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合理的上帝
伏尔泰的哲学观带有典型的自然神论的特点，并体现出自然和人的矛盾。一方面，他接受了牛顿的自然观和洛克的认识论，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是不以人的感觉为转移的一个具有广延性和不可入性的物体世界，对此最可靠的证明就是人的触觉和痛觉。在这一点上，他反驳了贝克莱把感觉的可靠性归之于上帝的观点，把上帝从我们的认识中完全排斥出去，使宗教本身被架空了。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完全同意唯物论。他凭借上帝的“第一推动”来肯定大自然的惊人的协调性和合理性，认为自然规律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上帝的合理的设计。上帝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他一劳永逸地为自然立法，然后就袖手旁观，让这些法则按自身的必然规律而起作用，来推动整个世界的运转。上帝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最精密的理性，他把这种理性作为规律放进了自然之中。
不过，孟德斯鸠又认为，所谓“最好的政体”也是相对而言的，它取决于一个国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由此所形成的民族心理。在这些自然环境中，他说得最多的是地理环境，所以人们一般认为他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无论如何，他开始有意识地从国家体制底下去寻找更深层次的客观原因，这表明了对社会历史的认识的深化。他由此得出，小国可以实行民主制和共和制，大国适合于专制，中等国家(如英、法)则适合于君主立宪。甚至北方人和南方人、土地贫瘠地区和肥沃地区的人，都有不同的政治适应性。但他最终还是认为，法制的根本实质在于人的理性，所以它的实现依靠统治者个人的贤明。他还认为，尽管天主教是与法制相冲突的，但新教却有利于巩固法制，因为对上帝的信仰能够使广大群众相信“法”是来自上帝的意志，真心实意地拥护它，从而使君主的行为受到更高权威的制约。不过他又主张信仰应当自由，宗教应当宽容。启蒙的精神虽然具有反对宗教、特别是反对旧的天主教的内容，但从本质上看并不是反对某种特定的宗教，而是反对宗教的思想专制，主张把宗教变成个人的私事。个人不论信仰或者不信仰宗教、也不论信仰何种宗教都是可以的，但不得把自己的相信或不相信强加于他人。孟德斯鸠批判的不止是某个“霸权话语”，而且是一般的“话语霸权”。至于他自己对上帝的信仰，则带有很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代表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精神。作为自然神论者，他实际上并不相信上帝，但却役使上帝为他的清醒的社会政治观点服务。在他看来，唯一重要的是为资产阶级法制找到理论上的根据和道德上的理由。
1726年他流亡英国期间是他思想上的一个大的转折，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他看到英国的“月亮”确实要比法国的圆。经过三年的考察回来后，他完成了《哲学通信》一书，从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洛克的哲学思想、牛顿的物理学成果直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斯威夫特的小说，都加以全面引进。《哲学通信》的出版引起了当局的查禁和追究，他逃亡到一个偏僻小镇上，在一位侯爵夫人的城堡里隐居了十五年，写了大量的哲学和科学、文学作品，以各种化名发表出来，引起了思想界巨大的震动。他由此而成为法国思想界最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雨果曾认为，伏尔泰的名字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1750年，他接受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邀请来到柏林，在德国逗留了五年，但最后终于看出他此行并不能达到自己推行开明政治的目的，于是再次潜逃到瑞士边境的小镇凡尔那，在那里一直定居到逝世前。他的家成为当时欧洲各国进步人士的聚会地和通讯中心，人们称他为“凡尔那教长”。1778年，他在民众盛大的欢迎仪式中凯旋回到巴黎，并于同年逝世。他的主要著作除《哲学通信》(又名《英国通信》)外，还有《形而上学论》、《哲学辞典》、《牛顿哲学原理》等，还写了大量小说、诗歌、戏剧和历史著作。
相比之下，共和政体当然要好得多。罗马兴盛的原因就在于共和制度：法律严明，秩序井然，人人热爱祖国，有良好的风尚和道德，军队精良。不过，这种政体并不能导致长治久安，因为人民选出的执政者握有全权，很容易被一个野心家篡夺而一下子变成专制君玉，将共和制改为专制政体，这时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君王为所欲为了。罗马共和国变成罗马帝国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而这就必将导致国家的衰亡。
不过，这种自由学说也有自己固有的内在矛盾。伏尔泰也看出，拥有财产的平等权利必然导致实际上的不平等，人的自然天赋的差异就足以造成可悲的结果，如贫富的分化等等。伏尔泰认为，这虽然是不幸的，但却是自然而且必然的，富人支配穷人乃是天经地义，穷人只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真正能够拥有财产的是贵族。伏尔泰并不反对贵族的存在，也不主张推翻君主体制，他只是主张用宪法限制君主的权力，建立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但伏尔泰毕竟为近代自由理念摇旗呐喊，为争取自由的“可能性”立下了汗马功劳。获得自由的第一步就是获得自由的可能性，也就是自由的“机会”的平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得上去争取自由的现实性，即“实质上的平等”。人民群众对他的拥护和崇敬并不在于他给他们带来了什么财富和现实的利益，而在于他带来了人民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的理论。
孟德斯鸠认为，最好的政体在英国找到了，这就是君主立宪。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是按照洛克所阐述的“三权分立”学说建立的，这就是立法、行政和外交三种权力的分割。但孟德斯鸠把洛克的三权分立作了改进，变成了“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制衡君主的权力和实现公民的政治自由。他对自由的理解是：“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可以说或写一切法律所没有明文禁止说或禁止写的东西”，或“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不被强迫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在这种法律之下，“一个公民不惧怕另一个公民”。
2.自由学说
在伏尔泰看来，人的理性、包括“正义”的观念，都是由上帝所赐予的，是基本的人性，在这方面每一个健全的人都是平等的。在他那里这就等于平等地拥有自己天生的自由，因为所谓自由，他称之为“试着去做你的意志绝对必然要求的事情的那种权力”。自由不是机械物理的必然性(如斯宾诺莎所认为的)，而是意志的必然性，它包括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等等，更重要的则是拥有财产的自由。这些自由并不是基于人的认识，而是基于“自然法”的原则，即自由“既不在于使别人痛苦，也不在于以别人的痛苦使自己快乐”。因此这些自由并不是破坏社会秩序的，恰好相反，社会秩序和法律状态正是应该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是维护这一系列基本权利的规章制度。所以自由不仅应从消极的意义上理解为不受束缚，而且应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为对某种权利的保护，如伏尔泰的一句名言所表达的：“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你的观点的权利。”每个人不仅要看重坚持自己观点和不同意别人观点的自由，而且更要看重别人发表自己观点的自由，因为别人的这种自由就是自己的自由，只有捍卫了所有人的自由，自己的自由才能得到保障。这样理解的自由也就是平等和正义了。
2.三种政体
孟德斯鸠认为，在专制政体下，“朕即法律”，君王的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哪怕这位君王在酒醉或精神失常时所说的话也要绝对执行，一切都凭君王一时的偶然意志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立法，没有规律可遁，下属官吏无法可依，便也变成了一批大大小小的暴君，成为了君王的化身。于是，有多少官吏就有多少法律，而这些法律总是含糊的，可以由官吏随意解释的。因此专制政体是培养暴君的温床。一位暴君自己骨子里就具有奴才性，他之所以单凭恐怖手段进行统治，是因为他自己首先就心怀恐惧，因而以为恐怖具有绝对的效力才也无须思想，因为反正他的任何荒谬的命令都会被执行，他只要表示自己的意愿就行了，因此他可以是个白痴。他手下的人也是这样，对上绝对服从的人，对下必然绝对专制，因为这一切都不用理性。所以，专制国王实际上就是第一个囚犯，他注定是要被别人利用来达到个人的私欲的，他自己则时刻感受着他亲手造成的恐怖，不但随时面临着被人民推翻的危险，还面临着被下属篡夺王位的危险。
方法及手段
结合课堂交互式讨论，教师进行理论讲授。
教学基本内容（教学过程）
改进设想
一、伏尔泰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原名弗朗斯瓦·马利·阿鲁埃，他出身于巴黎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就是有名的神童，3岁就能背诵拉封丹的寓言，10岁时进入教会办的贵族中学受“正规”的教育，却因出身低贱而受到封建等级制度的压迫和歧视，养成了他的反抗精神。他在学校里阅读了不少自由主义的禁书，特别是比埃尔·培尔颂扬理性、鼓吹宗教怀疑论的书。他16岁中学毕业后，父亲命他去学习法律，但他的诗人天赋却使他在这方面一事无成，沦落为无业文人，以其文才而出入于巴黎贵族世家。他以对封建等级制度嬉笑怒骂、无所顾忌而惊世骇俗，以语言风趣、思想锐利而闻名天下，曾因“恶毒攻击”罪而两次被捕，关进巴士底狱，两次被放逐国外。
二、孟德斯鸠
在伏尔泰那里以自然神论为基础对自然作“人化”解释的倾向在孟德斯鸠这里得到了进一步规定，即把自然规律看作一种广义的“法”，直接以自然规律为人类社会的理想制度作论证，使“法”(或“法律”)凭借上帝的权威而带上了不可侵犯的神圣性和无所不在的普遍性。这可以看作孟德斯鸠的“泛法论”，或者说“法的世界观”(恩格斯语)。
西方哲学史课程讲稿
授课题目第三章 西欧理性精神
第十讲法国自然神论
授课方式（请打√）
理论课√讨论课√实验课□习题课□ 其他□
课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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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分掌握、熟悉、了解三个层次）：
掌握法国自然神论的自由思想；熟悉法国自然神论的社会政治思想；了解法国自然神论的自然法思想。
教学重点、难点及关键知识点：
重点是自由理论；难点是三权分立政体思想；关键知识点是自由、自然法、社会契约、人性论、三权分立。
1.自然法
孟德斯鸠在自然观上完全赞成牛顿的体系，但是他把自然界的合规律性观点推广到人类社会中去，认为人类也有自己固有的法(规律)，这就是“自然法”。这种自然法可以归结为四条：(1)和平；(2)自保；(3)爱他人；(4)趋向社会生活(合群)。人类由于有这四条规律，所以才脱离了原始自然状态而过渡到了社会状态。然而，他又认为自然法从根本上说来其实就是人类的理性，自然界的合规律性则是“根本的理性”的体现。但是，在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两种“法”(或理性)并不是一致的。他说：“人，作为一个物理的存在物来说，是和一切物体一样，受不变的规律的支配(决定论)，作为一个智能的存在物来说，人是不断地违背上帝所制定的规律的，并且更改自己所制定的规律。”例如，人类由上述四条自然法而组成了社会后，就打破了在“自然状态”中的原始自由平等，而进入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如霍布斯所言)；而这就需要一种"人为法"，只有在这种法律的基础上才能够恢复自然状态中原有的自由和平等。但一种合乎理性的人为法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