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独特模式和动力机制作者：孙全胜来源：《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04期城市化道路是推动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的城市化机制的总概括，是城市化的总战略和路径，包括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战略、动力机制和方针政策等。

中国城市化总体上是政府主导的，是非均衡发展且具有一定滞后性的，但随着经济社会的發展，正在日益走上科学发展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道路。

一、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独特模式（一）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匹配模式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符合程度，可分为过度、同步、滞后和逆城市化四种，大部分发达国家是同步城市化或逆城市化的，而大部分欠发达国家则是过度城市化或滞后城市化的。

滞后城市化牺牲农业利益，超前城市化又会阻碍农业现代化。

1.同步城市化同步城市化是城市化水平符合工业化水平、城市人口与经济承载能力一致的城市化模式。

这一模式能够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互动，让城市工业吸纳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推动工业化、经济发展，消除城乡对立和城市病。

在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这种相关性尤其表现在城市化加速时期。

那一时期，工业基础已经比较雄厚，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相互推动作用更加明显。

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化推动了经济发展，刺激了消费，促进了农业生产、人口聚集，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工业生产提供了人力、市场、技术革新等。

反过来，工业的集聚有利于利用劳动力、能源、交通等方面的规模优势，从而促进了人口在城市的集中，推动了城市化的快速进行。

城市化是多种因素推动的，其中，产业结构的升级起着主要作用。

“工业化是城市的基本动力，城市的发展主要是靠工业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所吸引的人口与资本的集中。

”[1]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良性互动既需要加速工业化进程，为城市化奠定物质基础，又要完善产业结构，提高整个制造业产品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尤其要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

工业化的进步，关键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经济发展中相互依存的过程。

过去，在发达国家，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并通过现代化得到有效加强。

” [2] 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互动机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方面。

2.过度城市化城市化水平超出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城市化，也叫过度城市化。

这种城市化没有强大的工业生产基础，主要是依赖服务业发展起来的。

城市人口膨胀，基础设施非常滞后，不能为居民提供完备的生活条件。

市场机制不完善使得农村经济凋敝，大批人口迁徙到城市生活，不利于城乡经济可持续发展。

这种城市化导致了严重的城市病，偏向城市的政策使得国家陷入持续性贫困。

过度城市化使得城市化明显超过工业生产水平，超过经济承载能力，导致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失业率增加、生态问题加重，主要表现在拉美国家。

拉美国家城市化需要大量人力资本，但其农村地区教育卫生等设施落后，不利于农民增长知识、技能，而城市则聚集了资本、技术、信息，有利于居民接受新思想，转变观念。

拉美国家人力资源丰富，但高素质人力资本缺乏，出现大量低素质的剩余劳动力。

人口基数大，城市基础设施不够，就业岗位不够，导致城市病，需要改善城市化的资金来源、工业基础、人口环境。

拉美国家城市化是虚高的城市化，存在区域、城乡差距，在生态、交通、流动人口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贫民窟”问题严重，造成了土地利用的不经济，对社会产生了不利影响。

恶劣的环境问题影响了城市面貌。

城市贫民角色转换困难。

城市贫民来自乡下地区，已经没有了土地，接受了城市的生活习惯和心理习俗，但不被城市富裕阶层接纳，只能聚集在贫民窟。

拉美国家的城市化道路没有改变同为国家公民的城市富裕阶层与城市贫民被置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的局面，这种局面不利于农民公共权利、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参与等角色的转换。

3.滞后城市化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程度和经济水平，也叫滞后城市化。

政府出于防止大城市病的目的，限制城市扩大规模，让城市的集聚效应得不到充分发挥，背离了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大趋势。

滞后城市化有城乡二元经济、第三产业不发达等特征，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这一模式是一种违背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趋势的城市化模式，其主要原因是政府为了避免城市病的发生，实施了一系列限制城市化发展的措施。

”[3] 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虚高，城市空间迅速膨胀，但公共服务业等配套没有跟上，导致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不高。

城市成了工业基地，消费功能不强。

“市场制度的缺失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直接原因。

”[4]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经济发展并不是完全同步的。

中国城市化受政府政策、国内外形势制约，时断时续，经常波动。

改革开放前，中国重点发展重工业，直到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确立，我国城市化才快速发展。

城市化和工业化不协调，会导致很多问题，比如城乡结构失衡。

第二产业是城市化的主要拉动力量，需要提高第二产业比重，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改善城市管理。

城市聚集了大量资源，能对周边地区起带动作用，能起聚集和分散作用。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正相关的，应该形成互动关系。

（二）滞后性的中国城市化模式中国城市化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总体上仍属于滞后性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既需要吸取西方经验，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也要避免过度城市化，消除各类城市问题，促进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

1.滞后性城市化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恢复经济、巩固政权，国家大力优先发展重工业。

重工业需要吸纳大量资金、技术，国家只得用计划经济体制配置资源、资金、技术，在宏观调配下，建立了工业体制，抑制了农业和城市化发展。

政府凭借剪刀差为工业积累资金，挤占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没有拉动消费需求，没有吸纳很多劳动力，限制了城乡人口流动。

国家制定了户籍制度，把人口分为农业和非农业，造成城乡待遇差别，还制定了城市居民生活品供给制度，一切凭票交易，农民无法在城市生存。

除此之外还制定了统包劳动分配制度，使得农民在城市几乎没有就业机会。

国家制定的政策大都是反城市化的，让市场交易、工商业不发达，劳动专业化不强，是工业农村化道路。

中国农村人口仍很多，但增长速度在放缓，而城市人口在较快增加。

中国滞后性城市化除了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更多是社会制度导致的。

第一，农民持有农村户口更有保障。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用地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周边农村的土地价格上涨，农民不愿放弃原先的农村户口失去土地。

农民可根据户口获得土地补偿，甚至通过土地入股的方式获得分红，得到一定面积的宅基地，享受出租土地的经济利益。

这让一些农民更愿意享受农村户口的实惠，而非城市户口的虚名。

严格的户籍制度让农民不敢轻易将户口迁移到城市。

第二，严格的户籍制度制约了城乡人口流动。

城乡二元隔离的户籍制度将公民分为城市户口和农业户口，户口是与社会保障、福利挂钩的，城市户口会得到更多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农民进城打工得不到城市户口、享受不到城市的待遇，这制约了城乡人口迁徙。

农民能进城务工，但难以落户，在城市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只能被边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化。

第三，国家的战略布局和经济结构调整也会导致逆城市化现象。

由于依靠重工业发展城市，第三产业无法充分发展。

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将污染严重的企业迁往乡村，也带动一部分城市人口迁往乡村，导致逆城市化。

2.滞后性城市化的表现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村改革严重滞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小城镇发展困难。

滞后城市化让中国进入城市病高发易发期，让城市环境承载力降低。

城市病的发生与城市承载能力有关，与城市规模没有必然联系。

城乡出现了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和迁移管理制度;城乡社会保障的二元结构体制。

“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现状以及法律法规不完善，伴随着失地农民土地被征用，附着于土地上的一系列权益也得不到保障。

”[5] 保障失地农民权益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一项重要工作。

中国城市化推动经济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小城镇发展策略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负效应，引起城乡经济失衡，影响了城市功能的发挥，阻碍了农民享受国民待遇。

“城市经济面临增长困境。

城市病发生与城市大小无关、城市病发生风险长存、城市病发生不具有必然性。

”[6] 小城镇发展策略也阻碍了中国城市化层次的提升。

“在实践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都较晚，尤其是城市化。

”[7] 中国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工业化仍是重要的任务。

不完全城市化导致农村留守问题，影响农业生产，产生春运、民工荒问题，导致农民新生代问题。

不完全城市化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出现进城农民工子女读书难、在城市无法解决住房等问题，让农民对城市缺乏归属感。

政府要创新机制，增加农民工工资收入，加大对农业的补贴，改革税费制度，促进经济转型，加快农民市民化。

政府要实行农村土地确权，确保宅基地产权，要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多措并举，完善进城农民的住房保障体系。

总之，中国城市化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存在着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匹配的问题。

小城镇的发展依靠粗放式增长方式，导致农村城镇化层次低、破坏了环境，为此，应该建立良性制度为经济运行提供保障。

二、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独特动力机制城市化的市场行为主体有政府、企业、个人等，多元的动力机制让城市体系日益完善。

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可分为国家政策自上而下的投资和个人自下而上的投资两种，自上而下的类型一直主导中国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初期，政治条件只允许发展公有经济，让农村发展集体的乡镇企业，限制了外资企业和个人企业。

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动力，但中国市场经济仍不完善，导致个人和企业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

西方政府较少干预经济发展，资本按照市场原则活动，自然形成城市化动力，政府只会调节资本和城市的过分膨胀。

改革开放前，政府将资金投资在工业开发区，而不是民营企业，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城市规模。

（一）城市化的动力机制1.市场是城市化的直接动力计划经济模式下，国有企业是附属于政府的，上级部门掌控了企业的生产、销售、人事，企业没有自主经营权。

外资企业带来了管理体制的改变，国内企业也扩大了自主经营权，让企业投资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外资企业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推动了开发区和乡镇企业的发展。

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为城市化带来了一些动力，扩大了资本和技术的流散能力，通过让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了郊区发展。

不同的投資主体促进了城市化发展。

资本流向回报率较高的沿海地区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城市化率更高。

跨国公司的投资让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获益众多，加上公共服务设施良好，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为基地的城市体系。

上海、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汇集了最多的跨国公司。

市场机制能够促进信息自由流通，能让决策更加合理，决策者可以通过了解更多信息做出更加精准的判断，比单纯依靠搜集信息做出决断要合理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