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小说《班主任》里的人物，主要有团支书谢惠敏，班干部石红，班主任张俊石，后进生宋宝琦等，他们的形象分别是：团支书谢惠敏（这个人物一般都是《班主任》一文赏析的重点，因此我分析得比较详细）（1）她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孩子，她身上有着劳动人民闪光的一面。
例如她坚持“绝不能让贫下中农损失一粒麦子”的信念，让同学把偷偷带走的麦穗送回去。
（2）但是她作为班里的团支书，是一个很敏感的女生，尤其是涉及政治的问题，动不动就喜欢搬用政治大道理。
她很关注班上同学思想动态的发展，但是却没有了同龄人的纯真好动。
这在文中“她根本对任何球类活动都没有兴趣。
的确，谢惠敏除了随着大伙看看电影、唱唱每个阶段的推荐歌曲，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
”等语句里都有所暴露。
又例如她对张老师提出带领团员去参加爬山的活动时，第一反应是：“爬山，那叫什么组织生活？我们读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啊……”（3）她盲目排斥宋宝琦、不理解石红与张老师，认为《牛虻》是落后书籍，并不是因为她从不读书，而恰恰相反，她只读“过滤”好的书，丧失了独立分析能力，她受到的是“左”的毒害，以致于颠倒了是非。
总体来说，谢惠敏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在她身上却不容易看到被伤害的痕迹，原因很简单——因为她的“受害”并不是肉体上的伤害，而是精神深处的，甚至连她也尚未醒悟。
班干部石红和班主任张俊石：（1）他们在作品里是作者肯定与赞扬的对象，因为他们没有动不动就搬大道理或摆架子。
（2）他们都不用单纯的政治纲领认定《牛虻》一书的好坏，也不排斥宋宝琦，而是对任何事物或事件采取实际分析的态度。
（3）但是两人地位的不同使得两人的立场有细微的区别，例如石红表达个人观点有时也带着征求张俊石老师或父母的意思，相对要小心谨慎些；班主任张俊石的言行就显得斩钉截铁，果断得多，富有独立性。
（4）因为《班主任》是刘心武新时期的开篇之作（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的开篇之作），所以作品里的“正面人物”形象，即班干部石红和班主任张俊石的描写，都显得很单薄，有概念化、说理化的倾向。
后进生宋宝琦（1）其实他的家庭背景并不坏，但是家庭对他的约束与教育却并不好，这是他成为后进生的重要原因。
（2）文化水平低下，被笼统地贴标签认识，导致有些自暴自弃。
（3）他再最需要接受教育的时候赶上了“十年浩劫”，无止的运动使他随波逐流，在沉沦中失去判断能力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他认为《牛虻》不是好书。
他是需要拯救而非无药可救的对象。
这篇小说的意义是：“浩劫”中受害的人们（尤其是成长中的孩子），不仅肉体上受到伤害，而且精神上也同样受到伤害。
但是更可怕的地方在于，孩子们精神上的“伤痕”往往是作为一种“进步”的表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更具有欺骗性，所以只有从精神层面上挽救就这些受害者的灵魂，社会才能进步。
《班主任》一文，虽然仍或多或少地停留在说教层面，但是其“救救孩子”的呼声与当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同样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乔光朴之后，蒋于龙又塑造出车篷宽(《开拓者》)、高盛五(《人事厂长》)、牛宏(《锅豌瓢盆交响曲》)、宫开宇(《悲剧比没有剧要好》))等同类文学形象。
这些形象虽然从总体而言未脱离乔光朴模式．但也备有性格各有特点，他们与乔光朴一起共同构成了蒋子龙作品中被人们称为"开拓者家族"的人物形象系列。
农村改革小说：陈焕生系列高晓声创作的以陈奂生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
这些作品是分两个时期完成的。
一是80年代初的《“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一是90年代初的《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
高晓声以他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变化的历史画卷，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揭示，也达到了相当深刻的层次。
王利发：《茶馆》中的王利发是个继承祖业的小业主。
其性格特征是既诚信本分，恭顺谨慎，委曲求全，又处世圆滑，精明强干，善于应酬，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接待方式。
他身上有买卖人的自私，也有下层人物的善良正义。
这种双重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在黑暗腐败的社会环境中不敢得罪权势，为自身生计只能想方设法进行改良，最终被逼上绝路。
秦仲义：秦仲义是个民族资本家。
第1幕登场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势衰落，他凭着一颗报国之心，变卖祖业创建工厂，想实业救国。
他耗尽40年的心血办起不小的企业，觉得这样就足可以“富国裕民”。
他错了，抗战刚结束，他的产业就被政府没收了，当局不但没有接着好好办厂，还把机器当成碎铜烂铁给卖掉了。
他在黑暗岁月里单挑独斗了一辈子，终于惨败下来，也是必然的。
常四爷：常四爷是一个正派、淳朴、刚直、勤恳的满族人。
作者写常四爷的主要用意，一是要写出旗人下层的确有一批忠肝义胆的爱国者，二是要写出满族文化精神中也存在一些极有价值的东西，三是要反映出从清末过来的满族人，并不都是些坐吃等死的“窝囊废”。
常四爷的身上体现了晚清时节八旗将士多数人仍在坚守的爱国情操。
松二爷：松二爷也是个旗人，心眼好，但胆小怕事，懒散而无能。
清朝灭亡前，他游手好闲，整日喝茶玩鸟。
清亡后，“铁杆庄稼”没有了，但他仍然留恋过去的生活，不愿自食其力。
他宁愿自己挨饿，也不让鸟儿饿着，一提到鸟就有了精神，最后终于饿死。
这是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旗人的典型，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
刘麻子、唐铁嘴等：这是一群地痞无赖，一个说媒拉纤、拐卖人口，一个是麻农相士，算命骗人。
这样一类人物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畸形和病态。
吴祥子、宋恩子：顺风倒的奸邪小人，靠坑害别人钻营偷生。
崔久峰：“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者——“中国非亡国不可”的失败主义者。
刘心武小说《班主任》里的人物，主要有团支书谢惠敏，班干部石红，班主任张俊石，后进生宋宝琦等，他们的形象分别是：团支书谢惠敏（这个人物一般都是《班主任》一文赏析的重点，因此我分析得比较详细）（1）她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孩子，她身上有着劳动人民闪光的一面。
例如她坚持“绝不能让贫下中农损失一粒麦子”的信念，让同学把偷偷带走的麦穗送回去。
（2）但是她作为班里的团支书，是一个很敏感的女生，尤其是涉及政治的问题，动不动就喜欢搬用政治大道理。
（3）她盲目排斥宋宝琦、不理解石红与张老师，认为《牛虻》是落后书籍，并不是因为她从不读书，而恰恰相反，她只读“过滤”好的书，丧失了独立分析能力，她受到的是“左”的毒害，以致于颠倒了是非。
总体来说，谢惠敏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在她身上却不容易看到被伤害的痕迹，原因很简单——因为她的“受害”并不是肉体上的伤害，而是精神深处的，甚至连她也尚未醒悟。
班干部石红和班主任张俊石：（1）他们在作品里是作者肯定与赞扬的对象，因为他们没有动不动就搬大道理或摆架子。
（2）他们都不用单纯的政治纲领认定《牛虻》一书的好坏，也不排斥宋宝琦，而是对任何事物或事件采取实际分析的态度。
（3）但是两人地位的不同使得两人的立场有细微的区别，例如石红表达个人观点有时也带着征求张俊石老师或父母的意思，相对要小心谨慎些；班主任张俊石的言行就显得斩钉截铁，果断得多，富有独立性。
（4）因为《班主任》是刘心武新时期的开篇之作（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的开篇之作），所以作品里的“正面人物”形象，即班干部石红和班主任张俊石的描写，都显得很单薄，有概念化、说理化的倾向。
后进生宋宝琦（1）其实他的家庭背景并不坏，但是家庭对他的约束与教育却并不好，这是他成为后进生的重要原因。
（2）文化水平低下，被笼统地贴标签认识，导致有些自暴自弃。
（3）他再最需要接受教育的时候赶上了“十年浩劫”，无止的运动使他随波逐流，在沉沦中失去判断能力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他认为《牛虻》不是好书。
他是需要拯救而非无药可救的对象。
这篇小说的意义是：“浩劫”中受害的人们（尤其是成长中的孩子），不仅肉体上受到伤害，而且精神上也同样受到伤害。
但是更可怕的地方在于，孩子们精神上的“伤痕”往往是作为一种“进步”的表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更具有欺骗性，所以只有从精神层面上挽救就这些受害者的灵魂，社会才能进步。
《班主任》一文，虽然仍或多或少地停留在说教层面，但是其“救救孩子”的呼声与当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同样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伤痕》：作者描写王晓华母女生离死别和她与小苏爱情生活悲欢离合的情节，有力地控诉了“四人帮”对老干部和年轻一代的迫害，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干部和人民在“四人帮”法西斯统治下的苦难。
妈妈在临死前给女儿的信中说：“虽然孩子身上没有像我挨过那么多‘四人帮’的皮鞭，但我知道，孩子心上的伤痕也许比我还深得多。
”王晓华在痛苦地回忆这些年的不幸遭遇后，也默默地想：“亲爱的妈妈，女儿永远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许茂是作品中刻画得最有深度的人物形象。
在农业合作化时期，担任作业组长的许茂，全身心地投入集体的农副业生产，是一位深受人们敬重的“爱社如家”的积极分子。
他居住的那座宽敞、明亮的三合头草房大院，就是合作化以后他辛勤劳动的结晶。
之后随着左倾思潮的泛滥和“文革”的一场动乱，农民利益受到严重的侵害，许茂的灵魂开始变异，性格也变得自私、冷酷、无情无义。
他情愿让自己宽敞的三合头草房空着，也不肯接纳遭灾的大女儿一家；在连云场赶集时，他趁穷苦女人为孩子治病之危，竟压价倒卖菜油。
一个从农业合作化时期顺畅生活过来的农民，性格竟然发生如此剧变!作者解剖许茂老汉，更是在解剖历史。
在“文革”后期，当许茂从工作组的整顿中看到了葫芦坝的希望，他那被扭曲的性格又开始朝着正常的方向转变，焕发了生活的热情。
小说让许茂思想性格的变化历程烙上鲜明的时代印记，包孕着农村生活曲折变化的丰富内容。
四姑娘许秀云，是许茂众多女儿中受苦最深、感情负荷最重，也是作者倾注了全部热情刻意描写的一个人物。
她勤劳、善良、贤淑，性格蕴藉，对爱情和幸福充满执着的追求。
虽然在少女时就受到郑百如的奸污，被迫成婚后又受到他百般折磨直至遗弃，但这些都没能泯灭她对生活的希望。
面对郑百如泼来的污水和不被人理解（包括自己的父亲和姐妹）的现实，她始终未放弃一个普通农家妇女所能采取的抗争行动。
她拒绝再嫁到外地，在连云场，她落落大方地跟金东水一家人走在众目睽睽的街上，在夜间细雨中，她奔走于乡亲们中间，揭发郑百如的罪行。
许秀云的悲苦命运和不屈抗争的精神，以及她在逆境中对未来幸福的执着追求，不仅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深刻理解，而且反映出迷雾将要消散，光明日渐显现的时代进程。
除许茂老汉和四姑娘许秀云外，小说对三姑娘的泼辣、七姑娘的庸俗、九姑娘的纯真，都写得颇有个性与特色。
小说采用“家庭纪事”的结构方式，以一个家庭的矛盾纠葛和人物性格的变化来反映整个社会的动荡和时代的足迹，达到了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
对蜀中一带自然风物的描写，又使作品染上浓郁的地方色彩，并蕴含着象征的意味。
抒情议论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但过多的议论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含蓄、蕴藉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