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宗教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学院：护理学院专业：护理学学号：2009300026班级：09级二班姓名：冯娅婷浅谈宗教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内容摘要：在人类早期一些社会中，宗教承担了对世界的解释、司法审判、道德培养和心理安慰等功能。

现代社会中，科学和司法已经从有些宗教分离出来，但是道德培养和心理安慰的功能还继续存在。

宗教所构成的信仰体系和社会群组是人类思想文化和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可以说宗教是研究西方世界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

宗教对西方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涵盖了政治、法制、经济等各个领域。

关键字：宗教政治法制经济影响一、宗教对西方国家政治的影响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很复杂。

在历史上，宗教常常被统治阶层用来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

另一方面，宗教也常常被反抗者用来作为反抗压迫的工具。

现代在许多国家，公民都有宗教信仰自由，即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有信这种教的自由，也有信那种教的自由，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中世纪时，西方有许多国家都采取政教合一的制度，国家政权与宗教合而为一，宗教首领就是国家首脑，直接掌握国家政权；设立单一的宗教成为国教，教规就是国法，公民必须信奉和遵守，公民没有信仰其他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否则会被认为是“异教徒”而遭到迫害。

宗教与政治虽然核心不同，但本质却是一样的，对人的要求都具有绝对的倾向，宗教要求信徒的绝对服从，而政治则追求和强调统治其国民的至高主权。

正是基于这一共同特性，二者在实际生活中才能互相协助，相辅相成。

一方面，统治集团要求社会的宗教结构与政治结构相适应，利用宗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宗教的巩固、保持和发展也都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支持。

宗教参与政治的形式之一便是形而上的宗教理念。

即以其教旨吸引民众，以其教法整合民众，使教徒以教义教法为基本原则和最根本的目标参与社会的政治活动。

远可追溯到十六世纪，德国教皇利用赦罪来敛财，进而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巩固自己的政权。

而近则可至现今美国社会中，借由基督教的理念与价值来提供政府的合法性，为美国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支持和注解。

宗教的合法性论证将经验社会的不稳定的实在结构与一种终极性的实在联系在一起，赋予社会神圣的源头和根基；其次宗教信仰影响公民的态度和立场，进而导致不同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并由此作用于美国的政治选举。

这点从美国历届总统在就职仪式上，将手按在圣经上宣誓便可见一斑。

而艾森豪威尔所言“我们的制度如果不是建立在一种深刻的宗教信念之上的话，它就失去了意义。

”更是突出了宗教在美国政治体制中的重要地位。

也是宗教对政治影响的具体表述。

特别是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宗教的影响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甚至成为联邦政府职能的一个合法因素。

与此相对的，则是宗教形而下，世俗的参与。

即宗教组织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和扩展自己的利益，以集团身份运用各种手段影响政策的制定和运行，从而达到参与政治的目的。

宗教的世俗参与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宗教政党及其政治组织的大量出现及形成与发展。

宗教政党首先是一种政党，其次才是一种宗教，它以参政、议政为主，利用宗教的社会力量达到分享政治权力的目的，但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宗教属性，将宗教教义密切结合到政治纲领之中。

这一现象在政教合一或政教关系密切的国家比较常见。

穆斯林的伊斯兰政党和土耳其的救国党皆是如此。

而因特殊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产生的黎巴嫩真主党、社会进步党等甚至是黎巴嫩各种政治派别和军事力量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它不仅为个体生存提供意义支撑，也为社会提供一种政治资源。

宗教的意识形态性，使其常常成为维护从属社会集团的政治利益与生活方式的政治武器和统治者神话内外政策的依托。

当然，宗教能够对政治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与政府对宗教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正是由于政府给予了宗教参与政治的机会，才有了今天宗教蓬勃的发展和入政的可能。

近代政治理论认为:作为个体的人应该是自由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应该是民主的。

这在中世纪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并非近代政治思想家的首创。

自由派意义的国家理念、以职业平等为背景的平等、民主的组织形式等等这些观念在宗教改革者那里就已萌生,对自由、平等、民主这些作为近代政治学核心内容的观念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近代政治学理论中另一核心的观念即民主。

而政治国家意义上的民主并不是谁创造出来的。

反而是人们不断地从个人生活出发,将认识逐渐贯彻到政治领域当中,逐渐培养出来的政治民主理论正是这样,宗教改革者主张的教会“民主”从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

加尔文主张按民主的原则改革教会组织。

在加尔文建立的共和国里,教士之间建立平等关系;投票选举产生神职人员;组成由信众兄弟组成的大会并遵从其做出的决定……这一系列改革对产生近代民主的启迪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实践中,加尔文按着这一教会组织的原则建立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教会组织。

这种民主起初仅限于教会内部,但是随着新兴资产阶级势力的增长,它逐渐地扩展到“人间王国”,其理论的贡献不仅限于对近代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而且“成了日内瓦、荷兰、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

”【1】在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后,新教徒建立的国家中大多为共和国的形式,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到“加尔文式”民主的开创性意义。

宗教对当时人们思想的震撼是根本性的,其对近代政治体系的建立所起的作用亦是不可忽视的。

二、宗教对西方国家法制的影响法在起源阶段同宗教有着一致性关系，每一种法律体系确立之初．总是与宗教典礼和仪式密切相关。

在人类早期阶段，公共权力借助于神的力量的支撑，君主为了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往往把其统治的渊源归结于上帝、归结于神。

宗教与法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二者均为社会价值观的表现形态，都对社会行为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

在古希腊，法律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一的。

在法律和立法问题中，人们经常援引的是特耳非的圣理名言—他的名言被认为是阐明神意的一种权威性意见。

宗教仪式渗透在立法和司法的形式之中，祭司在司法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王在当时被认为是最高的法官，其职责和权力也被认为是宙斯亲自赐予的【2】。

中世纪，所有的基督教徒都信奉一种共通的宇宙观，象其他科学和思想的分支一样，法律哲学也为教会及其教义所支配。

当时的欧洲，教会控制着教育和科学，而神学则位于众门科学之首。

所有知识都源于基督教的信仰之中，法律文化也不例外。

许多宗教教义实际上都表达了人类的一般价值追求。

部分教义被法律吸收，成为立法的基本精神。

《圣经》、《古兰经》、《摩奴法典》等宗教经典，分别对西方两大法系、伊斯兰法、古印度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基督教中有爱神，爱是宗教中一条神圣的戒律，伯尔曼在研究爱与法律关系时指出：“无论对基督教还是犹太教，爱都是被认为法律本身之所在，而法律既包括其具体行为，也包括其抽象的道德，都要成为爱的体现【3】。

”西方法律主张的程序正义，程序先于权利，给相同的人以相同的待遇，就是起源于宗教中的博爱。

相同的案件应做出相同的判决。

不能因人而异，这并非只是正义原则，同时也是爱的原则，不平等待人就不是爱，法官如果徇私枉法，不仅要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更要受到宗教道德的谴责，在上帝的末日审判时他是难脱其咎的。

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对法律发生过重要的影响，许多国家的法律誓词就是最好的证据。

如公元前九世纪英国的盎格鲁—萨克逊法律中就有如下的规定：“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指控他就是盗窃我财物的人。

这既不是出于仇恨、妒忌或其他非法目的，也不是基于不实所言或信念（索赔被盗财物原告的誓词）。

”被告人的誓词“我在上帝面前宣誓，对于他对我的指控，我在行为和意图上都是无罪的。

”助誓人的誓词“我在上帝面前宣誓，他的证词是清白和真实的【4】。

”完备的法律机器的正常运转需要内在的宗教性提供强大而持续的驱动力。

如果人类社会仅靠法律来支撑，那么社会上势必充满血腥和暴力。

如果人类社会仅靠宗教精神来支撑，那么人类势必陷入白日梦幻般的意境之中。

因而在强化法律作用的同时，必须注意宗教信仰的陶冶，在培育宗教精神的情怀时，也不应忘记重视法律对生活的调控。

三、习俗对西方国家经济的影响以基督教为例，从基督教演化出来的派系很多，加尔文教和新教隶属于基督教，他们的共同点是信仰耶稣，信仰基督教基本的教义。

至于基督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新教教义（主要是加尔文教）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已经给予了很有力的证明。

在书中，韦伯认为北欧演变的资本主义精神尤其是加尔文教的宗教伦理影响了大量的人进入到现世世界来工作，他们建立自己的企业，进行商业贸易，积累财富。

换句话说，新教的伦理是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力量。

很多宗教排斥对金钱的贪婪，强调对信仰之神的虔诚，否定现世，憧憬来世。

相比之下，加尔文教教义对金钱给了另外的解读，他们认为对金钱的追求并不是人类的贪婪而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是对上帝进行服务的一种善的行为。

这种革命性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工作观念，甚至对一些最普遍的职业授予了极大的善，并把他作为增加普遍善的途径，同时做最普遍的职业也是来自于上帝的祝福，并且地位和神圣的职业一样重要。

例如，一个弯腰驼背的修鞋匠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为他人修鞋，尽最大努力得到上帝的赞扬。

“不可偷盗”(出20章15节)的训令，如同二十个世纪以来每位神学家所宣称的，是对私有财产的一个神圣保障。

假如我对此物没有所有权，我就不能从别人那儿偷走。

在十诫中，我们更进一步的看到这样的命令：“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并他一切所有的”(出20章17节)再一次我们了解到关于私产的清楚教导。

另外一个对资本主义的兴起有贡献的圣经基础，是劳动乃是神所赐的责任。

工作既不是应当避免的诅咒，也不是只有当需要时才追求的活动。

相反地，神在人堕落之前乃是命令人要管理园子，甚至在犯罪之后工作仍在人类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

新教的工作伦理帮助并促进了大繁荣，历史学家理查唐恩(Richard Dunn)写道：“大部份精力充沛的商人都可以在荷兰的基督徒中找到，而大部份有朝气的工业都在英国的基督徒间得到成长，难道这些都只是巧合吗？二者都只刚好强烈带有加尔文主义的意味吗？为什么法国新教徒在天主教的法国商业社会是如此地突出？又为什么在加尔文教徒大诸侯之下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基督徒，在十七世纪时被德国人描述为几乎是唯一展现出加增繁荣的一群？”韦伯也写道：“加尔文主义与虔信派主义比较起来，显得较接近坚硬的律法主义及中产阶级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活跃商业。

”正由于加尔文派实行了韦伯所谓的“世俗的禁欲主义”，于此而拉起了资本主义革命的舞台序幕，普鲁士人及加尔文派的跟随者视财富为“在一个劳动呼召之下的结果”或“神祝福的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