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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小说中的薄情男性形象

·2006年第1期·127收稿日期:2006-4-12作者简介:田海虹(1981—),女,西安交通大学电信学院研究生工作部,硕士,西安710000田海虹茨威格小说中的薄情男性形象在茨威格的小说中,有众多的“薄情”男性形象。

这些男性自私成性,给关爱他们的女性造成无数的身心打击。

作家着力表现了他们的残酷性和可悲性,揭示了造成他们无情冷漠的性格的原因。

而作家之所以塑造这样一批“薄情”的男性形象,则源于文学传统的影响、恋母情结的心理因素和作家自身的批判精神。

薄情;自私;恋母情结;批判精神[中图分类号]I521.0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6)01-0127-04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世界级小说大师,他的作品得到了世界各国读者的关注和研读。

关于他作品的研究文章和书目已是卷帙浩繁,不计其数。

但是,以前的研究者在探究茨威格的创作时,多注重他塑造的充满激情的女性形象,而忽略了作品中众多的薄情寡义的男性形象。

因此,本文拟就茨威格小说中的这类男性形象做一粗浅探析。

一茨威格的小说擅长描写资产阶级社会里女性绝望苍凉的不幸命运和生存状态。

他为了描写女性的遭际而描写男人的世界、述说男人的故事。

在茨威格的小说世界中,大约有40多位角色鲜明的男性,而薄情的形象竟占了二分之一强。

《巫山云》(又译《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小说家R “喜欢所有的女人,像蜜蜂采花似的对世界滥施爱情,而不愿做出任何牺牲”[1]。

女子13岁时和R 第一次见面,从此决心献身于他;第二次见面女子已经18岁了,他当然不记得这就是当年那个邻家妹妹,他给了她充满激情的三夜,然后出门旅行,说一回来就立即给她写信,但他并未履行诺言。

后来,他又常常遇到她,可目光是“客气而生疏的,是赞赏的,但从来没有认出我的神情,生疏,可怕的生疏”[2]。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女子去世前一年。

他们在歌剧院的包厢里相遇,R 用“欣赏的、露着色迷迷的目光”[3]看着女子,他把她当作妓女,做了个“温柔”的嫖客。

他对女子说“美好的东西是忘不了的,我永远也忘不了你”[4],而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记住她,正如从来没有记住他玩弄过的任何一个女茨威格小说中的薄情男性形象学报128人一样。

R在文质彬彬的外表下,掩盖着一颗冷漠自私的心。

《雷泼莱拉》中的男爵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境窘困。

他通过隐瞒无数的债务而与一家殷实的工厂主的女儿结婚。

他贵族风度十足,懒散而奢侈,对妻子无情冷漠,只看重她的钱。

他的妻子在漫长的孤独生活中变得神经脆弱,几近精神分裂。

她外出疗养时,男爵在家里日日笙歌燕舞,和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女性调情作乐。

他的忠实的女仆,克莱岑莎,一个年近四十、相貌平庸、性格古怪的人,被他的几句无心的玩笑话打动,对他顶礼膜拜起来。

克莱岑莎忠实地为他服务,替他掩盖奸情,共同对付女主人。

执着顽固的克莱岑莎为了给男爵绝对自由的生活,她谋杀了女主人,还造出自杀场面。

男爵明白事实的真相,但他默认了法医的自杀鉴定。

可他不再需要克莱岑莎的服务,甚至开始讨厌她了,最后唆使新来的管家辞退她。

克莱岑莎在对爱情的绝望后跳河自尽。

男爵不仅对妻子无情,没有对她尽过丝毫责任,对十分忠实的女仆也是过河拆桥,男爵自私卑劣的品性被展示得一览无余。

在《艾利卡·埃瓦德尔之恋》中,女主人公所钟情的是一位有杰出音乐天赋的提琴高手,他骗得了艾利卡的爱情后,以“为艺术献身”的理由拒绝与艾利卡结婚。

然而事实上,他是抛弃了艾利卡与一个女歌手交往。

《家庭女教师》中女教师相恋的对象是主人家的侄子奥托,一个在校大学生。

当他骗取了女教师的感情及身体后,就远远避开她。

《恐惧》中的依莱娜太太爱上一个“有名的钢琴家”。

她和情人的幽会被一个自称是钢琴家前任女友的人发现了。

那个女人跟踪她,勒索她,甚至知道她的家庭住址。

她非常害怕她丈夫知道她的丑事,整日生活在极度的恐惧当中。

就在她经受巨大煎熬来找她的情人求助时,钢琴家却在和另一个女人翻云覆雨,还撒谎说他在上钢琴课。

钢琴家对感情的态度可见一斑。

《热带癫狂症患者》中的妇人委身于一个“非常年轻”的白人军官,为了不让即将回来的丈夫知道奸情,她做了不科学的人流,不久一命归西。

而那个年轻军官自始至终也不知道妇人是由于他才死于非命的,可见他对自己的行为并没有清醒的意识和负责的态度。

《夏天的故事》中“闲散高雅的人”一时兴起,给在同一个地方度假的年轻女士匿名写了封缠绵悱恻的情书,结果女士被突来的“爱情”搞得魂不守舍,而他却在一旁取乐;《灼人的秘密》中的男爵,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而骗取一个天真的孩子的信任进而接近孩子的母亲,在劣迹败露后销声匿迹,不知所终;《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的青年,全然不顾C太太对他慈母般的关怀和挚爱,继续走进赌场……上述这些男性大多外表风流倜傥,出身富裕,有的还在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他们可以算是成功人士,是社会的精英阶层。

但是实际上,他们内心空虚无聊,缺乏对生活对朋友的关爱,只是在无聊的逗乐中聊度余生。

二综观上述这些“薄情”的男性形象,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些经验性的结论,对他们的形象特征做出分析。

首先是他们的模糊性。

作家在描写这类人物时,经常是简单地给出其出身(如贵族出身、知识分子出身等)和他们的社会身份(如提琴手、钢琴师、年轻军官),而对于他们的个体特征和事迹则很少谈论,即使偶尔提及,也是在与女性主人公的对比中凸显出来的,是为塑造女主人公的形象做衬托和做铺垫的,如《雷拨莱拉》中懒散的男爵。

作家从来没有把他们置于作品的中心地位去描述,他们的存在或出场都是以女主人公的情节需要而设置的。

我们还发现,这些男性形象很少有自己的名字,向来都只有一个模糊的代号,如“年轻军官”、“小说家R”、“男爵”、“钢琴师”等,即使少数的有明确姓名的形象,如《家庭女教师》中的奥托,给读者的印象除了虚伪和不负责任外,再没有其它任何正面影响,他与“男爵”、“提琴手”等人并无实质上差异。

作家对这些男性形象的处理显示出一种边缘性的态度,同时也注定了他们模糊的面孔。

其次,是他们的残酷性。

他们得到女人的感情后,就急于摆脱她们。

奥托以“好生复习功课,没工夫干别的”为理由避开女教师,对他的所作所为支·2006年第1期·129支吾吾,言辞闪烁,最后干脆搬出去住。

《雷泼莱拉》中的男爵也采取同样的手段,以搬到别的地方居住来躲避克莱岑莎。

他们的行为给那些女性造成了巨大的身心打击。

被抛弃后的艾利卡对爱情失去了信心,白天教音乐,晚上在孤独中度过;女教师在遭到奥托的抛弃和主人的无情辱骂和辞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陌生女人为了抚养她和小说家的孩子沦落风尘;依莱娜太太在恐惧中差点服毒自杀;克莱岑莎因为男爵的辞退而跳河自尽……这些悲剧尽管女主人公自身有着不可逃避的责任,如女教师未婚先孕、依莱娜太太红杏出墙,但是,这些男人的自私残酷才是造成诸种灾难的罪魁祸首。

最后,是他们的可悲性。

作为男人,尤其是在皇室王朝统治的奥地利,他们出身显贵,接受高等教育,享受社会崇敬,但他们既没有为国家建设、社会进步做贡献,也不能给依靠他们、挚爱他们的女性以同样的爱情,犹如一具行尸走肉,在官场、情场中徘徊游荡。

这是他们的可悲性。

更重要的是,他们之所以成为这样一群浪子,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奥地利,社会道德对性的问题讳莫如深,避而不谈,同时又“要求年轻人以某种不引人注意的方式来处理这种难堪的事”[5]。

尽管资产阶级要求所谓的“正派作风”,“而事实上,我们发现以前一直寄予信任目光的各种权威——学校、家庭、社会道德,在性这个问题上的表现是极不诚实的,甚至可以说,他们要求我们在这件重要事情上也要鬼鬼祟祟、偷偷摸摸”[6]。

而“教师或父母们身上的任何虚伪行为都不可避免地促使年轻人用怀疑的,从而也是更尖锐的目光来观察周围环境的人。

”[7]这种虚伪的社会环境把很多青年引上歧途,渐渐对感情变得随便、轻浮,最终既分辨不出情爱和性爱的异同,更无力面对真正的爱情。

其实,他们中的一些人内心还潜藏着对真情的渴望,如小说家R在看完陌生女子如泣如诉的信后,他“感觉到一次死亡,感觉到不朽的爱情”[8];《夏日的故事》中的“富贵闲人”粗暴地拒绝给故事加上“那个女子已攫住了他的心”的结局,而这正是“他的痛处”,他拒绝承认自己已经动了真感情,而要极力保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他们的思想意识不由自己主宰,而受控于强加在头上的虚伪道德。

这是他们可悲性的原因所在。

三与茨威格小说中的富有人道精神、坚强善良、灵魂高尚的女性形象相比,这些男性形象实在是很逊色。

那么,茨威格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些具有负面色彩的男性形象呢?首先,是世界文学传统给作家带来的影响。

中外文学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写女性美多于男性美。

尤其是在十八、十九世纪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西方文学出现了大量颂扬妇女美德,歌颂女人聪明、美丽、善良,追求女性解放与男女平等,反抗封建压迫的作品。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里把主人公吉卜赛女郎爱斯梅哈达写成真善美的化身,她具有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屠格涅夫在《前夜》里把叶琳娜塑造成具有为革命献身精神的新型妇女形象,革命青年的楷模;哈代在《无名的裘德》中对勇于抗争、具有叛逆精神的淑予以热情的歌颂与赞扬;还有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梅里美笔下的嘉里曼等都是富有光彩的女性形象。

中国古典戏曲、传奇小说中也有许多富有光彩的女性形象。

马尔克斯在谈到《百年孤独》的创作时说“我认为,妇女们能支撑整个世界,以免它遭受破坏;而男人们只知一味地推倒历史。

”[9]作为文学大家,茨威格深受这种文学传统的影响,他塑造的女性形象自然比男性形象更光彩夺目。

其次,是来源于恋母情结的心理因素。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他经过大量的临床分析和长期心理研究,认为男人都有“恋母情结”,女人都有一个“恋父情结”,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也就是说,无论男女都有一种对异性亲近的潜在意识。

出于这样的心理因素,作为审美主体的男性作家,往往把女性作为审美对象,对女性给予更多的关照。

就个人经历看,茨威格的母亲出身于一个“国际性的大家族”,会讲德语、意大利语等好几种语言。

他的两位妻子,无论是前妻弗里德利克还是绿蒂都从家庭和事业上给予他无微不至的照顾茨威格小说中的薄情男性形象学报130和支持。

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三位女性都如此可亲可敬,那他笔下的那些充满人道精神的女性形象多少有她们的影子。

除了异性相吸,还有一个同类相斥的心理问题。

男性作家很少把赞美之词送给男性。

如《巴黎圣母院》中的两个男性,副主教克罗德道貌岸然,心狠手辣,卡西莫多虽心地善良却面貌丑陋;《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卡列宁死板冷酷,渥伦斯基风流无情;《百年孤独》中男性或荒淫或残暴;《红楼梦》中的男性大多碌碌无为,不务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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