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生态美学状况李庆本2013-04-07 09:28:22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武汉)2008年5期内容提要：国外生态美学具有自己的理论渊源、发展过程、理论形态结构和研究方法。

它既与环境美学有联系，又有区别。

国外生态美学新范式彻底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模式，不仅注重环境的和谐、有序和规律等对人类感知有利的美学因素，也注重生态系统中的不和谐、变化、非平衡的审美因素，从而使它初步与环境美学切割开来。

国外不少生态美学研究者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探讨人们对生态的审美体验。

这种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关键词：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中外对话作者简介：李庆本，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083）由于我国生态美学基本上是在国内相对封闭的学术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缺乏与国外生态美学的积极交流和对话，以至于有许多研究者对国外是否存在生态美学尚有疑问。

我们了解较多的是国外的环境美学，而对于国外生态美学则所知甚少，即使有一点介绍，也仍存在着很多盲点。

对于国外生态美学的渊源、理论、方法，特别是国外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问题，都没有进行认真系统的总结、提升。

因此，我们有必要开展国外生态美学的综合研究，了解国外生态美学的发展状况，学习和借鉴其有价值的成果，以加速和完善我国生态美学的构建。

一、国外生态美学的渊源和发展欧洲有人将捷克学者和艺术家米洛斯拉夫•克里瓦(Miroslav Klivar)称为“生态美学”的首倡者，但由于克里瓦本人采用捷克语写作，他的研究成果并不为更多的人所知。

北美许多学者更愿意将生态美学的起源追溯到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949年出版的《沙郡年记》(A Sand County Almanac)一书。

在本书中，利奥波德提出了Conservation Aesthetic的概念(我国有人翻译为“环保美学”)，虽然这个词不同于后来的Ecological Aesthetics(生态美学)，但却包含着生态美学的主要价值观念，以至于美国生态美学家高博斯特(Paul Gobster)在1996年明确指出：“有关美学的想法——已有人将它称为‘生态美学’——大多源于奥尔多•利奥波德，这在他的《沙郡年记》中达到顶峰。

”[1]当然，国外生态美学的真正开展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

1990年，美国学者理查德•E•切努维斯和保罗•H•高博斯特(Richard E. Chenoweth and Paul H. Gobster, 1990)的《景观审美体验的本质和生态》(Nature and Ec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the Landscape)，从生态美学的角度对景观审美体验进行了实证研究。

随后，高博斯特又连续发表了《生态系统管理实践中的森林美学、生物多样性、感知适应性》、《服务于森林景观管理的生态审美》、《〈森林与景观：生态、可持续性与美学〉导言》等多篇重要论文，他也因此成为目前国外颇有影响力的生态美学家。

进入21世纪以后，生态美学研究在亚欧美洲许多国家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促进了生态美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初步形成了以以下四个方面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形态结构。

第一，保罗•H•高博斯特(2007)等人的《共享景观：美学与生态学有何关系》，促希•I•科瓦克斯(Zsuzsi I. Kovacs, 2006)等人的《美学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态学的》等文本，研究生态学与美学的内在关联，梳理以生态审美为核心的生态美学的概念模式和话语系统，强调以生态审美体验的参与性为主要特征的生态美学与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传统审美静观学说的区别。

这种对生态学与美学关系的讨论，标志着生态美学研究的成熟。

第二，加拿大学者夏庞德(S. R. J. Sheppard, 2001)的《超越风景资源管理：正在形成的生态美学理论和可视化管理》等文本，探讨生态美学在景观设计和管理中的作用，探讨美学在影响景观变化上的重要性以及美学与生态学的对立和互补是以何种方式影响着景观的问题，凸显了生态美学的实践品性。

第三，德国艺术家赫尔曼•普瑞格恩(Herman Prigann, 2004)策划出版的《生态美学：环境设计中的艺术理论及应用》一书作为主要考察对象，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研究生态与艺术(大地艺术)的关系，使生态美学与艺术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第四，挪威学者诺塔•特勒(Notto Thelle, 2005)的《宇宙茫茫，何为我所——挪威渔人与老庄神聊》和美国学者波林斯卡(Wioleta Polinska, 2006)的《生态与艺术：东亚传统与西方》等为文本，探讨国外研究者对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借鉴，促进了中外生态美学思想的对话与交融。

二、理论基础、内容、方法从理论基础和观念上看，国外生态美学突破主客二元对立机械论世界观，提出系统整体性世界观；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自然——社会”协调统一。

例如德国著名景观设计师奥都•威拉克(Udo Weilacher 2004)在《当今景观设计中的生态美学》一文中指出：在21世纪，我们是否需要“生态美学”这样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关键在于：它应该采取什么形式来使它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原始田园风光式的自然美学。

他认为，生态美学必须基于这样的观念：人类作为一种有机生物，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作为有教养和有理性的物种，人类有自己的自律意识，从而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全责。

这种观念也成为许多生态美学家的共同观念。

在这种认识之下，梅洛—庞迪的感知现象学、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贝特森的控制论也成为生态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从研究内容上看，国外生态美学开始突破传统的自然美学、环境美学的局限，研究视野从自然和环境扩大到由自然—社会—人构成的整个生态系统，并摒弃了传统美学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审美静观学说，而强调生态审美体验的参与性。

而探讨生态美学在景观设计和管理中的作用成为许多研究者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森林资源管理学院教授斯蒂芬R. J. 夏庞德(Sheppard, S. R. J. 2001)的《超越风景资源管理：正在形成的生态美学理论和可视化管理》—文通过分析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林业管理系统的状况，提出了可视化管理理论。

主张以该理论为核心，结合生态审美，探索协调工业生产、人民生活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林业管理法则。

针对最近几年发生在美国理论界的一场关于美学与生态学的关系以及“生态美学”对景观设计和景观管理的影响的可能性的争论，高博斯特等人在《共享景观：美学与生态学的关系》(2007)中探讨了美学在影响景观变化上的重要性以及美学与生态学的对立和互补是以何种方式影响着景观的问题，由此，作者提出了生态美学的概念模式。

也有研究者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研究生态与艺术(大地艺术、音乐等)的关系，由德国艺术家赫尔曼•普瑞格恩策划出版的《生态美学：环境设计中的艺术理论及应用》(Ecological Aesthetics: art in environment design: theory and application)一书便是这方面的代表。

书中收录许多生态艺术和大地艺术作品，并从理论上予以阐发，对生态美学的建设和发展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书中特别提到德国艺术家将一处废弃的煤矿改建为景观公园的例子，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本书也是不多见的以“生态美学”命名的著作。

此外，也有不少的国外研究者关注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

如美国北方中心学院维奥勒塔•波林斯卡(Wioleta Polinstka)的《生态学与艺术：东亚传统与西方交会》论证道教和某些佛教教义(华严宗，禅宗)的宇宙论及其各自的审美实践能够给基督教提供可资利用的生态资源，另外，作者还分析了当代西方环境艺术实例中敏锐的生态信息。

作者认为，东亚审美实践充分展示了自然视界。

在自然视界中，宇宙各部分都在行使各自独特的职能。

根据这个模式，人类的作用不是统治自然，相反，作为宇宙共同体的成员，人类需要顺应宇宙万物。

因为东亚审美实践与当代生态艺术一起为我们如何深入领悟环境伦理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洞见。

在研究方法上，国外不少生态美学研究者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探讨人们对生态的审美体验。

像波兰生态美学研究者马尔塔•泽澳莱克(Marta Ziolek, 2005)等人发表的以《景观美学与生态美学》为题的调查报告，以波兰国家公园为案例，利用张贴在互联网上的系列照片，收集了人们对于有关景观感受的1016份问卷(答案多达30，000个)，并证实景观美学和生态美学是一致的。

这种研究方法是我国生态美学研究所缺乏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两种范式：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区别国外生态美学无疑与环境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起初许多环境美学家(如卡尔松、伯兰特等人)均将生态美学看成是环境美学的组成部分。

但随着生态美学的发展，不少研究者开始主张生态美学应该从环境美学中独立出来，以取得独立性的学科地位。

简单地说，生态美学研究者认为环境美学仍然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而生态美学则主张生态整体主义。

像国际美学学会副会长、土耳其美学家约尔•艾兹恩就持类似的观点。

她在2007年9月11日给本人的信中说：“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主要区别是，环境美学并不总是关心自然及其健康状态，环境可能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它把人类放在中心焦点的地位。

生态美学当然也与人类健康的活动有关，但其主要的关注焦点是自然及其良好状态，所有的美学概念和作品(如艺术作品)都必须以某种方式与自然的良好状态相关联。

”也就是说，环境美学仍然属于建立在主客二元论基础上的人类中心论。

关于这一点，环境美学家伯兰特也不否认。

他认为“环境”一词已经成为“二元论的最后一个幸存者”[2]。

我们追溯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会发现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也经历了诸多变化，有些变化可谓翻天覆地，虽然我们有时可能会视而不见。

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看来，人类认识看待世界的方式即世界观便可以称为范式(paradigm)。

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认识世界的范式，虽然这些范式可能大同小异。

而不同的时代，人类认识世界的范式则截然不同：在古希腊时期，人们通过精密的几何学来认识世界；进入中世纪，人们开始乞灵于上帝；而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人们则完全相信科学和理性的力量。

认识世界的范式标志着我们所处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共享着普遍的认识世界的前提，或者就像圣保罗所说的那样：“我们是在逻各斯中。

”[3]只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逻各斯罢了。

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生态美学研究者贾森•希姆斯(Jason Simus, 2004)在《生态学新范式的美学意蕴》中对以卡尔松为代表的环境美学提出批评，他指出环境美学有这样一个认知前提，即和谐、有序和规律才是积极的美学因素，也就是说通过这些因素我们既可以科学地认识自然界，也可以从审美角度出发，去欣赏自然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