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与无为*———兼论王阳明中后期对道家道教的批评之二朱晓鹏摘要阳明学因其讲本心良知，注重主体的心性修养和王阳明本人多次隐居，“出入佛老三十年”，至中后期仍然十分注重融摄道释，以至于阳明学长期被当作没有经世功能和有为追求的纯粹心学或道禅之学。
然而，从儒学固有的价值取向、阳明中后期思想的内在逻辑、性格特点以及王阳明所处的时代背景等方面来看，王阳明无疑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现实关怀和实践品格的儒者。
而且阳明学中“良知”的自然展开，“知行合一”、“体用不二”、“万物一体”的理论特点又形成了其学说“立体达用”的逻辑架构。
王阳明正是用这种逻辑架构作为标准来对照查验其他思想学说，使之成为他展开儒道之辨、儒佛之辨的重要判据。
关键词王阳明儒道之辨经世有为立体达用体用不二中图分类号B24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627（2010）02－0065－09作者：朱晓鹏，男，1963年生，浙江缙云人，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近年主要从事道家哲学、阳明学的研究。
杭州310036儒家学说一直以来以其积极入世，鼓励士人积极担当社会责任，从而形成与佛道两家不同的价值取向。
但至宋以后，随着孟子心性论在士人中间引起高度重视，加上禅学、道教的兴盛，对心性的探求一时间成为了当时儒者们的重要课题。
这样，传统儒学的根本主张———内圣外王之道，被进一步构建于自我的“修身”或个体的“内圣”这一基本前提之下，从而就使儒家的“内圣”乃至“外王”之道充满了个体的体验性特点。
但新儒家对“内圣”的偏重，终究没有导致对现世的彻底否定。
即使是阳明心学提倡“心即理”，把道德本体回归到“一心”之中，并且“出入佛老三十年，”至中后期仍然十分注重融摄道释，在其一生的思想性格中深受道释的影响，也并没有因此真正隔绝“心”与外物的关系，即所谓“廓*拙文“养生与养德———论王阳明中后期对道家道教的批评之一”，载《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2期。
然大公，物来顺受”。
所以，这种特点也决定了像王阳明这样的心学家虽然长期被当作没有经世功能和有为追求的纯粹心学或道禅之学，但实际上终究还是成为了一代大儒，而绝不会成为走进山林的方外人士。
相应地，作为儒者的王阳明中后期批评否定道家道教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认为其“外人伦”、绝世务、不作为，缺乏家庭和社会责任感。
可以说，王学虽在心体的发明、良知的呈现等内修问题上作出了精辟的解说和体证，但并不能掩盖王阳明积极入世、经世有为的内在性格和实践品格。
一、王学的经世有为品格阳明学讲本心良知，注重主体的心性修养，因而极易给人只重内证主观的体验之感，误会其“心外无物”说是对一切外事外物漠不关心；又因其多次隐居、融摄道禅而有出世蹈虚之名，甚至被视为近于道禅之学，以至王学在明末清初备受攻击，甚至被责之为清谈误国的典型。
也就是说，阳明学被视为只注重身心体验而缺乏现实关怀和实践品格的学问，被当作没有经世功能和有为追求的纯理论。
但实际上，这种以为王学无裨于实际、没有经世有为的追求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因为王阳明不仅极重视事功和践行，而且恰恰是思想史上极少数有突出事功的儒者，被不少人看作能内圣—外王的少有“全人”。
所以，王阳明的思想和人生之路，与寻常科举出身的人和其他宋明儒者都大不相同，而具有自己的突出特点，即“他的学说，与他平生经历密切相关，是他豪雄式人格的体现和概括”①。
从历史上看，王阳明在三十多岁“归本儒学”后，其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重新重视了人伦世务的意义，肯定了社会和家庭的责任。
《年谱》载王阳明于弘治十五年筑室阳明洞中静坐修炼，曾“思离世远去”，只因挂念家庭的人伦之责，“复思用世”；不久通过主持山东乡试，更力申其“经世之学”（《王阳明年谱》，《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6页。
以下简称《全集》）。
自此以后，阳明始终以积极入世的心态尽人伦、经世务、建事功，成就了其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的不朽功业，创造了其积极有为的人生。
可以说，积极有为、阳刚进取是阳明一生思想、行为和性格的一个主调，也是其坚守儒学的基本立场的一个重要表现。
我们知道，儒家原本就具有阳刚和经世的特征，被视为儒家经典的《周易大传》中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确是儒家所主张的基本的人生态度。
孔子所称颂的“刚毅”，曾参所提倡的“弘毅”，孟子所倡导的“浩然之气”，都体现了一种刚强有为、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
另外，儒家的大同思想和内圣外王、正人正己、成己成物等主张，以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都是经世进取思想的反映。
这种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与下层民众，使他们身·66·孔子研究2010年第2期①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有为与无为———兼论王阳明中后期对道家道教的批评之二上也都具有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
王阳明作为“归本儒学”的学者，必然要求其思想具有推重经世有为的实践品格。
另一方面，从阳明思想自身的内在逻辑上来看，王学经世是其良知学说的自然展开和应用，是符合其内在性格的要求的。
可以说，王学不仅是可以经世的，良知学与经世致用本来一体，不能打为两橛，而且经世有为正构成为王学重要的内在特质，从这个角度正可以揭示阳明学研究中过去只由内证本心良知去认识阳明学的不足，看到王学所蕴涵的多向度的价值。
事实上，王阳明的“良知学”是彻头彻尾地将具体的“事”放到首位加以思考的。
王阳明力倡“知行合一”，就是讲为学须切实，“知”不能脱离“行”：“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王阳明：《传习录》上，《全集》卷一，第13页）“区区‘格致诚正’之说，是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正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
”（王阳明：《传习录》中，《全集》卷二，第41页）“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邪？”（王阳明：《传习录》中，《全集》卷二，第42页）因此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在本质上就是强调“知”应具有“行”的品格，一切知识、道德、观念和理论都应具有能践行、有为的经世功能。
这与朱子仅从读书取得的“知”相比，更具有实践性，更具有真切的客观性。
王阳明常讲的“事上磨练”之类的话，实际上是要强调“体究践履，实地用功”的重要性。
“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王阳明：《传习录》下，《全集》卷三，第92页）。
不言而喻，在王阳明的道德主义的主体性里面，事实上就积淀着极其强烈的实践品格。
王阳明活动的弘治、正德、嘉靖年间，正是明朝内忧外患极其严重的时候。
面对这些严重的社会危机，特别是整个社会显现出士风不竞、道德沦丧的局面，素有高远之志的王阳明不能不生出强烈的救世之心。
王阳明说：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
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
于是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
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
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
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
间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
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
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
盖至于今，利功之毒沦浃··76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
（王阳明：《传习录》中，《全集》卷二，第55—56页）王阳明这一长段对当时社会潮流和士人风习的沉痛描述，正是他的思想学说，特别是其经世有为之志所以产生的背景，也是他的“拨本塞源论”欲拔之本、欲塞之源。
正因此，与那些对现实社会的种种问题漠然视之，缺乏把社会之命运系于自己之心的责任感的士人不同的是，王阳明为了消除明王朝的危机，挽救封建政权的命运，不顾天下之非议，不计个人之得失，力平宁王之叛，力倡良知之说，致被世人目为“病狂丧心”者或被诬为包藏野心者。
但他对此毫不计较，说自己“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即良知说）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
天下之人见其若是，遂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人耳。
呜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体，而暇计人之非笑乎！”（王阳明：《传习录》中，《全集》卷二，第80页）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勇于挺身担当的精神，不仅庄禅缺乏，大部分儒者也缺乏。
所以从人格类型上看，阳明虽然时常有隐逸之志，但与庄子、陈白沙等人追求从容自适的隐者风度不完全相同，他本质上仍属于具有强烈进取精神的豪杰之士，他曾说：“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毁誉而动其心邪！”（王阳明：《与陆原静》，《全集》卷五，第189页）这种不顾毁誉的“昔之君子”不妨可视之为就是阳明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人格。
在王阳明看来，只有具备这种理想人格，才不但可以保证士人在艰难困苦的境遇中保持自我的独立和超然，而且还可以此担负起救世济民的儒者责任。
此外，王阳明在本体论上坚持体用不二观，主张良知之学的体用一如、明体达用：“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
”（王阳明：《传习录》上，《全集》卷一，第18页）王阳明认为：“道大无外。
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矣。
”①因而在王阳明看来，“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王阳明年谱》，《全集》卷三十五，第1289页）可见阳明这种形上学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以体用不二的思想武器来挞伐像道释、俗儒那些在现实人生中体用剖二、只顾内修不管家国天下的行径，因为他们如此无疑是“有了上一截，遗了下一截”（王阳明：《传习录》上，《全集》卷一，第18页），“失之虚罔空寂，而无有乎家国天下之施者。
”（王阳明：《亲民堂记》，《全集》卷七，第251页）为此，阳明还进一步批评了士人专好名而不务实之风，他认为，“为学大病在好名”（王阳明：《传习录》上，《全集》卷一，第30页），道德修养和做事、做学问都须经年累月、脚踏实地去用力，切戒好虚名而不务实。
当弟子薛侃因“只闻誉而喜，闻毁而闷”，为了克服这个毛病来请教他时，他说：“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无务名之心。
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王阳明：《传习录》上，《全集》卷一，第30页）总之，王学并不缺乏现实关怀和实践品格，而是有·86·孔子研究2010年第2期①陈来等：《关于〈遗言录〉〈稽山承语〉与王阳明语录佚文》，载《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