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毕业论文范文一：《魏书》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魏书》创设《序纪》，通过叙述拓跋氏的族属源流，从血统上把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有利于其从文化上认祖归宗。
《魏书》没有纠缠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能否列入正统这个难以说清的问题，而是转换一个角度，提出了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的理论。
《魏书》为三国两晋和十六国的历史画出一个历史发展统序，即汉——魏——西晋——北魏，客观上起到了淡化夷夏之防的历史作用，为多民族国家从分裂逐步走向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中国历史发展看，《魏书》不仅是西晋末年以降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历史进程的生动记录，也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总结。
《魏书》中鲜明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魏书》开篇的《序纪》，是12篇帝纪的引言，也是全书的总纲，作者的匠心和微旨贯彻其间。
从历史编撰角度看，史书体例不仅是史书的内部组织结构和表述形式问题，也是通过一定的编撰体例，表达史家一定的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
在华夏正统观念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鲜卑拓跋氏进入中原并依靠军事征服统一北方，他们既有战胜者的优越感，也有因华夏正统观念影响而形成的夷狄民族的自卑感。
如何有效说明像鲜卑拓跋氏这样的少数民族政权存在和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就成为当时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从历史上论证少数民族与汉族同根同源，同宗共祖，论证汉人与长期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不是夷夏关系而是兄弟关系，从血统论上找到少数民族政权存在和统治中原地区既合理又合法的历史根据。
《魏书》创设《序纪》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叙述拓跋氏的族属源流，从血统上把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从文化上认祖归宗，并以此论证北魏政权在中国历史发展序列中的正统地位。
黄帝被确立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
《魏书·序纪》开篇说：“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
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
”《序纪》明确表示鲜卑族祖先是黄帝正妃嫘祖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昌意之子，按《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与颛顼应该是兄弟。
因为昌意封地在北方，封地内有大鲜卑山，所以因之名号为鲜卑。
鲜卑与汉人都是黄帝的子孙后代，二者区别仅在于居住地的不同，这就从族源上表明汉族与鲜卑族是同宗共祖的兄弟，都是黄帝的后裔，不存在尊卑、正统与非正统问题，都可以华夏族的身份承继中国历史发展的统序。
《序纪》通过叙说拓跋氏是黄帝子孙而实现认祖归宗，把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为拓跋氏入主中原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
《序纪》宣称拓跋氏是以黄帝的德运而得名的，拓跋氏一直秉行黄帝的德运，因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
拓跋氏不仅是黄帝的子孙，在文化上并未因长期居住在边陲而割断与中原历史和文化的关联。
《序纪》又说：“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
”意即昌意的后裔始均在尧时为官，并得到舜的赏识，任命为田祖，即管理农业的官员。
既然拓跋氏的祖先在尧、舜时期曾入仕为官，这就进一步肯定了拓跋氏一直是华夏族的一部分。
虽然拓跋氏后来过着游牧生活，这仅是其生活的地理环境所致，并不说明他们与农业文明是对立的，因为拓跋氏的祖先们还任过舜的“田祖”，他们对农业是了解的，甚至是内行的。
《序纪》通过族源考索，认祖归宗，追认黄帝也是鲜卑族的祖先，从而说明汉人与鲜卑人同宗共祖，身上流淌的都是黄帝的血脉，二者是兄弟关系。
这样的说法有两种直接效果:一是为鲜卑拓跋氏争得个遥遥华祖，为拓跋氏入主中原提供强有力的思想理论依据，使拓跋氏入主中原名正言顺;二是实现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把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夷狄的鲜卑族融入中华民族，这不仅是民族观念的重要发展，对促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魏书》主张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
自班固《汉书》宣扬“汉承尧运”以来，正统论成为史学家们聚讼不息的大问题。
班固宣扬刘邦为尧之后从而确立东汉的正统地位，形式虽然较为曲折，但这个传统一直受到后世史家的重视。
《魏书·序记》通过族源考索，从历史上和血统上论证了北魏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和正统地位，但北魏政权要取得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与承认，还需通过为北魏政权“正名”来对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一步论证。
《魏书》为北魏政权正名的方式有二：一是在传目设置上设立“僭伪”、“岛夷”传;二是在北魏的国号上做文章。
《魏书》设立“僭伪”、“岛夷”等传，指称和记述东晋、南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
称东晋、南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为“僭”为“伪”，是要说明北魏才是正统所在;称宋、齐、梁为“岛夷”，则是要表明北魏才是中原先进文化的继承者。
前者是从政治上着眼，后者是从文化传统上考虑。
虽然这些都是政治分裂局面在史学上的反映，但从另一侧面也说明了北魏认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为北魏的政治统治找到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武器。
《魏书》还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北魏国号议定的过程。
从登国元年386年4月至天兴元年398年6月，拓跋政权的称号始终悬而未定。
天兴元年6月，太祖下诏议定国号。
群臣大部分都主张以“代”为号，因为“代”具有封国和地域的双重意义。
但是，在东晋皇帝司马德宗遣使来朝时，用什么样的国号来与东晋交往，意义就不同寻常了。
拓跋珪舍弃群臣之言，选择汉族士人崔玄伯的意见，决定以魏为国号，以与东晋争正统。
国号称“魏”，其意义有二：一是“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表明拓跋氏占有中原，理居“正朔”，使东晋标榜的“正朔”失去依据;二是拓跋珪以魏为国号，报书于东晋，等于宣称北魏政权才是曹魏的合法继承者，而夺取曹魏政权的司马氏建立的晋政权是非法的。
以正朔自居，旨在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
这不仅迎合了拓跋珪贬抑晋主的需要，也反映了北方汉族士人恢复魏晋典章制度文化传统的愿望。
《魏书》没有纠缠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能否列入正统这个难以说清的问题，而是转换一个角度，提出了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的理论。
《魏书》一方面宣扬北魏建立是“应运龙飞”，“受命维新”，这是天命所在，另一方面又强调北魏兴起的原因是“必有积德累功博利”，实际上是在说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
从天意到民心，从历史到现实上把北魏政权说得既合理又合法，北魏太祖拓跋珪成为中华共主理所当然。
《魏书》为三国两晋和十六国的历史画出一个历史发展统序，即汉—魏—西晋—北魏的历史序列，并以魏为正，以吴、蜀为“僭”为“伪”。
魏为正统的理由是“魏文奄有中原”，吴、蜀为“僭”为“伪”是因为它们偏居一隅。
对吴、蜀“论土不出江汉，语地仅接褒斜”，但还要“握皇符，秉帝籍，三公鼎立，比踪王者”，《魏书》表示出了嘲笑和轻蔑。
《魏书》的用意是谁据有中原，谁就是中国的合法继承者。
值得注意的是，“僭”、“伪”、“岛夷”等传各卷篇末“史臣曰”与《匈奴刘聪等传》序论声气相应，以正统上国的口气对匈奴、东晋等政权加以贬斥，对东晋、南朝诸代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地位作了进一步的否定。
但《魏书》在编纂体例上为东晋、南朝诸代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分别立传，其用意虽在贬斥但并不排除在外，即“今总其僭伪，列于国籍，俾后之好事，知僭盗之终始焉”。
客观上，东晋、南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曾经或正在占据的地域也是“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些地域作基础，拓跋氏的“天下”将是不完整的。
这样的体例设置，突出表现了《魏书》以拓跋鲜卑为中心的大一统民族观，对大一统思想作了新的阐释，客观上也起到了淡化夷夏之防的历史作用，这无疑为多民族国家从分裂逐步走向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
范文二：“回归历史”与“面对现实”-序刘笑敢《老子古今》刘笑敢先生先后费了十年时间完成这部《老子古今》，将道家哲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笑敢早年进入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领域，曾受到十分严格的专业培训。
在哲学思考之外，他掌握了有关古代文本的一切帮助知识，如训诂、断代、校勘之类;这是清代以来所谓“考证”的传统。
他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便充分表现了由“考证”通向“义理”的长处。
但是笑敢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专治老庄，并不是仅仅为了还原古代思想家的客观原貌，而是由于深信道家哲学在现代世界仍有重大的指引功能。
所以笑敢作为哲学家，在专业研究之外，也同时博通现代哲学思潮。
本书对《老子》八十一章进行了分章研究，每章都分成了“原文对照”、“对勘举要”和“析评引论”三节。
“原文对照”罗列了五种不同的古今文本，即郭店竹简本、马王堆帛书本、傅奕本、河上公本及王弼本。
“对勘举要”基本上属于传统校勘学的范围，但往往涉及很重要的文本异同的判断，如第十五章“古之善为士者”与“古之善为道者”之分歧，五种文本恰好分为两个系统。
著者根据全章以至《老子》其他相同文句，并结合著作思想属性，作了细致的讨论;虽自有取舍的权衡，但不流于武断，这一态度尤可称赏。
“原文对照”与“对勘举要”两节是紧密相连的，合起来即相当于清代所谓“考证”之学。
在分章的校勘、训诂中，我们只能看到关于个别章节字句的论断。
但著者对于《老子》文本的考证另有整体而系统的见解，详见“导论——版本歧变与文本趋同”，读者不可放过。
“导论”所涉及的版本、文本、语言、思想诸问题颇有与西方现代的“文本考证学”Textual Scholarship可以互相比较参证的地方。
这一套专门之学并非中国传统所独擅。
它在西方更为源远流长。
至于文本的传衍和研究，如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品，如希伯来文《圣经》和《新约》等，都有?a href='//' target='_blank'>种植煌?陌姹荆?鞣皆谛ｖ拧⒖贾じ鞣矫娑蓟?哿耸?址岣坏?a href='//' target='_blank'>经验，文本处理的技术更是日新月异。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十分热心于中西哲学、文学以至史学的比较，但相形之下，“文本考证学”的中西比较，则少有问津者。
事实上，由于研究对象——文本——的客观稳定性与具体性，这一方面的比较似乎更能凸显中西文化主要异同之所在。
本书最有价值，同时也是画龙点睛的部分，自然是每章的“析评引论”。
依照中国传统的分类，这是属于“义理”的范畴。
著者在解决了《老子》文本的问题之后才进入哲学的领域，表示他仍然尊重清代以来的朴学传统。
他告诉我们:“本书的基础任务是不同版本的对勘，但目的是为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提供方便和深入思考的契机。
”这是一种现代精神，与清儒所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提法大不相同。
因为清人的提法似乎默认文本考证即可直接通向“义理”的掌握，中间更无曲折。
而本书著者则以前者为后者所提供的是“深入思考的契机”，这是肯定“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自成一独立的专门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