礼、信、义、智，规定六级十二阶冠位的高低。
2、制定《十七条宪法》，遵循儒家的“礼治”思想，强调“治民之本，要在乎礼。
上不礼而下不齐，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其中14条涉及官吏的行为准则。
3、尊崇佛教，“当今朕世，祭祀神祗，岂有怠乎”，“群臣共为竭心，宣拜神祗”。
4、积极开展对隋朝的外交。
607年，小野妹子使隋所持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当年9月大和国使者来隋所呈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天皇”。
是日本统治者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天皇”的称号。
[4]通过典章制度和对外交往，极力体现王权的至高无上和国家的尊严地位，是日本国家意识和权力意识的形成与强化。
646年的“大化改新”是日本大力模仿和吸收中国唐朝文化的时期。
随着唐朝的典章制度和文化、文物被大量复制、移植到日本，在日本文化发展史上形成了“唐风化”的热潮。
到平安时代（794—1192年），进入日本的唐朝文化被改造、更新，与日本传统文化结合交融，实现了“国风化”。
幕府时期（1192—1868年），在武士政权的统治下，日本完成了对佛教和儒学的“日本化”。
德川家康曾指出：“吾国乃神国也，尊神崇佛，……佛即神，神亦佛，两者同一。
固君臣之道，坚守国家统一，乃吾日本向神誓忠及崇仰神之明证也。
……仁、义、礼、智、信之理，亦皆含于神意之中。
”[5]这里谈到了神、佛、儒三种文化的关系及其在政治文化上的意义。
神佛同一，但神在佛先，文化思想上的“佛主神从”转化为“神主佛从”。
以儒学之伦理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则皆存于神意之中，而对神的忠诚与崇敬又体现于政治上的君臣之道、国家统一，以及“士农工商”的区别身份尊卑的社会等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