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题目读《资治通鉴》有感学号XXXX专业XXX姓名XXX任课教师徐国民读《资治通鉴》有感《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
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实。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所取的形式称为编年体，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记载史事，即以时间为中心，叙述有关史实的发生和发展，可以追述往事，也可以附叙来事，文中有言有行，有分析有评论，而不是像流水帐目那样机械地排年记事。
这个体裁创始于《左氏春秋》（即《左传》），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一种史书体裁。
西汉以后，由于司马迁编写了《史记》，纪传体成为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编年体反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
自从司马光编成了《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才重新为世人重视，其后多用这个体裁编著史书，并由此发展出来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
《资治通鉴》的成书，不仅复兴了编年体，并导致了几种新的史书体裁的产生。
说道这本书之前，先来了解一下当时写这本著作的时代背景。
那时北宋时期的政治局势虽然比较稳定，由于阶级社会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被统治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对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时常起而反抗。
早在太宗时期，就有蜀中主小波、李顺领导的起义。
到仁宗时期，小规模的起义活动更多。
在统治集团内部，党派之争常常炽热到表面化，当时称为“朋党”，这种分歧，有时是因政见不同而发生争论，而多数是为了争权夺位。
在对外方面，更有和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如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西方的羌人和南方的广源等，在这些斗争中，宋朝常常是得不偿失。
以上这些问题，即社会上动荡不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和边疆地区的安全问题，都迫使统治者要从各朝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求解决的办法。
所以司马光编这部书时，不仅重视政治和军事活动，凡与加强统治有关的制度、理论、用人、行政、礼乐、历数、习俗风气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等等，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经验，都收入这部书中，也就是以加强文官统治为归宿。
本来司马光为这部书拟定的名称是“历代君臣事迹”，表明他是着重在“君”和“臣”的有关活动。
后来宋神宗对于这部书很感兴趣，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且写了序文，于是改称为“资治通鉴”。
在书名中特别标出一个“治”字，其目的也就十分明显了。
当我看了大部分的《资治通鉴》时，突然发现历史真的是挺有趣的，刀光剑影，伴随着尔虞我诈，虽然历史已尘封许久，然而当以看电影般态度对待时，则又是如此可爱。
有些人认为历史不容卒读，厚重的文言文会把人压得喘不过气，因而往往去选择一些时兴的小说去阅读，似乎虚无虚无缥渺的世界里，才有他的寄托，然而真正静下心去看历史的人，也会发现，历史固然是尊重事实，然而里面的一件件故事，却又是如此精彩，近乎小说的存在。
读罢此书，感受颇多。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以下几点是我读了这篇文章时自己的观点和感受：一、谁才是“圣主”、“明君”在毛主席的名作《沁园春〃雪》中，大气磅礴地列举了几位帝王，“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以前我很理所当然地想这些帝王应该就是中国众多帝王之中最杰出的了吧。
他们都是那样的雄才大略，都是那样成功地为华夏民族开疆拓土，都是那样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如夜空中的明星那样为万人景仰，仿佛他们就是“圣主”、“明君”的榜样。
然而，读过《资治通鉴》之后，我对“圣主”、“明君”的界定有了自己的看法，对以前的许多想法都有了改变。
先从秦始皇说起。
秦朝的兴亡其实可以说成也嬴政，败也嬴政。
没有始皇对法家思想的坚决贯彻，没有始皇对守旧势力的打压和对新兴贵族的保护，没有始皇坚持先王的各项正确国策，秦国一定不能够横扫六合一统天下。
但是，天下一统之后，若不是他仍顽固不化沿用酷法，不是他大兴土木修建阿房，不是他痴迷修仙不理政事，不是他苦天下而为一己之乐，又岂会有十数年之后的“一夫作难而七庙隳”，岂会有天下群起而亡秦族？然而，一统天下之功名在始皇，实在商君李斯之辈！秦的崛起始于商鞅的“废井田，开阡陌”，而后的一统已成不可阻挡之势，所以始皇之功在我看来只是简单的顺势而为，简单的遵循历代先王的既定路线，并无“圣主”之实。
再看其生前沉迷于炼丹修仙、死后被一宦官赵高玩弄于股掌，扶苏自杀，胡亥得立，蒙恬惨死，又岂是“明君”所为？更不能称作“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了。
再看汉武帝。
由于看过胡玫导演的电视剧《汉武大帝》的缘故，我一直觉得汉武帝应该是对汉朝推动最大最有成就的一位帝王。
但是看过《资治通鉴》之后，我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事实上是，高惠文景之基业，尽毁于孝武之手，幸有昭宣中兴，汉才免于亡秦之覆辙。
虽说这样的完全否定是有些极端，但是这个结论确实表达了我读了《通鉴》之后内心的极大反差。
在西汉，比汉武帝杰出的帝王真可谓比比皆是，高祖起于乱世统一四海，文帝轻徭薄赋天下欣然，景帝平定七国之乱，昭帝虽年少而百邪不能蔽，宣帝更是使“吏安其职民安其业”而谓之中兴。
相比于汉武帝，其在位四十余年，常年对外征战，穷兵黩武，耗尽国力，将文景所创的繁荣盛世一扫殆尽，虽有战胜匈奴之功，但是我前后一对比，发现匈奴仍是时有进犯边关，并未收敛，真正的匈奴衰落其实是开始于宣帝时期匈奴的内部分裂，并不是由于武帝的征伐；虽有南定百越之绩，但是在元帝时期由贾捐之（贾谊之曾孙）建议，最终放弃了珠崖郡（原南越地），“弃之不足惜”，可见征伐南越本来就不是正确的决定，仅仅为了扬我国威？反而武帝的“厉兵秣马以攘四夷”，使得“天下断狱万数，赋繁役重，寇贼并起”，“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
多年的征伐最终并没能真正解决掉文景时期的问题，反而断送了一世繁华。
就连武帝自己在晚年也都幡然醒悟，下诏罪己！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精辟地概括为“此其有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祸”。
一直以来，我们嘴边总是赞颂这一个个战争的胜利者，景仰这一个个擅长毁灭的人类领袖们，然而这种思想是在给我们灌输着多么可怕的扭曲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啊！这一切都是我们中学所学的历史。
那些勤于建设，专注于发展的领导者总是为我们所忽略，甚至是所不齿。
三年的大学生活读书阅历让我对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观，如果让我给中国的古代帝王做一个排名的话，像秦皇汉武之流是连前二十都无法进入的，如此的灭世之魔如何能够作为一国领袖之楷模！正所谓“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
真正的“圣主”、“明君”，当如文帝般有一颗谦卑之心而勤俭节约，当如景帝般为民着想且知人善任，当如昭帝般百邪不蔽，当如宣帝般信赏必罚综核名实，而不是像所谓的秦皇奴役天下，更不是如汉武那样无谓地征伐四方。
山河永寂，苍生何辜！二、何为舍生取义？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
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
非独贤者由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勿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
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资治通鉴》一书中，第一个“义”的例子，就属“豫让吞炭”。
三家分晋，衍生出魏、赵、韩三国，而赵国国君赵襄子有种特殊的嗜好，他喜欢把晋国亡国之君——智伯的头骨作为酒器，而智伯的家臣豫让打算为智伯报仇，躲在赵国宫殿厕所里，想借机杀死赵襄子，不料，他低估了赵襄子的特异功能。
赵襄子刚要上厕所，就闻到厕所里有股杀气，派人查找，结果搜出了豫让，之后把他放了，认为他是“义士”。
豫让不死心，用漆涂在身上，把皮肤弄得腐烂，并且为了改变声音，又吞炭使声音沙哑，然后躲在桥下，想在赵襄子经过时刺杀他。
结果赵襄子又一次发挥其特异功能，派人去桥下搜捕，抓到后便把他杀了。
像后世一直为人歌颂的《赵氏孤儿》，关羽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亦是此类型。
那么什么是“义”呢？孟子在上面文章中谈到“义”字，内涵模糊，从表面意思看，似乎可以把“义”理解为一种道德与信仰，根源于人的本性。
孟子强调“人之初，性本善”，即使是乞人，他虽身无长物，但却拥有尊严，即使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
而《礼记》中有称“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尊贤为大”意指君礼贤下士，那么“宜”字，按训诂学家的分析，是表示合宜之意，从这里又可以得出，义又是一种符合社会全体利益的道德，可以称其为高尚的集体主义，所以孔子才会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以利”，认为君子总是劝大家遵循社会的道义，而小人则是劝大家追求自己的利益。
那么即可认为，“义”是源于人的本心，但又为社会所尊崇，符合社会全体利益的所在。
可能有人会认为，文中称“不吃嗟来之食”而饿死的人为义，难道是符合社会利益么？实际上，如果你了解到儒家思想中的“礼”，就可以清楚，这实际上是儒家在约束人的行为，不为私欲，却为遵循礼的规范。
试想，如果人人都为满足自我欲望，争名逐利，甚至为私利放弃自尊与道德，那这社会一定会变得混乱不堪。
同理，谈论到豫让这行为，之所以称其为“义”，是因为在当时“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动荡社会中，他仍以忠君为信仰，符合“君为臣纲”思想。
而若臣下都以此律己，那社会就安定得多。
三、“序礼”何其重、“尊卑”岂不分从欧洲文艺复兴所兴起的“自由、民主、博爱”与“人人平等”的思想。
从小便灌输进了大家的思想之中，直到如今，自由与平等话题仍在为人们不知疲倦地探讨着。
然而中国儒家所信奉的，却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强调的亦是“尊卑有序”。
我被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所困扰了很多年，然而读过《资治通鉴》之后，我结合着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似乎有了一些更深的领悟——那就是这两种思想其实并不矛盾，它们和谐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不是吗？虽然《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然而它也是有中心思想的。
如果要在书中找一句话来作为这部书的主旨句的话，我想一定是开头的那一句：“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