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节约集约用地约束下的土地管理制度创新模式研究摘要：土地供需矛盾日益尖锐已成为地方政府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展中的重要障碍。

本文在分析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理论基础上，以国家节约集约利用试点市合肥市为例，分析了以“双向约束”为主的制度创新模式及主要成效。

并对进一步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节约集约用地；国家试点；双向约束；制度创新a study on innovation of land management system under constraintsof urban land intensification—a case of hefei li xue-ming, shi lei(management schoo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china)abstract: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ntradiction of land supply and demand，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were used in this paper. ‘two-way constraint mechanism’ which used in urban land intensive and conservation wa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empirical findings, the new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for conservation and intensive use of urban land.key words:intensive and conservation use; national experiment unit; two-way constraint mechanism; policy innovation1 引言土地供需矛盾日益尖锐已成为地方政府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障碍。

2007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8.27亿亩，按照到2020年18亿亩耕地不可减少的“红线”估算，每年可供占用的土地面积仅为200万亩，不足建设用地需求面积的1/6。

此外，土地利用方面还存在着土地资源短缺、城市土地低效利用和区域生态空间破碎化并存的现象。

现实的压力决定了土地利用不能再走粗放式的老路，寻求在节约集约利用约束条件下的土地发展新模式，对于解决当前中国土地利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2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内涵西方学界很早就意识到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有益于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益，并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这一问题予以阐述。

1867年，马克思注意到农村集约耕作中存在着报酬递增的规律性，“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于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1］；而级差地租的存在，则促使土地利用者在空间上寻找最合理的节约集约用地方式，“地价昂贵的第一个后果便是，使人们不得不高度集约使用土地”［2］；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家开始从土地产权配置的角度来研究此问题［3］；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规划学则进一步分析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与经济效益间更加复杂的内在联系：arnott和lewis从微观行为理论出发，研究了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的因素，发现在城市用地扩展中，投资密度（土地集约水平的重要指标）与资本的利率成反比，与地租的预期变化方向成正比［4］；brueckner利用居民效用最大化理论，扩展了城镇土地利用结构的均衡模型，证明土地集约程度的重要指标—建筑物层高从中心城市的cbd向外围递减，且大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程度高于小城市［5］；stern从城市发展的历史路径依赖特征出发，对不同形式的城市人口密度函数进行了估计，发现距离中心城市的远近是解释人口密度的重要因素［6］；西方学界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出现了田园城市、卫星城镇、带型城市、现代城市等多种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模式，并最终形成了较为成熟和完整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理论—“精明增长（smart growth）”。

以这些理论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实践经验，以地理科学、土地科学、城市科学等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了在中国情境下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问题。

曹建海认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是一个相对性概念，相对于中国传统的粗放用地模式，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土地利用集约度，因此，不应寻找最高的土地利用强度，而应寻找最优集约度，使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7］；毛蒋兴认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应当引入“土地有效利用”的概念，原因在于土地利用效率在经济学中有一定的计量标准，达不到或者超过这个标准，都会导致土地利用效率的损失［8］；部分学者从不同空间尺度出发，认为中国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应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次［9］。

可以发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扩大。

虽然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概念和内涵尚未达成共识［10］，不难发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基本内涵应当是：对有限的土地资源，依靠科学的规划、先进的管理，通过集中投入有效的资源、劳动和技术（设备），以环境消耗最小化为原则，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综合效益最大化；其中，节约用地强调用地效果，主要是从保护土地资源出发，通过政策、措施或技术手段，减少经济社会发展对具有自然价值的土地造成不可逆的消耗；集约用地则强调用地方式，主要通过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提高土地利用率、或优化土地利用结构等措施，从而使土地利用强度和效率达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一般而言，集约用地必然导致节约用地，集约用地是节约用地的主要手段。

3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实践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模式。

1984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率先开展了土地利用类型的研究，并完成了全国1∶100万土地利用现状图的编制工作；1986年8月1日，国家土地管理局正式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土地的合理利用和管理，但当时的法律法规严重滞后，没有相应的体制、机制和法制作保证，对规划引导用地的要求只是一纸空文，集约用地的思想，只能依赖与当时生产方式相对应的建设用地定额指标体系进行管理；1998年以后，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及其后续的规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土地用途管制、耕地保护、建设用地管理以及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基本规范；2008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通知》要求：建立节约集约用地的长效机制，走出一条建设占地少、利用效率高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土地利用新路子；此后，国土资源部专门召开研讨会，研究全国范围内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问题，确定长沙黎托片、合肥市和广东省为全国的区域、城市和省级层面的节约集约试点单位，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开发区土地节约和集约用地评价工作。

在2008年确定的节约集约试点单位中，合肥市是唯一的国家试点市。

作为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率快速提升的省会城市，合肥市土地供求差距不断扩大。

为此，探索节约集约用地对于合肥市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两年多较为系统的探索与实践中，合肥市在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模式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总结了大量的经验，为全国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4 合肥节约集约用地试点市的制度创新及成效4.1 合肥市土地利用现状分析依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统计，合肥市行政辖区总面积7055平方公里，现有耕地562万亩，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2亩，严格保护耕地等农用地资源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非常必要。

合肥市城镇市辖区面积838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416平方公里。

2007年，合肥市开展闲置土地清理，当年清理土地1600亩；2009年，再次清理闲置土地6700余亩，批而未用土地7000余亩；2010年，合肥市开展工业用地潜力调查，其中某国家级开发区工业用地总面积12.21平方公里，平均投资强度为220.22万元/亩，闲置面积713.81亩；低效面积3911.17亩，占总量的25%。

另外，合肥全市共有城中村358个，总占地7.9万亩，除去30%的安置用地，还有约5.5万亩潜力。

由此，节约集约利用城镇存量建设用地，非常重要。

合肥市农村居民点布局松散，土地浪费现象严重。

全市特别是三县农村居民点宏观上布局松散，微观上缺乏统一规划，空隙地多，人均用地规模偏高。

2009年末，全市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面积达231平方米，远高于《村镇规划标准》中相应的最高人均用地标准(120~150平方米／人)。

据统计，合肥市农村现有70.74万个住户，农村宅基地占地96万亩，人均0.4亩，户均1.35亩，其中约70万人（约合21.4万个住户）已经有1年以上不在农村居住。

按照农村居民平均每户拥有住宅面积128平方米计算，实际农村空置住房面积达2739万平方米，浪费严重。

如果按照人均综合占地100平方米规划，全市可退宅还耕60多万亩。

由此，节约集约利用农村建设用地，非常必要。

伴随着合肥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人多地少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加剧。

在市区增量土地的供应方面，也存在着制约因素。

从供给数量上看，城市建设用地增长潜力有限。

难以作为城市建设用地的面积占市辖区增量土地总面积的68.9%。

不考虑基本农田的保护要求，可以作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农用地、居民点与工矿用地、闲置的荒草地与裸土地和其他可用于城市建设的土地面积只占市辖区增量土地总面积的31.1%。

从布局上看，西北部分布有饮用水源—董铺水库和大房郢水库，可利用的土地需要作为生态环保用地；东部分布大型铁路编组站，受其分割，土地难以成片开发使用；西南部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增量土地资源较少，仅占6%，尚要在较高的土地利用水平基础上挖掘利用潜力。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是保障合肥市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建设的必由途径。

4.2 合肥市节约集约用地的制度创新合肥市在具体工作实践中，主要通过建立“双向约束”机制、调整城镇体系布局、集约建设开发园区、集中改造城中村、规模推进土地整理和紧凑开发滨湖新区等创新手段，实现节约集约用地目标。

4.2.1 建立“双向约束”机制“双向约束”机制是合肥市在土地节约集约用地探索过程中所实施的一种全新机制。

它的核心内容是在建设用地审批、管理和使用的全过程以合同方式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实现建设项目用地长效管理和过程管理。

在以往土地的使用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土地利用问题上存在着博弈支付，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土地利用上也存在着博弈支付，项目用地之间在排他性产权未界定情况下在土地利用上同样存在着博弈支付，在排他性产权尚未建立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和企业以较低成本掠夺土地等生产要素，增加了土地利用的社会边际成本，使得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