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中国汉民族中的土生教，它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文化综合体，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医学等的发展有过重大的影响。

佛教则是外来教，它是在吸收中华民族文化习俗的基础上在中国扎根并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宗教。

两教有相容的方面，但差异是基本的，其基本区别在于：道教主张以生为真实，追求延年养生、肉体成仙。

道教认为，人的生命由元气构成，肉体是精神的住宅，要长生不死，必须形神并养，即有"内修""外养"的工夫。

与道教相反，佛教主张"无生"，认为现实对一切来说都是苦海。

对现实，人们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只能忍受。

要忍受，必须放弃各种欲望，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上，要追求超脱生死轮回的"苦海"而进入涅般木（无苦的极乐世界）。

可见，道教主张对现实生活的追求，而佛教则主张舍弃对现实物质的追求，注重的是精神的修持和对来世的向往。

佛说来世，劝世人忍耐，所谓今世作孽，来世偿还，这辈子凄惨，可能下辈子不再受苦，简单地说，它的宗旨是，把希望寄托在来世；而道教则完全不同，所谓修炼成功的第一步就是长生不老，道教讲究今世，信道则信永生，来世的事来世讲，反正今世就要成不灭。

和尚需禁欲，心中只有佛，死后坐化，留舍利，莲花宝座重生；道士的要求则不是那么严，且更实际，有助人的信念，讲究修炼，最后羽化飞升。

“道家”与“道教”二词，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

从历史来看，这两个词指称过很多不同的内容，也曾混为一谈；现在也仍然有人主张将二者等同起来。

然而，如果将道家理解为由老子、庄子开创，并在魏晋被重新发明的哲学思想流派，将道教理解为于两汉逐渐形成，后又有若干发展分化的宗教，那么，虽然道教在理论上汲取了道家思想的大量因素，甚至奉老子为教主，但是二者还是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说道教理论就是道家思想。

道教作为一种宗教，有其神仙崇拜与信仰，有教徒与组织，有一系列的宗教仪式与活动，其主要派别的传承是大致清楚的。

道家作为一个哲学思想流派，其思想流变与代表人物应是它被解说时最重要的内容；魏晋之后道家思想的传承流变，现在看来还是模糊而难以说清的，但它对历代学者文人的影响却仍是依稀可辨的；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狭义的“道家”指的就是先秦时代以老子、庄子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流派。

道教神学与道家思想的异同，确实一言难尽。

试举一例：道教所谓长生不老，成仙通神，老、庄并未言及，也不能视为老、庄思想的合理的引申，甚至可以说，与自然之道亦不无悖逆。

道家是中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道家思想的起源很早，传说中，轩辕黄帝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

一般来说，公认第一个确立道家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在他所著的《老子》（《道德经》）中作了详细的阐述。

道家思想其他的代表人物还有战国时期的庄周、列御寇、惠施等人。

道家倡导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尊黄帝、老子为创始人，并称黄老。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

老子曾在他的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萧呵！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

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老子》第25章）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

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

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

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

虽然道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宋明理学更是揉合了道学的思想发展而成。

道家思想后来被张鲁的五斗米道等宗教吸收，并演变成中国的重要宗教之一——道教。

魏晋风流在清谈玄学时更着重炼丹。

因此，道家与道教常被人混淆。

道教是在中国形成并传播的一种多神宗教，在中国古代影响仅次于佛教。

道教被认为是和儒教和佛教一起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

道教以道作为其追求目标，道教因此而得名。

道教是在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吸收神仙方术、民间鬼神崇拜观念和巫术活动而形成。

它主张清静无为，长生不老，得道成仙。

渊源道教虽奉老子为祖师，但其主张与老子、庄子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而更多得益于汉初盛行的以老子之名言修道养寿的黄老道。

道教的另一渊源是始于战国、盛于秦汉的方仙道。

此外，亦可遥追殷商的鬼神崇拜。

道教在其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与当时正进入中国的佛教的互动（佛教对道教的影响以及道家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发展历程道教的发展一般分为汉魏两晋的起源时期、唐宋的兴盛、元明期间全真教的出现和清以后衰落四个时期。

道教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

作为道教最终形成的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太平经》的流传，一是张道陵的五斗米道。

东汉顺帝时（126年-144年），于吉、宫崇所传的《太平清领书》（即后来所谓《太平经》）出世，得到广泛传播。

到东汉灵帝时，张角奉《太平清领书》传教，号为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信徒遍布天下九州，已是颇有影响。

后来黄巾起义失败，太平道日趋衰微。

同样是在东汉顺帝时，张陵学道于蜀郡鹄鸣山，招徒传教，信道者出米五斗，故称五斗米道。

其孙张鲁保据汉中多年，后又与最高统治当局合作，使得五斗米道的影响从西南一隅播于海内，遂为道教正宗。

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炼丹术的盛行和相关理论的深化，道教获得了很大发展。

同时道教也吸取了当时风行的玄学，丰富了自己的理论。

东晋建武元年，葛洪对战国以来的神仙家理论进行了系统地论述，著作了《抱朴子》，是道教理论的第一次系统化，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

南北朝时，寇谦之在北魏太武帝支持下建立了“北天师道”，陆修静建立了“南天师道”。

到了唐宋，唐高祖李渊认老子李耳为祖先，宋真宗、宋徽宗也极其崇信道教，道教因而备受尊崇，成为国教。

此时出现了茅山、阁皂等派别，天师道也重新兴起。

在理论方面，陈抟、张伯端等人阐述的内丹学说极为盛行。

金朝时，在北方出现了王重阳创导的全真道。

后来，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为蒙古成吉思汗讲道，颇受信赖，并被元朝统治者授予主管天下道教的权力。

而同时，为应对全真道的迅速崛起，原龙虎山天师道、茅山上清派、阁皂山灵宝派合并为正一道，尊张天师为正一教主，从而正式形成了道教北有全真、南有正一两大派别的格局。

明代时，永乐帝朱棣自诩为真武大帝的化身，而对祭祀真武的张三丰及其武当派大力扶持。

此时，道教依然在中国的各种宗教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清代开始，满族统治者信奉藏传佛教，并压制主要为汉族人信仰的道教。

道教从此走向了衰落2、道佛两教，一个是中土文化，一个是外来文化，但两者在中国哲学、宗教发展史上，却有着大致相同的兴衰经历。

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道教亦在此时发生，二者又都经魏晋南北朝的蕴酿发育，到隋唐而繁荣并盛。

此种情形，历来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尤其是两教之间的相互抗争、互不相让的关系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和探究。

然而，在互不相让的另一面，是相互融摄，这是二者得以并存，进而繁荣共昌的主要原因，亦是道佛二教关系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

一、道教摄取了佛教的名相术语道教在建构自己的辨思哲学时，大量地吸收了佛教的方法和范畴，然而这些范畴却是根据道教自身的需要进行改造的。

隋唐的道教学者一方面发挥道教的兼容特性，深入纳佛；另一面他们的道教主体意识也很强，他们要因循其本，再博采他说。

他们的主旨是，借佛教的名相术语阐扬老庄的思想，进而使老庄思想根据宗教发展的实际需要得以提升，达到安身立命的目的。

（一）佛性说。

道教有“道性说”，佛教有“佛性说”。

把宇宙本体作为某种抽象的本质来看，并非佛教的独创，早期道家把道确定为万物的最高规定性，已经具备了这种抽象力。

然而，“道法自然”，道“出于自然”，当“自然而然”被理解为道的最基本特性并与人性论联系起来时，“道性”便应运而生，道性即指人性之“自然”。

这在东汉时产生的《老子想尔注》中就明确地表述出来了：“道性不为恶事，故能神，无所不作，道人当法之。

”（“道常无为而不为”注）“道性於俗间都无所欲，王者亦当法之。

”（“无名之朴，亦将不欲”注）“不为恶事”，“与俗间都无所欲”，就是要顺其自然而然道性，“道常无欲，乐清静，故令天下常正”（“无欲以静，天地自正”注）。

道教发明了“道部”，却没有很好的发挥，被六朝时期蓬勃兴起的佛性说取而代之。

佛教自竺道生倡“一阐提人皆有佛性”说以来，加上《大乘涅盘经》被翻译过来，佛性说逐渐成为佛学主流思想。

其谓“佛性”，乃指“真如法性”，即抽象的宇宙本体。

作为一种本体论学说，它是将印度诸法实相说结合魏晋玄学本体论而产生的。

作为一种修道论，它关心终极的抽象宇宙本性与有生灭的具体的人物有何关系，真谛翻译的《佛性论》说：“问曰：佛何因缘说于佛性？答曰：如来为除五种过失，生五功德，故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六朝到隋唐，道教大讲道性说，确实接受了佛性说影响。

但道教并不在本体论意义上，而是在修养论方面接受了佛性说。

魏晋六朝，道教奉行外丹学说，其中虽有修炼身心的内容，其主要目的只在于以清静不动之心神迎受永恒不朽的道，并没有明确地认定客观的道与主观的精神有着某种直接同一性，而佛性说却完成了这方面的论证。

道教本来讲道体论，但为了说明道体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也提倡道性说。

《常清静经》强调“真常得性”，《升玄经》主张“思维分别，得其真性”，《云笈七签·仙籍理论要语》主张“道性常一不异”。

孟安排《道教义枢·道性义》更明白地表明了道性说与佛性说之间的内在联系：“道性以清虚自然为体，一切含说，乃到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

究竟诸法正性，不有不无，不因不果，不色不心，无得无失，能了此性，即成正道。

自然真空即是道性。

”这不仅说是一切物类都具道性，也明确提出，人如能反躬自修，了却本性，就能通道成仙。

王玄览《玄珠录》既讲“道体”，又讲“道性”“诸法若起者，无一物而不起，无一物而不忘。

忘自众生忘，道体何曾忘？道之真实性，非起亦非忘。

”道体是道之本然体，道性是道体潜在于人与物中的具体属性，故人能修性，就能体道。

不过，道教的道性说不仅仅吸收了佛性说，也吸收了儒家的心性说。

儒家讲尽心知性知天，基本立意是主张从一念之初的本心达知本性。

庄子主张“致道者忘心”（《让王》），“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就是以冥化自然作为体道知道的途径。

而这在时间上先于佛教天台大师湛然提出的“无情有性”说。

同时，道教主张以常清静心识性体道，即是把常清静心作为常清静之道作同一体来看待的。

在早期道家看来，常清静、自然而然乃是道的最根本特性；在道教看来，人心能常清静，自能识道性。

道教在讲求道性说时，也讲求道体说，还讲心与身的一致，不象佛教天台那样舍身求性。

（二）因待、境智与本迹的论辨术。

道教在发展自己的思辨哲学时，从佛教中借用了许多术语，如“智境”，王玄览说“道在境智中间，是道在有知无智中间。

”（《玄珠录》）成玄英说：“道是虚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境能发智，智能克境，境智相会，故称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