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比较研究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发生时间几乎同时，但两国的运动结果却截然不同。

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由弱小走向强大；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无法摆脱被殖民的境遇。

不论结果如何，两国改革措施的对比，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明治维新成功和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和得到启示。

一、改革前社会背景的差异当时的日本与中国都处于封建社会，社会阶级都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级。

日本在唐朝时学习中国的制度，但有两样没有学习，一样是科举制度，一样是宦官制度。

因此，日本的四个阶级无法相互转换，而中国的可以。

在日本，武士阶级即为士，享有众多特权，并且世袭罔替，子孙后代都能成为武士。

武士又分有多个等级，且中、下级武士无法升为上级武士。

并且由于中、下级武士俸禄较低，使他们处于被上级武士剥削的境遇。

中国的四个阶级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工、农、商三个阶级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士，并且士的身份地位是不可能世袭罔替的。

因此，科举制把任何对统治阶级不满的力量都转化成了拥护统治阶级的力量。

而且，中国的士是可以逐步升迁的，即从无利益者变成既得利益者。

当时日本是领主土地所有，土地不能买卖，所以地主也是受压迫的。

而中国的地主是土地所有者，是既得利益者。

因此，当时日本统治阶级的地位并不是稳定的，是处于一种孤立的状态。

随时都有可能被中、下级武士和地主推翻的危险。

反观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统治阶级地位依然稳固。

被推翻的危险相比日本小得多。

二、行政改革措施的差异对比两场运动在方式和内容上有其相似的地方。

第一,它们都是先由国家出资,从国外引进大机器生产,投入资金最大的工业都是与军事有密切关系的企业。

第二,为适应近代化的需要,它们都开始了新式文化教育的创办。

但是,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异。

第一个差异是洋务运动虽然在生产力上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却不变革封建制度,企图搞中体西用。

而日本则是在制度变革基础上建立地主资产阶级的新政权,由新政权推行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保证近代化的顺利进行。

洋务运动兴起时,清政府虽然屡遭列强打击,国内农民起义不断。

但是它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对全国的统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制。

虽然鸦片战争的失败使自大的国人受到极大的刺激，但是国人依然认为“中国文式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的官僚是绝对不可能去思考如何改变封建时代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而日本则不一样,明治维新前,幕府统治已成众矢之的,陷入极端孤立地位,在封建营垒中分化出一支以中下级武士和强藩相结合的倒幕力量,其中一部分人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密切关系,他们在倒幕前宣传西方文化,在社会上起了启蒙作用,倒幕后推动明治政府进行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保证了维新的成功。

第二个差异是洋务运动的政策重心在对内镇压,明治维新则重在对外开拓。

当时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军已严重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因此镇压农民起义成为了首要任务。

可以说洋务运动的首要目标就是“剿发捻”,其次才是“勤远略”。

日本明治维新时,虽然也有一些下层人民的反抗斗争,但毕竟不是危及政权的大事变,因此明治维新的主要任务就是富国强兵,所以从一开始就宣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种追求使明治维新的决策者们目光远大,目标坚定,能够洞察世界局势,最终实现飞跃式的发展。

第三个差异是洋务运动始终缺乏统一的规划和领导,明治维新则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

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名义上有总理衙门领导着,但实际上只是地方上几个热心洋务的督抚的个人行为,力量分散且有限,难以形成合力。

日本刚好相反,明治维新是一种国家行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政权的权威。

第四个差异是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举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资本投资新式工业。

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并不是为了发展一般私人资本主义,因此它禁止商办,其结果如“临大敌而反自缚其众将士之手足”,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举步维艰。

在“官督商办”企业的发展历程处处表明已受到了封建生产关系的严重束缚。

因之新的生产力不可能获得应有的发展。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主要的官督商办企业在封建主义的干扰和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几乎都陷于失败或没落的境地。

日本明治维新的近代企业,其前期也是以官营工厂、半官半民工厂为主要形式推进的,它和中国祥务运动中的“官督商办”政策基本相同。

可是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利用国家税收向资本家提供贷款或津贴,鼓励他们开办私营工矿企业。

而且日本在后期改革中实行扶持民间资本和出售官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给民间资本的政策。

这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这虽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发展进路,然而作为资本主义的起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三、改革后财政税收制度差异洋务运动前，清政府的财政管理具有高度的中央专制集权的特点。

清代户部是管理全国财政的行政机关，是财政管理的中心枢纽，通过各省直接隶属于户部的布政使一职，严密掌控地方财政，确保满族的财政利益。

虽然具体税收由地方政府负责征收，但中央严格制定税目、税率、税额，并根据田赋收入的多少来对地方官员进行奖惩; 而地方开支则需要严格上报户部审核，通过解款协拨制度来支配和控制各省的财政收支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政府的财政集权制度逐渐发生了变化。

官方军队的无能，使得镇压农民起义日益艰难的现实让统治者不得不更多下放财政权力于地方。

户部的财政危机也使中央不得不放任地方自筹款项，准许地方任意加捐加税，地方财权愈益加重，地方自筹饷需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中央财政负担和调度的压力，但也使地方的财政自主权不断加大，地方的财政日趋独立。

因此地方常以各种名义欠缴截留应上缴的款项。

到光绪年间，地方割据之势已成，财政上的中央集权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这种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的瓦解，使得户部再也不能有效地掌握全国财政大权，中央财政收入日趋恶化。

与洋务运动中的清政府正好相反，明治政府在推翻了幕府政权之后，收回了掌握在诸藩手中的财政税收权力，权力的集中使得日本政府对国家的调控能力增强。

1837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地税改革条例》，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根据土地实际支配权确定土地所有权，使土地从法律形式上归农民所有，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耕种自由、迁居自由。

改实物地租为货币地租，按“一地一主”的原则，按地价的3%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税率不因年景变化而改变，地方附加税不得超过地税的三分之一。

并实施了包括征收御用金、设立会计基金、废止银目、发行太政官札在内的一系列财政政策。

即将税收主体由租税、地税转变为工商税、消费税和所得税等新税种。

四、教育改革的差异中国的洋务教育一开始目的很明确，就是培养懂得西方语言的人才，以便与西方列强打交道。

就是培养懂得如何造枪制炮的人才，以加强国防抵御外侮。

但是清政府部门中没有专管教育的部门，而是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内设部门——同文馆来代管教育。

在举办新式学校的过程中，也是各地督抚根据本地需要举办，督抚本人认识到的就办、认识深刻的就多办。

对举办新式学校，全国没有统一的政令，更谈不上制定相关的法律。

因此，所办学校数量少，只是一些实用性专门教育机构，远远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制度。

日本的情况则大不相同。

在明治天皇颁布的五条誓文中，明确提出求知识于世界，培养自立文明的国民。

一开始就拉开了全面发展近代教育的序幕。

在改革初期，日本也是由内设机构——大学校来代行教育管理的职能。

但很快这个形势有了改变，明治政府在机构改革中取消了大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能，由文部省全面领导教育改革事业。

在文部省的领导下，日本学习欧美教育制度，系统设计了日本教育改革的路线图，制定并完善了教育法律法规，从而建立起从小学到大学，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的学校教育体系，以及经费投入、师资培养的配套保障制度，保证了日本近代教育走上正确的发展轨道。

甲午战争成了检验两场运动的成败的工具，中国的战败昭示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和明治维新的成功。

两国几乎是同时开始近代化建设，然而结局却截然不同。

不得不深思这其中的原因。

同时明治维新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改革需要有极大的决心，极大的勇气。

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系统性的顶层设计是是整个国家改革的基础，同时政治环境的稳定是改革进行所需条件。

即一个国家的改革首先就是政治制度的改革和系统性的顶层设计，同时需要政治环境的稳定来保证政策执行和延续。

参考书目：《菊与刀》作者：露丝·本尼迪克特编译：田伟华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时间：2011-8-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版次：2013年8月第5版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比较研究组长：陈其桂（1311145）论文主笔：周治新（1311141）、杨翼（1311144）、陈其桂（1311145）资料查找：苏深小（1311142）、车国宋（1311143）、罗悦（1311146）李秉通（1311147）、宋蕾（1311148）、刘裕平（1311149）黄积章（1311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