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名称：二战后美日关系学院历史与行政学院专业名称教育硕士(历史) 研究方向历史教育研究生姓名龙本宁学号Z*********** 任课教师周倩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二战后美日关系摘要：战后，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对日本的政策由削弱变为扶植。
美国把日本变成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基地，日本也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把国家的工作重心完全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接受了“美主日从”的美日同盟，确立了“以美日关系为基石”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冷战中发挥了反苏反共的重要作用。
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
关键词：崛起美日同盟战略转型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政府决定独占日本，其基本目标是防范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
为此，美国政府对日本采取以“打击和限制”为主的政策，力图通过民族化、非军事化、发展和平经济把日本改造成为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
随着美苏冷战的不断加剧，美国迅速调整对日政策，放弃打击和限制改为支持和扶植，并开始把战略重点从中国转向日本，把日本纳入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防线之中。
日本出于对国家安全战略环境的判断和“只有务实的民族主义、没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以牺牲部分国家主权为代价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与美国结盟的政策。
在随后的冷战岁月中，美国逐步把日本建设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军事支柱，美日同盟就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日本则成为美国对亚洲大陆实施遏制的冷战前沿。
与此同时，日本审时度势接受了“美主日从”的同盟关系，奉行对美“一边倒”的外交路线，美日同盟的建立为日本的崛起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
美日同盟的调整对东亚安全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衡作用，有利于防止东亚地区危机的爆发。
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大，中国必将成为东亚地区安全秩序建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美日同盟便是遏制和防范中国的有效战略武器。
美日合作领域从单一走向多元化，从区域走向全球化，美日同盟走向强化。
一、日本的崛起（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是美国推行全球冷战战略的必然结果。
起初，美国允许日中之间开展有限度的贸易活动，但“为了避免日本过分依赖中国的资源，同时鼓励日本开辟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和南亚的替代市场”。
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被迫切断了与中国大陆传统的贸易关系，而仅仅依靠对东南亚市场的开发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日本经济复兴的外部市场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对日经济复兴的重点开始转向对日开放美国国内市场和关注西方市场、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
在国内，美国政府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使日本获得了“暂定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资格。
围绕关税减让问题，为了尽可能将日本束缚在自由市场之中，美国政府大幅度的削减针对日本的关税。
美国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国内的轻工业遭受到日本产品的猛烈冲击。
然而，出于政治上、战略上的考虑，美国必须暂时让步。
1955年8月11日关贸总协定，全体缔约国一致同意日本入关，并签署了“加入议定书”，9月10日该议定书正式生效，日本成为关贸总协定的正式成员国。
这一政策的实现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复兴、政治的稳定。
（二）日本构建政治大国地位战后，日本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尽快恢复国家主权、实现民族独立、重返国际舞台。
而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为日本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从1947年开始，美国就开始酝酿单独对日媾和的问题，但由于军方和国务院之间对此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致使媾和进程进展缓慢。
日本政府清楚的认识到，仅靠日本的一己之力重返历史舞台难上加难。
因此吉田政府积极派人赴美就媾和问题进行活动。
经过两国政府不懈的努力，日美双方在相对取得一致的基础上于1951年9月8日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和约》。
通过该条约日本结束了同48个签字国之间的战争状态，恢复了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此后日本开始以自由国家的身份重返国际舞台。
二战后日本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借助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所提供的契机实现战后反败为胜却是不容置疑的。
亚洲冷战对峙的格局凸显了日本的战略价值，成为美国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桥头堡。
为了将日本束缚在自由世界、绑在美国的战车上“美国竭尽全力的扶植日本”与此同时“日本秉持“只有务实的民族主义、没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以战后独特的国际格局为杠杆、借助于优越地理位置、充分利用美国的倚重，成为冷战最大的赢家。
如今情况出现了变化，由于日本国家正常化的发展，美日关系的这种主从地位开始受到较为严重的挑战。
冷战后，日本谋求摆脱战败国地位，成为普通国家的“国家正常化”意愿渐见强烈。
但是在追求这种“普通国家地位”的时候，存在着两种发展倾向：一种是希望借助美国的支持，积极谋求摆脱和平宪法对日本军事力量和军事作用的束缚，通过修宪强兵和追随美国，让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从而成为政治大国；另一种倾向就是强调自己的民族独立性和自主性，摆脱对美国的依附关系，从而独立地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因此，日本国家正常化的进程对东亚地区来说具有消极和积极的两面性。
二、“美日主仆关系”时代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日同盟对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冷战期间，美日同盟是遏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桥头堡”。
美国确立了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完全按照自己的价值体系对日本实行一系列民主改造计划。
1951年9月8日，美日签署《旧金山合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1952年2月的《日美行政协定》，这些“非对称性”规定为美日同盟关系的确立提供了法律基础，并构成了美日同盟的基本框架。
鉴于冷战的国际形势，日本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把国家的工作重心完全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接受了“美主日从”的美日同盟，确立了“以美日关系为基石”的外交与安全政策。
1981年5月，日本首相铃木善幸访美时与美国总统里根发表联合声明，双方首次共同使用了“美日同盟”的表述，这一表述使美日同盟关系得到进一步确认。
日本首相中曾根1983年初访美时对里根总统说，“美日两国是命运的共同体”，“日本列岛可以起到不沉的航空母舰的作用，积极支持和配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政策。
”在冷战的背景下，日美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需求，结成军事同盟关系。
日本在美国的核保护下，为自身的生存和安全赢得了发展空间，客观上促进了美日同盟关系得到实质性发展。
三“美日伙伴关系”时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军事实力的日益强大，美日共同利益的增多，美国战略的东移重返亚太，美日同盟又开始出现了逐渐强化的趋势。
冷战结束后，日本大国主义思潮进一步得到发展，希望与美国实现关系对等，抬升日本的国际地位。
日本强调要与美国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
在日本的强烈要求下，为了适应世界形势的新变化，美日开始调整同盟关系。
1996年4月的《日美安全联合宣言》扩大了日本在亚太地区内的安全责任和军事作用，作为日美合作的必要前提，使日本在双边安全合作中从“配角”上升为“主角”，实现了与美国的平等伙伴关系。
美日同盟走向强化，合作领域从单一走向多元化，从区域走向全球化。
2003年5月，美日首脑共同确认美日同盟是“世界中的美日同盟”，其涵义非常明确，即美日同盟的全球化。
美日同盟的适用范围，在冷战结束后从远东到了亚太地区，再转向全世界。
2005年2月公布的“共同战略目标”明确界定了美日同盟的全球性质，指出其全球共同战略目标包括: 促进人权、民主和法治等基本价值；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消除恐怖主义；加强联合国的作用；稳定全球能源供应等。
美国学者科萨认为9·11事件以来美日“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大大超出美国的期望”。
2010年9月，中日钓鱼岛撞船事情发生后，美日同盟迅速强化。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会见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后公开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美国参联会主席麦克·马伦表示：“很显然，我们非常非常强烈地支持我们的同盟日本”。
美日同盟试图构筑亚洲版“北约”。
近年来，随着战略重点的转移，美国的亚太盟国在美国全球和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突出。
美日两国欲将同盟关系推向全球的另一个表现是积极构筑包括澳大利亚、印度在内的“四国联盟”，或称亚洲版“北约“。
亚洲版“北约”最初由印度学者提出，却由美国一直主导实施。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没有放松在亚洲编织美国领导的安全体制。
让传统盟国参与反恐战争，配合美国反扩散行动，支持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四、中国崛起对美日关系的影响应对中国崛起的威胁，是日美同盟日趋走向全球化的推动力之一，但日美在对共同“威胁“的认知水平和感受程度方面仍然存在差异。
显然，日美加强合作主要是出于防范的目的，这种防范政策不同于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具有强烈对抗性的遏制战略，两国对中国的态度都是极为复杂的。
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点是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全面主导地位，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危及美国利益的强国或势力。
一方面，美国不愿意任何地区出现一个强大的权力源，希望地区各国之间有适度的不和与紧张，呈现一种便于美国从中主导的平衡态势。
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希望地区国家关系过度紧张，乃至爆发冲突，因为这样会拖着美国卷入冲突，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因此，美国竭力平衡东亚地区的力量对比，使中日矛盾处于自己可控的水平。
日美同盟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便是所谓的中国崛起“威胁”和“全球反恐”。
也可以看成是美国利用日本推行全球霸权战略，日本利用美国走向政治、军事大国所进行的利益交换，其根基是不牢固的。
虽然日美同盟互相需要、互相利用的局面仍将保持，短期内日美同盟不会破裂并能继续得到加强。
但从长远来看，由于日美两国间存在着诸多无法消除的矛盾和分歧，日美同盟的走向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日美同盟全球化和制约全球化的因素同时存在。
美国的世界战略需要日美同盟全球化，也就是说美国是推动日美同盟全球化的主要动力。
虽然日美两国都强调要加强日美同盟，但日美同盟的深层矛盾却日益显现。
并且，日美两国都不愿公开表明的重要中国因素的影响是双向的，如果中国能成功地快速崛起，将是制约日美同盟全球化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1、肖伟《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2、尚书《美日同盟关系走向》[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年3、崔丕《美国关于日本战争赔偿政策的转变》[J] 世界历史,1995（4）.4、邓峰《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与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进程》（1948——1955）5、许刚《冷战后美日同盟的演变及其发展前景》[J] 法制与社会,2010年8月6、刘江永《跨世纪的日本—政治、经济、外交新趋势》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年7、周志伟《美日同盟能否走向正常化》[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03）8、赵葆珉《美日同盟的裂痕》[J].国际观察，2005（06）。