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0905010197 09汉语言文学摘要：建立和推广规范的、全国通用的语言（标准语），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任何一个要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所必须完成的社会历史任务。

语言的使用和发展跟社会的发展、跟社会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变革是密切相关的。

可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因为中国地域辽阔，而社会发展缓慢的缘故，汉语方言分歧较大。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方言分歧较大的语言之一。

二千多年来的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不同地区的人民交往很少，造成“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

为了交际，人们就要求有一种通用的汉民族共同语言。

民族共同语是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

关键词：汉民族共同语方言“七区说”汉字改革汉字统一主要内容:相声大师侯宝林曾经说过一个关于“普通话”的相声。

其中说到有位北京人到上海，向旅馆服务员要“面汤”，结果服务员给他送来一盆洗脸水，闹了个大笑语。

可见，如果不会说普通话，不但交往困难，还可能误事。

早在两千多年前，人们就认识到，社会交际必须使用一种统一的共同语。

先秦时期曾有一种类似“普通话”的统一的、规范的口语，叫作“雅言”。

史书上记载，孔子在读古书、行古礼时就使用雅言。

只是这种统一的口语当时没有在社会各地的方言也就长期保存了各自的差异性。

但是，尽管方言分歧大而复杂，随着社会的发展（即使是缓慢的发展），各方言区之间的交流还是逐渐增加的。

为了交际，人们就要求有一种通用的汉民族共同语言。

民族共同语是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

(注[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500页。

)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一）汉语方言的形成当很久远。

汉语存在复杂的方言，这是汉语发展的一个侧面，汉语发展的另一个侧面，是在汉语方言之上早已存在求同的趋向。

“扬雄（方言）告诉我们，汉朝是有很多方言的，但是也有一种‘通语’，这种‘通语’和当时的书面语关系如何还有待于研究。

”传世的扬雄撰写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中国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重要著作。

根据扬雄《答刘歆》和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序》等材料，可知周秦时期已有人采集方言。

（[M]《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76-77页）1955年，罗常培、罗叔湘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一文中提出，“汉语方言还没有经过全面的调查。

根据现在知道的情况，可以分成八大方言，每个方言内部包括许多小方言。

”这八大方言是：北方话、江浙话、湖南话、江西话、客家话、闽北话、闽南话、广东话。

根据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现代汉语》增定版上册把现代汉语分为七大方言区，该教材认为“七区说”比较稳妥，七区说较之把江浙话归为吴方言（[M]4-6页）。

关于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学术界的意见不完全统一。

比较通行的是“七区说”。

“七区说”把汉语方言分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七个大区。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将山西、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河北（局部）有入声的方言划为晋语，皖南一带的徽州方言划为徽语，另外将广西的平语也单列一区，加上另七个方言共十个大区。

1988年，在香港朗文出版公司出版的[M]《中国语言地图集》里，我国方言研究学者将汉语方言划分为十大区。

在大区之下有的分区；在区之下分片或再分区；在片之下有的分小片。

十大方言的划分是：1、官话大区人口约66223万。

其中：东北官话区约8200万人；北京官话区约1802万人；冀鲁官话区约8363万人；胶辽官话区约2883万人；中原官话区约16941万人；兰银官话区约1173万人；西南官话区话区约20000万人；江淮官话区约6725万人。

2、晋语区人口约4570万。

3、吴语区人口约6975万。

4、徽语区人口约312万。

5、赣语区人口约3127万。

6、湘语区人口约3085万。

7、闽语区人口约5507万。

其中包括：闽南区、蒲仙区、闽东区、闽北区、闽中区、琼文区、雷州区、邵将区。

8、粤语区人口约4021万。

9、平语区人口约200万。

10、客家话区人口约3500万。

中国古代汉民族的经济政治中心是北方的中原地区，所以汉民族共同语就以中原地区的方言作为基础，以王朝京城所在地的地方话作为语音标准。

比如先秦时期以“成周”（洛阳）方言为基础的“雅言”、秦和西汉时以关中方言“秦语”为基础的通语、东汉时的洛阳话、唐代的长安话、宋代的汴梁话等，都曾先后成为汉民族的共同语。

然而由于它们都主要是官方用语，只通行在官僚士大夫的圈子里，并没有向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推广，因此就有很大的局限性。

汉族早在先秦时期就存在着古代汉语共同语。

春秋时期，这种共同语称为“雅言”（[M]《论语/述而》），汉代称为“通语”（[M]杨雄《方言》），明代改称“官话”，辛亥革命后称为“国语”，新中国成立后称为“普通话”。

要谈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可以从书面语和口语两个方面谈。

一般认为，汉民族共同语的书面形式在先秦时代就产生了，当时口语和书面语基本一致。

但由于口语灵活多变，书面语保守，时间一长就会形成口语和书面语脱节的情况，即“言文不一”的情况，嘴巴上说的和手上写的不是一回事了，如嘴巴上说“哎呀，我真是痛苦呀！”写下来却是“呜呼，痛哉！”这种言文不一的情况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汉代出现了一批注释家，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读不懂先秦时期的作品了），到了隋唐时期，言文不一的状况更加严重，人们已经很难读懂古人的作品，严重削弱了语言的交际作用。

于是一种接近口语的书面语形式就开始在民间产生了，这就是早期的白话文。

宋元以后一直到五四，虽然文言文一直占据着书面语的统治地位，但较能反映口语的“白话文”一直在民间流传发展着，并最终走向成熟取代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唐宋时代，产生了接近口语的文学语言——白话。

白话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

宋元以来，由于印刷术的发展，用白话写的文学作品大大增加，话本、戏曲、小说等讲唱文学形式传播到各地，这样就推广了北方话。

金、元、明、清四代，除明初一个短时期建都金陵（南京）以外，其他时期都建都北京。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前后历时八百多年。

由于经济政治的集中，北京话的影响逐逐渐增大，地位日益重要。

一方面，北京话作为官方的通用语言传播到全国各地，成为“官话”，“官话”也就逐渐成了各方言区之间共同使用的“共同语”；另一方面，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学作品，特别是元明以来的戏曲，也更多地接受了北京话的影响。

这样，北京话就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清朝末年，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民族共同语实际上已经形成。

汉字改革运动和汉语统一运动是密切联系的，清末切音字运动的提倡者在考虑拼音文字的同时，也很关心民族共同语的问题。

在清末切音字方案中，拼写“官话音”的方案最多。

卢戆章最早提出把“南京话”作为“各省之正音”，后来，他又改为同意用“京音官话”作为“通行国语”。

王照坚决主张用“京话”（北京官话）作为共同语，他认为“……宜取京话，因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傅于海，纵横数千里之土语，与京语略通。

是以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

余谓‘官’者，公也，‘官话’者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

(注[A]《官话合声字母》凡例。

)他所说的‘土语’，就是流行得最广的北方话。

他在《挽吴汝纶文》中，指出了“以字母传国语为普通教育之要原”。

提出了“国语”的概念，他提的“国语”和“官话”是意义相同的。

王照的论述，实际上是主张推广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民族共同语。

朱文熊最早提出“普通话”的概念，他指的普通话是“各省通行之话”。

劳乃宣等主张先学方音，后学京音。

而先学好地方语音，目的是为更好地更快地学习官话音。

一九一○年，清末切音字运动的最后一年，从“官话”到“国语”的概念更加明确了，资政院议员江谦等三十二人曾联名就清政府的学部在奏折中所提到的“国语教育事项”的说法提出质询，要求把“官话”正名为“国语”。

一九一一年，清朝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

这个提案为统一国语提出了很具体的措施。

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二年民国成立，召开中央临时教育会议，会上决定召开读音统一会。

一九一三年，读音统一会开会，议定了6500个汉字的国定读音，称做“国音”。

当时对“国语”的概念是“就国音而发”的“近文之雅语”，“一种极普通之官话”。

但是，读音统一会只解决了“国音”问题，并没有解决推行“近文雅语”的问题。

这一问题，到五四时期才解决。

为了解决国语统一问题，一九一六年八月，北京的教育界人士86人组成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

一九一七年召开第一次大会，选举蔡元培为正会长，张一麟为副会长。

“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之采用”。

任务是：（1）调查各省方言；（2）选定标准语；（3）编辑语法辞典等书；（4）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5）编辑国语杂志。

一个国语统一运动逐渐形成了。

一九一七年，国语研究会委托黎锦熙拟定了一个《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详尽地规定了音韵、词类、语法三个方面的调查研究计划。

国语统一运动和白话文学运动差不多是同时兴起、相辅相成的。

一九一八年，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宗旨。

于是，国语统一运动和白话文学运动就呈“双潮合一”之势，蓬勃地发展起来。

为了更便于开展国语统一运动的工作，一九一九年四月，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组织了国语统一筹备会，作为教育部的一个附属机构，专门主持国语统一的工作。

从此，国语研究会的工作实际上由国语统一筹备会代替了。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

会员有蔡元培、赵元任、汪怡、白镇瀛、萧家霖、曾彝进、孙世庆、方毅、钱玄同、胡适、刘复、周作人、马裕藻、沈兼士、黎锦晖、许地山、林语堂、王璞、黎锦熙、陈懋冶、沈颐、李步青、陆基、朱文熊等172人，由教育部指定张一麟为会长，袁锡涛、吴敬恒为副会长。

(注黎锦熙：[M]《国语运动史纲》，第82-83页。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革新思想成为社会的主要潮流，国语和白话的推行，就更加顺利了。

一九二○年，经过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一番努力工作，国民政府的教育部正式通令小学“国文科”“一律改为国语科”，这是实现文体改革的一大措施，同时也使国语统一运动有了较大的实质性的进展。

从这以后，国语统一运动进入了推行期。

一九二四年，国语统一筹备会修改了读音统一会所定的“国音”，改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