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白话文发展史在谈论白话文发展史之前有必要先搞清楚：什么叫白话文？什么叫“文言文”？白话就是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

白话文以现代中国人的口语为源泉。

通俗地说就是我写我口，白话文是一种民间文学的文体，白话文的历史，可追溯到唐宋年间。

白话文它是和古代正统的古文文体——文言文相对立。

什么叫做“文言文”？文言文目前学术界的正统观点就是以古汉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

而笔者不认为这样，实际上文言文从一开始就与当时人们的口语语言脱节，所以从古至今“文言文”一直叫做“文言文”而不叫“语言文”。

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科学研究表明:人类的诞生已经有至少一两百万年的历史，无论汉语起源于我们这个龙的故乡，还是来之世界其它什么地方，或是来之地球的上一届文明，作为世界各种语言中一支最有生命力，世界使用人口最多，世界最优秀的语言汉语，我们想她的诞生不管当初的情况怎样，她应该也有至少一百万年的历史，因为否则使用汉语的祖先一百万年来将会是没有思维的哑巴。

科学研究还表明:汉字这个世界最古老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无论源头来之我们这个龙的故乡，还是世界其他什么地方，其年龄不会超过一万年，因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苏美尔文字诞生于公元前3500年，而埃及的文字诞生得要比苏美尔文字晚，中国的象形文字考古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是在6000-8000年前，中国的文字之神相传是4000年以前的黄帝之史仓颉，到公元前1500年中国才开始使用系统的表意文字汉字。

也就是说汉语在诞生至少100万年后，汉字才刚刚露出很不成熟的萌芽，文言文目前学术界的正统观点还认为：在秦汉时期文言文与当时的语言基本一致的，所以把文言文看着为古汉语。

研究还表明白话文在唐朝时期已经出现。

从中我们看到按照文言文目前学术界的正统观点的逻辑推理：100万年来汉语发展来发展去还是没有转变成现代汉语，而在她零头不到的时间距今2000年左右时间的秦汉时期开始一直到距今1000年左右的唐朝为止的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了古汉语向现代汉语雏形的转化，这似乎有点让人觉得有点牵强，因为我们知道语言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具有继承性和渐变性，用一百万年的时间实现继承基础上的渐变让人感到可信，符合逻辑，而用一千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突变过程让人觉得不太可信，有点不符合逻辑。

那么文言文目前学术界是如何形成这样的正统观点的呢？最大的可能是根据在秦汉时期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写的文言文的格式基本相同这点，就判定文言文是这一时期古代人的语言，由于文言文与现代汉语也就是白话文的不同，就认为文言文表述的是“古代汉语”。

其实这个逻辑就像将来的人（假设现在还没有发明录音设备）看到世界不同地方上的人，用相同的计算机编程语言来编写程序，就误认为这是当时人们使用的是“古共同语”。

事实上当时的文言不一定代表当时的语言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的汉语已经发展了至少有一百万年的历史，相对汉字要成熟得多，而汉字是在汉语发展至少有一百万年后出现的，由于汉字刚发明时字数很少，再加上使用的是笔画繁多的繁体字，加上没有现代书写工具—笔和纸，书写工具笨拙，书写成本很高，效率很低，因此不能用白话文的方式来记录语言，只能发明一种简略的形式来记录语言要表达的意思，就好像以前在电话和手机未普及前打电报成本高，人们打电报时会用一种缩略形式来代表用某种语言要表达的意思,例如：“赶快回来”人们会缩减成“速归”一样，久而久之人们就发明了一种用汉字来记录语言的缩略体，这种体由于与语言体有一定的距离，因此慢慢就形成了不同于语言体的文言体，古代人应该已经注意到了这种与语言体的不同，所以把这种体写的文章叫文言文，而不叫语言文，应该是很准确的，由于文言文不是当时的语言文，不表明任何语气，因此文言文不用表明语气的标点符号，现代人给文言文进行句读加标点符号，纯属不了解古人文言文不属于古代人的汉语这一点。

由于文言文当时是自发的一种白话的缩略体，各地方言不同，每一个个体表达方式也不一样，久而久之就形成各个地方的文言体，这样势必影响了更大范围的信息交流，这一情况的改变只有在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通过国家的统一文言文的书写标准才能够改变，所以现在看来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中的“书同文”，不仅仅是汉字的统一，而且是文言文的表达方式的统一。

这不仅仅是因为可能而且是必须的，因为否则对信息的解读会成为问题。

就像计算机编程虽然使用的都是英文，但仍然要规定语法——编程的规范，否则计算机自身编译会出错，更不要说在不同计算机之间的移植运行。

秦汉时期由于国家已经统一，因此国家有能力有需要对文言文的写法进行统一标准，由于各个地方的文献都用统一的文言文格式来书写，因此，给后人造成了表达的就是当时人们讲的“汉语”的错觉，其实要知道中国形成统一的国语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在没有现代化广播电视的条件下，当时的古代人不可能有统一的全民族语言，所以这更加印证了，当时的文言文不代表当时的“汉语”—“古汉语”。

中国的白话文正式走上正统地位，是五四运动“我写我口“的结果。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从北京推向全国的一场划时代的文体改革运动。

它提倡书面语不用文言，改用白话或语体。

白话文运动先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发动，进而在“思想革命”中发展，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

运动的提倡者主要是胡适(1891～1962)、陈独秀(1880～1942)、钱玄同(1887～1939)、鲁迅(1881～1936)等。

他们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以北京大学进步师生为主力，同形形色色的文言维护者开展论战，赢得了白话文的胜利。

白话文运动的历史背景：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

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

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

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的。

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了起来。

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传播佛教教义，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抬头而出现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

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

历代不少学者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同口语相一致。

1861年，洪仁玕(1822～1864)根据洪秀全的指示，颁布《戒浮文巧言谕》，提出了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之言”,“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

又过了二三十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

如黄遵宪 (1848～1905)引俗话入诗，宣称“我手写我口”（《杂感》）；裘廷梁(1857～1943)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发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陈荣衮第一个明确主张报纸应该改用白话文;王照更声明自己制定的官话字母,只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

同时，他们还积极写作通俗浅显的文章。

梁启超(1873～1929)最先向霸占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挑战，创制了“新文体”，用的虽还是文言，但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已向着白话文迈出了第一步。

接着白话书报在各地涌现，日见兴盛，其中白话报纸有10多种，白话教科书有50多种，白话小说有1500多种。

可是直到辛亥革命(1911)之前,还没有人自觉地去实现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重大的变革。

从清代末年到民国初年，接连出现了几件可以决定文体改革方向的大事：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二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帝；三是粉碎了袁世凯称帝迷梦(1916)，《新青年》发出提倡科学和民主、打倒孔家店的号召。

思想的解放带来文体的解放，觉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民主主义的浪潮，为白话文运动打下了群众基础。

白话文运动的经过：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

文中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

这个纲领性的意见，很快就得到陈独秀的响应。

钱玄同也及时发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寄胡适之》，1917）的口号,最先把反对文言文同反对“独夫民贼”、反对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尝试集序》，1918）联系起来，并在陈、胡强调“文学革命”的时侯，第一个考虑到应用文的改革。

1918年 1月，《新青年》实现自己的主张,全部改用白话文。

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首先突破，显示实绩。

年底，李大钊(1889～1927)、陈独秀创办白话周刊《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1896～1950)、罗家伦(1897～1967) 等创办白话月刊《新潮》。

不久，鲁迅指出，白话文应该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杂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这就把白话文放在现代中国人口语的基础上。

白话文运动的各种口号提出以后，遭到一些支持文言文的学者的猛烈攻击。

如古文家林纾(1852～1924)攻击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言”，南京东南大学教师胡先骕(1894～1968)认为白话文“随时变迁”，后人看不懂，等等。

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868～1940)等据理驳斥，引起一场关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论战。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白话文运动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一年之内,白话报至少出了400种。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文。

新文学的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也相继成立。

1921年以后,胡适去“整理国故”了。

胡先骕的《学衡》杂志、章士钊(1882～ 1973)的《甲寅》周刊，为迎合封建势力复辟，先后对白话文进行反攻。

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文化上以《向导周报》、上海《民国日报》等为阵地,共同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在这种形势下,鲁迅先后发表了《估学衡》(1922)、《答KS君》(1925)、《再来一次》(1926)等文章，大抵采取“以毒攻毒”的方法,用古书作法宝,证明鼓吹文言的“学衡”派和“甲寅”派实际自己也做不通古文，错用典故；白涤洲(1900～1934)、唐钺(1891～1986)也在《雅洁和恶滥》(1925)、《告恐怖白话的人们》(1925)等文中给以批驳，这才把那批反对派打退了。

白话文运动的成就：白话文运动的结果,是使白话文在文学作品和一般学术著作的范围内取得了合法的、正统的地位。

它的成就首先表现在白话文理论的建设上:①关于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学说。

这学说的框架有3条：a.白话为文学之正宗。

为打倒文言文的正统提供了历史的根据。

b.用白话作各种文章。

让白话文成为通用的书面语，为白话文的推行提出了奋斗的目标。

c.白话文以现代中国人的口语为源泉。

为白话文的建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②关于文体改革的具体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