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大钊与工读主义工读主义，亦称工读互助主义，主张劳心与劳力、公与读、教育与职业相结合，学问与生计合一。

共度主义者希望通过工读互助的办法创造一个“人人工作，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的新社会。

实质上，工读主义是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以及“新村主义”等思想融为一体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互助论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主要理论之一。

他在1917年出版的《互助论》中指出，互助是生物界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通过互助即可进入无命令、无权利、无服从、无制裁、绝对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中国的影响：1、1917、10 军代英在武昌创立以“互助”命名的社团—互助社，并出版《互助》刊物，该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定名互助社，取克鲁泡特金新进化论的意义”。

2、李大钊认为“人类的进化，是由个人主义向协和与平等的方向走的一个长路程”，而“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

协和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

”他认为互助论是“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认定的基础”这基础就是协和、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

泛劳动主义的创始者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

他认为“人类本务”是与自然相争，既靠劳动维持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工作劳动是一种快乐，为人工作和为自己没什么区别。

所谓泛劳动主义，“就是凡人皆不可不劳动之一种主义而已（此外所说劳动者指的肉体的劳动）。

无论什么人，总没有利用他人劳动、掠夺他人储积和他人生产物之权利。

人欲得衣食，需要靠自己的劳动。

人人自劳而食（此为根本），什么财产啦，资本啦，一切为罪恶源的东西，都无存在之必要”。

五四运动后，工人阶级的力量得到重视，这一思潮得到了空前流行。

日本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也是五四时期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较大的一个思潮。

他从1910年开始提出新村主义。

新村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不满意现存的不合人道的社会制度，幻想脱离这个社会，另辟一块小天地，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互助友爱的理想的新社会。

即以改造旧社会为目的、创造新社会为归宿的一种立国之道。

实践：在日本九州建成了“新村”1919，周作人在《新青年》上介绍了小路的新村及其新村主义，在京、津多次宣讲，并组织了“新村北京支部”。

新村主义很适合于那些不满现实而又企图逃避现实、逃避阶级斗争的空想者，因而吸引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创造了“工读互助主义”。

1919年12月4日，王《城市小的新生活》首次提出了工读互助主义。

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都表示支持，并成立了工读互助团，工读主义者通过工读互助团，人人本着互助的精神，实现半工半读，不断扩大影响，发展影响，将来再把全国各地的互助团统一联合起来。

工读主义有的主张和实践，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企图改造社会的理念。

然而，由于它是脱离现实的空想共产主义实验，故决定了它在经济上、组织上必然存在无法克服的困难和矛盾，无法存在和运行下去。

北京、上海的工读互助团仅存在几个月便宣告解散。

最终以失败告终。

反思：胡适认为：根本大错在于不忠于工读两个字，眼光重点在于新生活和新组织上。

李大钊认为：在都市上的工读团，取共同生产的组织，是我们根本的错误我觉得工读团要想维持，还是采取纯粹的工读主义才是。

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使中国一大批进步青年彻底抛弃了平和的经济革命的想法，促使他们进一步将目光转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二、李大钊与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实验主义，又称实用主义，形成于20世纪初。

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

实用主义否认客观的物质世界，以“实用效果”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把客观实在同主观经验、感觉混为一谈，即我所感觉的、经验的就是客观实在。

它把真理同实践中有用的、有利的东西混同起来，认为“有用即真理”，真理的标准是“兑换价值”和“效用”。

胡适在美留学期间，全面接受了实用主义思想。

五四时期，杜威来华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成为当时备受关注的热点学说。

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几乎同时传入中国。

由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锋芒是指向封建主义，而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实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封建的。

胡适在宣传实用主义时，提倡“存疑主义”，主张“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

同时，尤为鼓吹“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口号，这对于传统的封建迷信具有瓦解和破坏作用。

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唯心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

1919 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他主张对中国问题要从“细心考察的实在情况”出发，不要空谈一些主义，“要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他还明确表示反对社会问题“根本解决”，而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

1919、8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对胡适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他认为，不能把解决具体问题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二者对立起来，并指出，问题和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

“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

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

”所以，不能把一切主义都看成纯理论的东西。

他说“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

······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他不赞成那种空谈主义、理想的倾向，而是主张把主义与问题、理想与实用、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并且特别强调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

也即是说，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革命手段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之后，胡适又在《每周评论》36号上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

他说：“多研究些具体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

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

”胡适用相当多的篇幅大谈”输入学理的方法”，其目的是想把这一切争论纳入“学理”的范畴，抹掉其内在的政治蕴含。

此后，胡适又发表《四论问题与主义》再次申明个人观点，进一步宣扬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

之后《每周评论》被查封。

1919、12 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继续宣扬他的改良主义观点。

1920、1 李大钊在《新青年》第7卷第二号发表《有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以唯物史观分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根本原因，指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作出的。

”从思想与经济的联系上批驳胡适的观点，它启示时人，改造中国社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根本解决”。

长期以来，在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上，曾被人们定性为中国思想界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胡适与李大钊“他们在振兴中华民族事业，推进社会改革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以及主张民主、自由等方面，是志同道合的”，他们积极参与领导反封建文化的启蒙运动，热烈追求现代民主政体，只是在改革社会的方法和某些学理上，认识则不尽相同。

问题与主义之争，进一步使李大钊明确提出了“根本解决”的主张，阐明了用阶级竞争说的学理为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行动，以实现经济革命的解决。

从学术方面讲，胡、李代表不同的派别，争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两种学理的对立和冲突；从文化上看，两种主义对待社会问题的不同看法和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意味着不同文化模式的选择，反映了新文化阵营的分裂迹象；从政治上讲，胡李的观念代表了不同阶级对社会政治问题的不同态度，并反映了改良与革命的两条道路的对立。

胡、李二人之争，是着眼于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之选择，从今人的眼光看，胡适的改良主义对社会变革来说，更具稳健性，但需要一种良性社会运行制度保障。

而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行不通的。

三、李大钊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一译“行会社会主义”，是20世纪初产生于英国的一种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

其基本思想是主张保留现存国家制度和政权，组织基尔特（行会），管理生产，实现生产自给，然后由国家统一分配产品，从而实现消灭剥削。

它宣扬在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实行“产业民主”或“产业自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当时，以梁启超、张东孙等为首的研究系，极力主张在中国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

罗素，英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

1920、9—1921、7应北京大学和讲学社的邀请，来中国讲学。

他抨击十月革命，宣扬十月革命不适合中国，同时又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但中国还不具备条件，当务之急就是发展实业，兴办教育。

他反对阶级斗争，宣扬劳资调和，主张社会改良。

1920年11月，张东荪等借罗素来华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之机，掀起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主张以改良主义的手段将中国引入资本主义的前途。

张的政治思想观点：他认为，中国由于产业落后，缺少真正的劳动者，既然没有带动阶级，那么当然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运动，也不能建立共产党。

并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就是贫乏，解决的办法只能用资本主义的办法开发实业。

至于资本主义的弊端，应对资本家采取措施矫正态度，从而唤起他们的觉悟，以缓和劳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对此，陈望道、邵力子提出质疑。

梁启超予以支持和发挥。

这样，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就此展开，历时一年多。

张、梁的观点实质上就是主张在中国不要进行革命，不要社会主义。

张明确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产生是不合时宜的。

他说：“党是代表那个阶级的，若他背后没有阶级必不成立。

中国现在离劳动办好的完成与自觉尚早。

”所以，他主张当前的中国面对的不是建立政党、建立军队，进行阶级斗争，而是要兴办实业，兴办教育，救治愚昧，救治贫乏，而开发实业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由于这种观点涉及到中国未来的根本道路是否选择社会主义，是否应组建无产阶级政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等均展开针锋相对的批驳。

1921、3 李大钊发表《社会主义之实业》、《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对张等人的主张进行批判。

他指出：“中国不欲振兴实业而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

他以苏俄为例，指出社会主义于发展实业，实在有利无害。

“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不可。

”还说，中国“想行保护资本家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

其原因在于，“在现代阶级争斗时代，想以和平手段，将生产完全归其管理，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