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评析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态势。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学派。

认真研究和分析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20世纪7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态势，多极化、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核战争的恐怖阴云、石油危机、生态环境问题等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新现实主义清晰有力的历史循环论让人感受到人类命运的悲观前景，而另有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从古典自由主义和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经济学家为伍发展出在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学派之一。

从学理意义上看，也正是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两者间的理论交锋及最终趋同，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催生了价值理性向实践理性的演变，开创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局面。

一、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及流派1986年，罗伯特·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出版时，新现实主义的重要作用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但针对新现实主义的理论缺陷，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界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观点对立的学派，尽管批评者的学派名称尚未明确，但双方争论的焦点已经明朗。

1988年，约瑟夫·奈在一篇书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中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对峙概述了20世纪80年代的论战，并在与新现实主义对比的基础上阐述了新自由主义在理论观点和方法上的差别。

1993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戴维·鲍德温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当前的论战》系统全面地概括了“两新”理论的论战。

就“新自由主义”的名称来看，正如戴维·鲍德温所说，从渊源上讲，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并不是对立的，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是保守主义。

最初，自由主义只是在讨论国内政治时才被引用，后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逐渐专指经济因素分析。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

当然，“新自由主义”只是一种泛指，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张“以全球相互依存为中心”的观点，认为国家不再是占中心地位的国际社会角色，世界政治经济多极趋势导致众多的角色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第二，国际系统应主要包括结构和过程两部分，强调研究体系角色相互作用的权力模式。

第三，权力不再是国家行为的唯一目标，军事力量不再是对外政策的有效手段，经济技术合作及全球相互依存正逐步占据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经济福利与国家安全同等重要，不能随意放弃或牺牲，经济是和平的前提。

第四，在国际合作中，国家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绝对收益，只考虑在合作中自己是否有所得益，不顾及自己的收益比别人多还是少。

第五，因为国家是理性的，国际机制、规则、制度是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能确保实现国家间合作这一目标。

其中，第五方面观点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两新”理论论战的焦点。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除了上述三位学者外，还包括理查德·罗斯克莱斯、安·玛丽·伯利、查尔斯·贝茨等学者。

这些学者面临着同样的国际关系现实，但不同的学者开出了不同的处方。

在新自由主义学派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流派有以下几种。

1、相互依存理论。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

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

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2、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 on 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 theory)”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等。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强调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

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制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3、“新强国协调论(A New Concert of Powers)”。

这是主张贸易自由主义的美国学者理查德·罗斯克莱斯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

他认为，人类暂时还不能改变世界无政府状态，也不可能把国际关系改造成同国内政治一样。

在均势、威慑和协调这三种能制约无政府状态、防止其发展为动乱和战争的方法中，协调是最有效的维护和平的途径。

在作者看来，20世纪90年代初是强国协调最有希望的时期，而形成和保持这一势头的关键是发展有力的和平衡的贸易联系，贸易世界是摆脱军事政治世界这一恶性循环的危险体系的出路，也是人类的希望和世界和平的前提。

4、“民主和平论”。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 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现代“民主和平论”以“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认为：(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

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

“民主和平论”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

5、全球治理理论。

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詹姆斯·N·罗斯诺教授等人。

罗斯诺提出的“分合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

“分合”(fragmegraf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结合而成。

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和区域化的现象。

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

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

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即从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

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6、法律自由主义。

法律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跨国社会问题所形成的管理压力需要将国际法变成包括所有直接管制个人之间以及个人和政府之间跨国活动法律的总和，目的是要帮助形成跨国社会中个人和团体互动的结构模式，以限制国家的活动。

7、“社会与世界自由主义”。

“社会与世界自由主义”相信国际正义是人类精心设计的产物而非天然既定，因此它尤其关注解决跨国公共问题中的国际分配正义问题，目的在于为公正的世界秩序提供一种道德基础。

这些问题包括：全球不平等与贫困以及为此国际制度的调整、变革的必要性和措施；跨国公司的行为、国际游资的管理等国际复合相互依存中的新问题；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公共问题治理的决策权力等。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重视国际民主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国际层次上的多边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因为尽管合作会促进社会福利，但不公正的制度却会导致福利分配的不合理性；吸纳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治理决策；重视保护国际关系中弱势国家以及包括弱势民族、难民等在内的弱势群体的权益。

二、对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价1、从理论的历史沿革看，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重大转折后的新成就总的来看，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于以下观点奠定了其与(新)现实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自由放任的国际生活并不必然导致秩序，必须借助国际组织、多边机制、国际法调节或管制理性行为体的行为；跨国公共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国际层面的治理才能得以解决；合作尤其是经济技术领域合作对国际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应重视多边主义、提高国际治理绩效、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而促进国际和平和正义。

20世纪后期，在国际关系理论诸流派中，新自由主义最早洞察到国际政治发生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挑战，并能及时地从古典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那里汲取理论源泉，从跨国公共问题视角重新审视传统的国家间关系。

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多边机制、区域一体化、国际维和、国际机构改革等正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回应。

尽管在解决国际社会公共权力和国家私权(主权)这一关键问题上，新自由主义理论尚显不足，但其理论和现实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从早期自由主义国际思想的先验的价值理性，到张扬工具理性的新自由主义，再到社会建构主义主张价值理性的回归及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其间理性主义内涵和外延的扩展既反映了人类理性自身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也反映了人类把握国际关系及人类自身的思想历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自由主义自有其历史地位和理论意义。

2、新自由主义理论主要是为西方国家利益服务的正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罗伯特·考克斯所说，“理论总为某些人，为某些目的服务的”。

新自由主义也不例外。

新自由主义理论高度技巧性地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全球治理理论暗示多中心世界政治实际上是结合“美国第一”和“美国的世界领导责任”的全球为中心的政治模式。

新自由制度主义先驱人物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中，尽管也对现存国际体制进行了一定的批判，如指出，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和功利主义的个人平等基础上看，其存在着一些伦理上不足，如不利于非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弱势群体、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但是该书从整体上强调：国际体制在整体的功能上具有促进合作的功能；这种合作尽管不完美，但对世界的稳定和发达国家所有人的福利有利，并且有助于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进行虽然是不多的资源转移，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发达工业化国家自私与剥削的倾向；这些现存的国际体制相对于不发达国家要求的国际体制，从结果主义的道义基础上看更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