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康熙皇帝的不足摘要：在中国的封建帝王中，康熙皇帝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他智擒权臣鳌拜，打击守旧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他削平三藩，统一台湾，抗拒沙俄，亲征朔漠；他重农治河，兴修水利，促进经济繁荣；他重文兴教，编纂典籍，发展民族文化；等等。

为维护国家主权，巩固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及社会的进步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同所有的伟大历史人物一样，他也没能避免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不能摆脱狭隘的民族偏见。

尽管康熙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都颇有建树，却依然不能越出封建的雷池，始终没有能表现出某种使中国跳出落后状态的独特尝试[1]（P414）。

关键词：康熙；不足康熙皇帝虽然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由于他所生活的时代是封建社会后期，他所代表的阶级是没落、反动的地主阶级，他所出身的民族在当时又是带有较多落后习俗的满族，兼以其他个人原因，他的一些思想、政策和行动也对社会发展产生过一些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甚至反动作用[2]（P801）。

对此略加归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双重压迫，镇压人民反抗由于康熙皇帝出身满族，政治上集中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因而在处理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时，坚持双重压迫。

为了统治的需要，康熙在全国各地驻扎重兵，在地方推行保甲法，责成地主、窑主、厂主对所属佃户、佣工严加管束，限制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的互相往来，并制定了保护满族贵族特权，满足地主阶级穷奢极欲糜烂生活，适合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大清律[3]（P110）。

使得劳动人民处于无穷无尽的烦恼和痛楚之中，从而也削弱了自己的统治。

就民族关系而言，尽管他反复声称满汉一体，不分畛域，但整个康熙年间，满族始终居于统治地位。

康熙虽然早已采取团结汉族官员和地主阶级的政策，但内心对汉人仍怀有戒心，说汉人不如满人、蒙古人齐心，“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4]（P433）。

对于清朝入关后推行的一些民族压迫政策，如圈地、逃人法、投充等，他虽然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并未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至于最为汉族人民反对的剃发、易衣冠，则更是顽固坚持。

至于汉族以外的各族人民，遭受封建官僚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更为惨重。

在西藏，农奴对农奴主和西藏地方政府负担着极端繁重的租赋和徭役，经常受到农奴主断足、割鼻、挖目、剥皮等酷刑的迫害。

如果有人不慎涉及明清鼎革、易姓换代，他就不惜撕下宽仁的面纱而大开杀戒。

在处理阶级关系时，他的确曾以封建国家代表者的身份采取过一些措施缓和矛盾，但他的政治立场始终站在地主阶级一边，因而对于人民的武装反抗，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爆发的台湾朱一贵起义，尽管他明明知道这是由于贪官污吏横征暴敛激变所致，但仍然出动军队武装镇压。

这充分暴露了他暴戾凶残的真实面目和反动本性，也对社会发展和进步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为了掩盖“盛世之瑕”，造成依然“歌舞升平”的假象，康熙论功行赏，赏赐镇压有功的军官，并特命满、汉御史各一员，每岁巡视台湾，察看民间疾苦，并定为制度。

尽管如此，也无法掩饰在清朝封建专制的社会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得血淋淋的事实。

二、坚持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康熙大力推行奖励垦荒、减免赋税、兴修水利等措施，这一点值得肯定，但真正获得实惠的是地主阶级而不是劳动人民。

在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的情况下，封建贵族、官僚、地主对人民的压迫也随之加强，他们的生活更加奢侈腐化，而广大贫苦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仍旧处于生活艰难困苦的境地。

康熙也推行了一些有利于手工业、商业发展的政策，但是这种手工业和商业主要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

康熙没有改变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重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轻视独立手工业和商业，对规模大的工矿业加以限制。

比如为解决铜贵银贱问题，康熙曾向天下士子征询良策。

当云南总督蔡毓荣提出开矿是“理财兼弭盗一法”后，立即批准实施。

并采取了一系列“任民采取”，与民同利的矿业政策，调动了商民投资矿业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矿冶业的发展。

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对这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但当十几万的矿徒聚在一处，“易聚难散”的说法不胫而走时，为了“不生事端”，加上鉴于明末矿徒造反的教训，康熙动摇了，向禁矿倒退。

执行这一政策的后果，不仅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了矿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和发展，而且一度造成矿业生产的衰落[4]（P427）。

这方面与彼得大帝的区别特别明显。

康熙的政策，加速了封建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却没有像彼得大帝那样，跳出封建经济的圈子，去为发展近代工商业作出努力[5]。

康熙经济政策加强的是封建经济，并不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创造条件。

康熙是封建皇帝，一切从封建利益出发，不能从根本上冲破封建藩篱的束缚，只能在封建秩序允许的范围内采取措施，进行改良。

康熙不及同时期的彼得大帝，主要在对新兴资本主义的态度上。

斯大林说：“彼得大帝接触了西方较发达的国家以后，就狂热地建立工厂来供应军队和加强国防，这也就是想跳出落后圈子的一种独特的尝试”。

康熙一朝在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虽然有可观的成绩，却始终没有使中国越过封建国家雷池一步，始终没有表现出某种使中国跳出落后状态的独特尝试。

并且从那以后，旧中国与旧俄国在近代工业和科学水平上，在将近两个世纪里一直保持相当距离。

①三、推崇孔孟之道，尊奉程朱理学，强化思想统治西汉中期，汉武帝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接受大臣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被封建统治阶级确定为正统思想。

由于当时处于封建社会上升阶段，兼以儒家经典的作者和传授者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在野派的思想家，因而其中阐发的思想，既对封建统治的合理性加以充分肯定，又对暴君污吏时有指责之辞。

因此，这些经典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约束自己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对于封建社会前期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宋朝以后，由于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封建社会进入了自己的后期阶段。

这时，作为儒家学说的变种，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代之而兴。

该学说因具有使广大劳动人民俯首帖耳，永远做封建统治者的顺民这一作用而颇受封建统治者的赏识，立即奉为正统思想，历经南宋、元、明，统治思想界达三四百年。

由于学术的不断发展，兼之人民反抗斗争的冲击，明朝中叶以后，程朱理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遭到人们的普遍唾弃。

尔后明清鼎革，程朱理学又失去政权支持，更加没落。

而其他各家思想却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一时间思想界出现了颇为活跃的局面[2]（P803）。

康熙皇帝由于受汉族影响也大力推崇儒家思想，加之尊重这种传统观念有利于笼络汉人，维护清王朝统治。

康熙皇帝从巩固统治的立场出发，对思想界活跃的局面不是予以支持，而是重新提倡并大力表彰程朱理学，从而使一度颇为活跃的思想界再度沉寂下来。

同时，他本人也受这种思想的支配。

虽然他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以实心求实政”的求实思想，但他在全国范围内维护着儒家思想的统治，其中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大兴文字狱。

康熙五十年（1711年）发生了“《南山集》狱案”。

当时，戴名世著的《南山集》中提到了南明的事迹，并引用了记有桂王年号的方孝标《滇黔纪闻》中的话，直接触及了清朝的统治。

康熙不允许有人敢于对清朝皇权提出非议，令刑部会同九卿严处。

牵连被捕的总计有三百人之多，方、戴两家的亲戚故友纷纷被捕拿抵京。

连被后人尊为桐城派文章始祖的方苞，也因为给《南山集》写过序，《南山集》的雕版曾收藏在他的家中，被关押在刑部大牢里。

尽管玄烨标榜宽厚仁爱，还是将方孝标戮尸，戴名世处决，不过将戴的凌迟“从宽”改为斩首。

方、戴两家的族人，一律不准逗留京城，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均被发往黑龙江地区，配与八旗人家充当包衣（奴隶）。

方苞牵连此案，也被编入汉军旗为奴，只因他的文学名声太大，才被康熙皇帝特赦，召至南书房当差。

文字狱到雍正、乾隆时更加厉害，成为清代统治者迫害持有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的借口。

除此之外，康熙也禁止、销毁过一部分不利于巩固清朝统治的书籍[3]（P112）。

这种做法严重地桎梏了人民的思想，使人们继续在这种没落思想禁锢下，没有丝毫思想自由，阻碍了当时社会的进步，对此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四、崇尚宽容，导致吏治腐败，朋党之风盛行在历代帝王中，康熙皇帝以宽仁而著名。

康熙前期，康熙皇帝以表彰清官为主，兴廉惩贪，吏治相对清明。

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增长，使大量赈济、蠲免得以实施，一定时期内某些地区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但至康熙后期，贪污大案接连发生，吏治日益宽弛。

生产虽有发展，人民生活依然困苦。

康熙默认了州县官取一分火耗，清官非一物不受，大臣收屏风等物，是面对贪污、贿赂之风的一种退让。

对高级官吏虽重点考察，但处分并不很重，有些竟予宽容了事。

有的督抚索取节礼，以“系年老大臣，著从宽免”。

广西巡抚郝浴侵欺库银九万余两，以其向来“洁己奉公”、“清廉爱民”、“从宽悉免追取”。

对指责贪官的清官，反而认为是“生事”、“残酷”、“过刻”[4]（P283）。

康熙皇帝这种概以宽容为怀的做法，不但对于澄清吏治无益，反而使得吏治迅速腐败。

据康熙皇帝自称，他之所以崇尚宽容，是充分吸取了历史教训后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

他说：“古之帝王以宽得之多矣，未闻以宽失也”。

显然，这是不合史实的偏颇之见。

正是这些偏颇之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治绩，对于社会发展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2]（P802）。

在康熙皇帝的晚年，朋党之风盛行。

内外诸臣各树朋党，互相倾轧。

主要有明珠（吏部尚书）之党、徐乾学（刑部尚书）之党、索额图（礼部侍郎）之党。

勇略将军赵良栋向康熙言及明珠等人朋党之事，康熙责其器量狭小，在不得已时也只是薄责几句，迫于谏官的直言明珠之党才有所收敛。

明珠贪污事发，康熙也只是革职了事。

督察御史许三礼多次弹劾徐乾学考试舞弊，纳贿置产，康熙也总是袒护。

不唯朝臣有党，诸王亦内结亲贵，外招门客，各树党羽，以谋夺位。

在皇帝周围的大臣结党营私，是君主专制制度官僚政治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康熙对两个集团采取袒护包庇的做法，则是他一生治绩的一大缺陷[6]。

康熙时期的朋党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权，成为康熙晚期政治混乱的主要原因，使得已经腐败的吏治进一步废弛。

五、因循保守，社会进步缓慢康熙皇帝早年在日讲诸臣的指导下，发愤学习儒家经典和各种历史著作。

通过学习，康熙皇帝颇为全面系统地掌握了传统治国理论，在治绩上也大大超出了他的同行前辈，但在团结和学习汉族的过程中也使他不自觉地陷入了儒家思想的窠臼而不能自拔。

在他早年，主要表现为盲目摹古仿汉。

凡是见之于儒家经典以及汉族王朝曾经实施者，只要有可能，不管是否有用，也不管自己是否理解，概加效法。

如：清入关后在科举考试上禁止八股取士，在习俗上禁止妇女缠足，无需丁忧守制，这本是对汉族不良文风、习俗的革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